最近，一首菲律宾神曲火了。
《Emergency Budots》在TikTok上掀起了全民舞蹈challenge。
甚至美国副总统候选人Kamala Harris的TikTok官方竞选账号也借助Budots的热度赶了一波时髦。
不仅是国外，抖音#emergency这一话题也有26.7亿次播放。
前有越南后有菲律宾，东南亚音乐开始崛起了？
东南亚，华语乐坛的营养剂？
闯荡全球的风，也刮到了东南亚。
单曲《Gento》持续席卷全球短视频平台，引起各国艺人扎堆参与。
《Bazinga》更是盘踞Billboard Hot Trending Songs七周榜首，打破了BTS此前在该榜单创下的纪录。
泰国就更不用说了，哪怕是在国内，T-pop明星也是流量来源。
不断登上热搜的同时，更是频繁出现在内地的舞台上。
去年，深圳举办了首个全泰星音乐嘉年，一口气请来18位泰国艺人。
Billkin、PiXXiE和Tilly Birds这些著名艺人甚至将T-pop带到了瑞典、墨西哥、德国和法国。
越南也是如此，之前我们就专门聊过V-pop的盛世。
其实，说东南亚音乐“崛起”并不太恰当，准确的说应该是“反扑”。
因为他们的音乐早就辐射过国内音乐市场，他们的音乐人更是华语乐坛的“营养剂”。
2000年前后，华语乐坛一大半都是新马歌手。
1997年，金曲奖临时设立“世界华人作品奖”，马来西亚歌手巫启贤和新加坡歌手陈洁仪分获最佳男、女演唱人人奖。
“情歌天后”梁静茹是马来西亚人。
获得“金曲歌后”次数最多的女歌手蔡健雅是新加坡人。
打败周杰伦拿下金曲奖最佳新人的孙燕姿也是新加坡人。
2008年，蔡健雅和马来西亚歌手曹格分获金曲歌后、歌王。
尽管华语乐坛被不断唱衰，但新马歌手在2010年之后却愈战愈勇。
林俊杰两度封王、蔡健雅两度封后，而戴佩妮不但自己拿了金曲歌后，她组建的乐队佛跳墙还获得了最佳乐团奖。
戴佩妮和陈绮贞
在创作上，他们也毫不逊色。
Ricky Ho（何国杰）从80年代末开始为飞碟唱片旗下歌手编曲，王杰、小虎队、林志颖和郭富城等歌手早年的唱片里，都印有他的名字。
1993年，他编曲的《潇洒走一回》获得金曲奖年度歌曲，是新马音乐人参与华语乐坛产业链条的重要锚点。
怎么就反扑了？
这几年，东南亚音乐的势头越来越猛。
要知道，就在前几年，东南亚自己的本土音乐要么是欧美翻版，要么是日韩翻版，怎么这几年开始反扑了？
从内部来看，东南亚本身就有丰富的人才储备。
除了人口红利外，得益于其文化杂糅、包容的背景，宗教中的儿童唱诗班文化也在本土绵延。
“全民声乐”教育从娃娃抓起，小孩从小就在公共场所演唱高技巧、高难度歌曲传递福音。
菲律宾就被一度称为“Vocal大国”，全民均拥有一定的音乐素养。
Regine爆红国际后，上至官方下至民间，开始全民普及Regine唱法。
Charice席卷国际乐坛后，菲律宾更是进一步加强声乐演唱教育。
因此，即便是偶像产业，菲律宾偶像的业务水准也相对有较好基础，极大提高了表演观赏度。
这也吸引其他国家的经纪公司试图在此挖掘潜力股。
去年6月，环球音乐就收购了泰国RS集团多数股权，超过900名P-pop艺人被纳入环球旗下。
从外部看，也离不开流媒体和短视频平台的加持。
虽然东南亚的互联网普及率比不上国内，但他们使用的是全球性社交媒体。
这就增强了他们音乐作品的海外破圈能力。
同时，东南亚又因为极高的付费意愿吸引了流媒体平台的进入，这就为他们的音乐走入国际乐坛提供了被发现的机会。
比如自去年以来，Spotify就为P-pop流媒收听贡献了250%的增长。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愿意学习其他国家的音乐模式。
由于韩国的K-pop人才基本被开发殆尽，日本有着自己的音乐模式，中国又存在着限韩令，所以韩国经纪公司都瞄准了东南亚这片富矿。
东南亚国家也意识到投资文化娱乐重要性，所以开始允许K-pop经纪公司在此挖掘人才、开设门户，并效仿其严苛的练习生训练体系，打造本土化偶像产业。
由此，部分韩国经纪公司也将K-pop的培养模式带入东南亚，不仅出现与本土公司的联手合作，还出现了一批在当地建立子公司、打造纯血艺人的韩国经纪公司。
这样他们就相当于引入了K-Pop和欧美词曲制作人，通过与其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就能保证本土的歌曲制作接轨国际化团队。
为什么是东南亚音乐？
前面提到过，东南亚音乐人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占据了华语乐坛半壁江山。
为什么面积狭小的东南亚能培养出这么多优秀音乐人？
这就不得不提到“新谣运动”。
它是“新加坡年轻人自创歌谣”的简称。由于80年代初，新加坡实行“去华文”的教育改革，社会和政府对于华文教育的挤压，使得最后一批接受华文教育的校园音乐人发起了对于母语文化的声张。
音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形式。
在这场提倡华人唱华语歌的“新谣运动”中，诞生了一批优秀的创作人才。
而他们中的佼佼者，日后也开始尝试“反向输出”，比如许环良、巫启贤、李偲菘、李伟菘。
“新谣时期”的许环良（左下）和巫启贤（右上）
李偲菘、李伟菘兄弟二人是培养并力推了孙燕姿的贵人，参与创造了孙燕姿个人的辉煌。
孙燕姿出道以来的9张专辑都由李氏兄弟制作，这9张专辑基本囊括孙燕姿的所有名曲。
李偲菘、李伟菘和孙燕姿
可以说，也许没有李氏兄弟，就不会有当时孙燕姿对于华语音乐的接触。
而海蝶音乐的创始人许环良，更是发掘了陈洁仪、阿杜、林俊杰、蔡淳佳等一大批新马音乐人。
音乐人是有了，但怎么把他们的影响力扩大到中国市场呢？
这就和华语唱片业的全球化专业分工分不开。
李宗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说，华语乐坛流水线是新马制作+台湾秀场+内地接盘。
也就是内容制作在新马、传播靠台湾综艺节目舞台、消费市场则主要在幅员辽阔的内地。
传统唱片业遵循的是“古腾堡经济”模式：大规模投资、专业化分工、大众化消费。
港台市场毕竟狭小，而内地音乐产业起步又晚，所以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的音乐内容产出能力就已经变弱了，唱片业越来越依赖“外包”。
再加上海外巨头的入场，借助全球化分工和分销，实现资本收益最大化，成为大势所趋。
而分包性价比最高的“新马”自然就成为不少唱片公司的选择。
所以，虽然表面上看，台湾的流行音乐产业依然风光无限，但实际上有大量的内容资源、人才的产地都不在台湾了。
两相加成，21世纪前后，“新马歌手”就蜂拥而至。
新加坡有孙燕姿、蔡健雅、阿杜等，马来西亚有曹格、梁静茹、戴佩妮等，“新马歌手”的影响力达到历史巅峰。
如果说之前的“华语乐坛”是“港台乐坛”，那当孙燕姿打败周杰伦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的那一刻，“华语乐坛”就真的是“华语乐坛”了。
属于港台的“传统唱片业模式”正在成为过去，互联网时代的音乐又被东南亚抢先一步。
接下来该轮到华语乐坛犯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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