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文浩：清初杜诗学的转型

宋元以降，古籍笺注的各种方法被逐步纳入杜集之中，至明代时，杜诗笺注的要素已基本完备。无论是关注杜诗中的知识性，如注语典、注事典、注地理、注职官、注史实等；关注杜诗声律，如注四声、注韵部、注读音等；关注杜诗诗法，如注题解、注章法、句法等；关注创作意图，如注主旨、注意脉、注心理等，历代杜注均已有所体现。此外，编纂体例上，分体、编年、分类、分韵等形式也相继出现。这使中晚明别集笺注形态更加丰富，但同时也使后世注者，要么在体例上力求简明，要么于某一笺注路径上深耕，难以产生注释的“新元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杜诗笺注的创新已然停滞，对具体笺注方法的选择与价值评定正是另一种创新的途径。新的杜诗笺注并非对旧有笺注方法简单承袭，而是选择性的使用、重修、整顿了旧有元素，形成新的文本结构。布拉格学派研究文学史强调追溯文学结构的演化。研究杜诗笺注模式的历时性变化亦当关注注者如何使用旧有笺注方法构建新的阐释方向。换言之，笺注方法的转变不只呈现为静态的文本差异，更隐藏在不同注者在更广阔的文本空间中通过筛选注释方法来阐释自己意图的动态过程之中。顺康时期杜诗笺注中趋同的话语元素与注释方法展示出由晚明至清初杜诗学的转型。

别集笺注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体例，既为诗学理念选择样本，又通过文本批评展示诗学理念。万历以降，诗学呈多元化发展，一方面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格调诗学仍具广泛影响力，另一方面公安竟陵强调性灵真情之论已然崛起。这一情形在杜诗笺注的体例、方法及内容上亦有所表现。例如，汪瑗推崇格调诗学，强调对诗歌文本的严密分析与诗法研究：“新安先辈为诗宗李空同先生，专肆力于杜，莫不精敷严审，章句字法，务诣于神化之域”（汪瑗《杜律五言补注》）。郭正域则反对格调，强调性情，其《批点杜工部七言律》称“流俗小眼，但晓声貌。若不以声貌而以神情，不合而合，罕知其合矣。”（郭正域《批点杜工部七言律》），其论“诗不必盛唐”（郭正域《合并黄离草》）正与格调“诗必盛唐”相反，四库馆臣称其“欲矫七子摹拟之弊”“是公安之骖乘，而竟陵之先鞭也”。（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

仍需注意的是，晚明注杜并未完全拘泥于某一宗尚。汪瑗亦关注作者性情，欲使“千载隐衷，一朝得暴”。郭正域亦言：“夫不祖三百篇，不渔猎汉魏六朝，而求子美于子美，吾未见子美也”，宗法诗歌传统。这展示了晚明诗学与别集笺注的复杂形态。晚明诗学最大的弊端是格调末流过分强调模拟、重视“诗法”而“伪”，公安竟陵过分强调性灵、重视“意趣”而“俗”。因此折中两论，成为论诗者救诗弊的途径，“意”“法”亦成为论诗的关键词。在杜诗笺注中，这种调和尤为明显。如林兆珂《杜诗抄述注》虽称“可解者词事，解而若不可解者神理也”，但主张注杜应“直得神理于词事之表”（林兆珂《杜诗钞述注》），“法”“意”皆解。邵傅《杜律集解》倾向于诗法的发明，“凡作中句法字法，辨之详允，而章法益研究焉。因得诗之所谓律者三大义：曰乐，取其条理和也；曰法，取其拟议当也；曰师，取其仗队整也”。然仍称“诗尚章法，而次句法，次字法，皆所以达意也”。（邵傅《杜律集解》）。赵统《杜律意注》以“意”为主，认为“前人注之多不似，为不得其意、自丽其文耳”。主张“注杜乃吊杜也”。虽明确表明“文”不及“意”，却也推举七律的诗法典范：“七律以诗学相尚，推类解意诸体可兼也。”（赵统《杜诗意注》）赵统还在卷前注明杜律韵部及拗体，以便引导初学读者学诗。

通过杜集笺注指导初学进行诗歌创作的特点在晚明较为突出。杜诗笺注在作为诗学样本的同时，更成为学诗指南。如邵傅《杜律集解》因解释杜律创作方法使“业诗者争凭之作蹊径，以入杜氏门墙”。傅振商的《杜诗分类全集》站在性灵立场，认为应“从真性情间觅少陵”。但将对杜诗性情的笺释指向学诗，认为学作诗者，当以性情为核心，才能言“貌似”。“今学公者，未能如公之性情，忠态未尝值公之奇穷，而虚摹忠孝之语，妄设困楚之境，琢句步影，以为胸翰墨。……即貌其似，不过作优孟戏。”（傅振商《杜诗分类》）也有注者提出，无论笺注“意”“法”焦点皆在“诗”，为创作张目。正如张伯伟所言：“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意法’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出现在明代”，而明代“意法论”集中于“创作论”（张伯伟《“意法论”：中国文学研究再出发的起点》）。

清初杜诗学虽在笺注元素、方法上未有突破性的创新，但在继承晚明注杜遗产的同时，通过“文本结构”转型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第一，重“意”之实证，以打破刘评、虞注的影响力。刘辰翁批点本于元明影响甚广，明代单复即云：“近世咸重须溪刘氏评点杜诗，家传而人诵。”（单复《读杜诗愚得》）清初钱谦益仍称“元人及近时之宗刘辰翁，皆奉为律令。”（钱谦益《钱注杜诗》）然刘评“使读者得于神”（《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的理念，因读者个体的差异性只能使“意”妙悟于审美想象中，难以落实在文本上，因而流于空疏、失于实证。“清代注家，务实学，尚考证，此种空泛之评语，不着边际之论调，已不为读杜者所重视矣。”（周采泉《杜集书录》）针对刘评之弊，顺康时期所采取的方式是通过知识性考据及诗法分析，将“意”具体化，加强实证性。虞集注本，“世之读杜律者犹以为指南”（颜廷榘《杜律意笺》），其问题有二：一只律体，不涉全集；二以分类体例编纂，此编纂法影响了晚明诸多注本。在“创作论”层面，这有助于读者创作时翻检相关题材。但在“批评论”层面，分类编纂难以凸显出注者意图。清初杜注基本上抛弃了分类法，在继承杜诗注“意”的基础上，采取编年体例为“意”实证。这是对晚明“性灵”的矫正。

第二，重“意”之批评。诗歌创作在晚明已经成为底层士人的日用需求，这从诗法类着作的广泛刊刻可见一斑。然而，明清易代后，日用的、消费性的创作指南遭到打击，加之科举对诗歌的规避，清初底层士人的诗歌创作失去了土壤。掌握诗学话语权的上层士人在总结明代诗学时尤贬斥格调诗学，且易代的遭遇又重新赋予杜诗“诗史”“性情”的古老主题。对格调的矫正使杜诗笺注对“法”的关注下降，对“意”的关注则增强。亦使“杜诗”从“创作指南”转变为注者“还原老杜”的“着作”，“意”从“性情”的“创作原则”转变为对杜甫个人品行与意图的阐释。正如张伯伟说，意法论“从创作论转移到批评论，则到清初才出现”。

由此，清初杜诗学实现了转型：在理念上，“意升法降”，笺释“法”成为“意”的附属品，如陈式认为“意”天然包含了“法”，“无意不成诗，无用意之意，即不能达意，故曰意兼乎法。”（陈式《问斋杜意》），张溍亦云：“文之至者，止见精神，不见语言。”（张溍《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在话语模式上，以“子美复生”式的口吻强调“意”的确定性，如顾宸云：“子美之面目始复生，精神始大焕发也”（顾宸《辟疆园杜诗注解》），张羽云：“径将子美心肝和盘托出”（张羽《杜还七言律》），吴见思云：“千载之活杜公出矣，其真公之知己也欤。”（吴见思《杜诗论文》）；在编纂方式上，几乎被编年法垄断，陈式、张溍、吴见思、卢元昌等杜注，无一例外都使用了编年体例，陈式直接表示：“举俗儒俗学之分体、分类，一切屏去，直取宋元以来相传编年为断”，目的在于“得意之方也”（陈式《问斋杜意》）；在注杜方法上，强调“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实证，如《钱注杜诗》“诗史互证”法影响深远。这都与晚明注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清初注家在继承晚明杜诗笺注遗产的同时，通过对笺注方法、体例的重新选择，实现了对杜诗阐释的全面重构。这一转型体现了“意升法降”的理论趋势，强调注释的实证性与批评论的深度。通过重审清初杜诗学的转型，不但有利于梳理杜诗笺注的流变路径，也为理解文学批评与别集笺注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作者：蒋文浩，系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