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隘民族主义让一位曾经有良知的以色列学者变成了种族屠杀的帮凶。这个人叫本尼·莫里斯，他最近在采访中表示以色列从未轰炸过任何医院，在加沙也没有发生种族灭绝。
乍一听，大家觉得这个人很无耻但也很正常——这样表态的以色列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媒体人、学者，绝非一个两个，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此人不一般。几十年前，他还是以色列“新历史学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和以色列左翼历史学家帕佩一样，他发表过关于以色列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对有计划地驱逐巴勒斯坦人、屠村并犯下其他战争罪行以及实施种族清洗的证据。
然而，几十年后，他已经站在殖民者一边，替种族屠杀涂脂抹粉了。他和帕佩也从同一个学派的“战友”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论敌。
其实这不奇怪，因为莫里斯和帕佩本来就是两种人。帕佩至今自称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而莫里斯长期为以色列七十六年以来的种族清洗找借口。
虽然他和帕佩都发现了七十六年前的战争罪行，但莫里斯的说法是“以色列不得不这么做”、“以色列是为了自卫被迫这么做的”。
让人再次想起梅厄夫人那句经典而恶心的话：我们不能原谅阿拉伯人逼我们杀死他们的孩子。
首先，这告诉我们，意识形态影响文科学术研究。或者不妨说意识形态是某些文科学术研究的基础。意识形态影响人们对同一件事情的解读。久而久之，意识形态差异会影响学者对事实的选择。任何人如果宣称自己的研究与意识形态无关并且绝对中立，都是在骗人。
帕佩的社会主义思想，注重人与人的平等，淡化民族差异对政治凝聚力的影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淡化了巴勒斯坦人和欧洲犹太教后裔的差异。他们首先都是人。这让他能够毫无包袱地摆脱锡安主义的种族主义成分、应许之地和选民等政治或信仰元素对自己的影响。因此，他能够接受和尊重巴勒斯坦人属于当代意义的原住民这个事实。
莫里斯则显然无法摆脱自己眼中犹太和阿拉伯（实际上是欧洲和亚非拉）之间的差异。就跟很多人觉得中国人不是人一样，他们这种人觉得巴勒斯坦人不算人。他们的一切辩解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所以，无论在哪里，真正能稳定地、没有包袱地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是社会主义者。这超越了其他任何的有可能产生政治凝聚力的元素，不管我们是否愿意。
我无数次看到信伊教的朋友感叹——某些国家还算穆斯林吗？他们为什么对加沙的惨剧熟视无睹？我也更多次听到阿拉伯朋友指责同为阿拉伯人的某些人毫无同情心，毫无同理心，也听到中国网友或嘲笑或恨铁不成钢地感叹“阿拉伯人不团结”。
朋友们，这难道很奇怪吗？如果你想从伊、阿身上找文化认同感，没问题，大大方方地找，你不会失望的。可是，如果你打算从这些概念上找政治认同感（特别是跨区域的认同感），那就做好随时失望的准备吧。
如果泛伊能靠得住，就不会有之前所谓亚伯拉罕大和解的闹剧；如果泛阿拉伯靠得住，埃及就不是今天这个埃及！但是，这并不是伊、阿有问题。换成什么教、什么族都一样。假如失去了社会主义元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很难建构的。如果只因为姓汉姓、说汉语、用汉字就能团结一心，新加坡就不会骑墙，台毒就不会横行。
所以说，我们汉族或任何中国民族，并不比你们更“优越”。教、族，只是政治精英拿来制造政治凝聚力的文化元素，是需要后天不断洗脑的，而且往往跟内部的经济差异矛盾。但同一个阶级人民之间的同情，一旦觉醒，在一个人的内心里是很难消除的。
一个中国老百姓想象不到中国某些富人的奢靡生活，正如我们也无法想象迪拜富人、纽约富人如何生活。但我们不难想象世界各地排队找工作、等工资交房租的人可能是什么感受。所以，如果锡安暴行让你痛恨定居者和侵略者，这理所应当，天经地义。但是，如果这件事让你痛恨的是所有你认为从属于某个族的人——那倒不如多让自己想想历史上伊、阿这些元素多少次辜负了巴勒斯坦人民。找错了朋友，就可能也找错敌人。
没有哪个教、族一贯而一致地支持抵抗——否则也就没有逊尼和什叶的分裂了。一个文化进入稳定态，总会有既得利益者脱离人民，不再记得曾经的疾苦。至于民族更是如此：哪个族作为一个整体支持抵抗？就算我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也要考虑那些投降派和汉奸的存在。
因此，希望各位朋友们在中国互联网上了解一件事，即大部分中国人民对各位的支持都与民族和宗教无关。如果有关，中国只有两千万人支持大家，百分之二都不到。
实际上这个比例有多大我们虽然不确定，但很可能数十倍于此。我本来觉得不应该对受苦难的人民“说教”。不过，友好探讨也不是说教——毕竟找错了目标，成功的概率也就变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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