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集中劳动了数月后，我们15个人就分到了各个生产队劳动，有的还担任了干部。具体分工是：朱慧、李义、张仲华和我到青年队，朱慧任青年队队长；张军安、邵庆义、俞国盛、乔西庆到大田队，张军安任大田队队长；韩钊去妇女队任队长；李亚群当电工，蔡建新当木工，孟菊慧到林业队，姜艳到科研队，吴建利喂猪，崔勤是赤脚医生。
当时的农村男女劳力同工不同酬，女生干的活一点不比男生干得少，可是评工分时，最高只得６分，而男生最高的能评到９分，等到年终分红时，男女生的差别就显露出来了。为了避免这个矛盾，我们小组提出了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即把所有分得的钱加到一起，再用１５除，平均每人分到的钱数是一样的。此外在财务和劳动工具等方面，也实行小组共有，谁缺什么，就拿什么。这样一来，也好也不好，好的是用起来方便，不好的是工具损坏和丢失的比较严重。在此情况下，我们选蔡建新为我们的后勤部长，全权掌管钱财物，计划用粮，计划用钱。小组同学分红时总要扣除一部分钱作为小组的公积金。
做饭也是一样，无论男生女生，每人一天，轮换进行，邵庆义做饭最有特点，也管得最严，通常下工后，同学们都比较饿，见到厨房有什么就抓什么吃，别的同学做饭基本上不管这个现象，轮到庆义做饭可不行，他手里拿着勺子，厉声喝道：“都先别动，饭还没好呢！等好了一起吃。”大家看他那么认真，也就不抓着吃了，先到一边干自己的事情。
当时知青饭量很大，常常不够吃，我们就向队里借，第一年就借了１５００多斤玉米，就这样，还是不够，可又不能老借，大家只好弄来７麻包糠，混在玉米面里一起吃，由于缺少油水，刚吃完饭时撑得要命，可干起活来不久，肚子就骨碌碌地叫了。由于我们经常吃糠，不少同学从此落下了肛裂的疾病。
大约１年以后，小组同学才吃上白面，有的同学竟一口气吃了8个大馒头，但干起活来，同学们仍是不惜力气，尤其是女生。姜艳为此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公负伤，回西安治疗。
小组同学的家长都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看待，邵庆义妈妈主动把姜艳接到家里住，我妈妈和小弟，每天用自行车推着姜艳去医院看腿，其他同学的家长也是隔三岔五地来邵庆义家里看望姜艳，想尽一切办法让她的腿痊愈。可惜最终也没能治好，按当时的政策，姜艳可以办理病退手续，但她回到队上还是帮助小组同学搞内务，实在不舍得离开这个温暖的集体。插队的日子虽然艰苦，但同学们之间那种友情却是那么的真挚，那么得让人难以忘怀。
姜艳最后还是办理了病退返城手续，她走的那天，大家都来送行，我因特殊原因没送成。送行的人都流下了难舍难分的眼泪。姜艳和大家依次握手，然后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的离开了大家。
姜艳后来参加高考，可惜没能考上，分到公安局工作，干起了人民公安。就这样风风雨雨，摸爬滚打，与坏人顽强斗争，并多次立功受嘉奖。我们因在公安战线有如此优秀的同学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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