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翔：德尔智与十三世达赖喇嘛晋京期间史事探析

概要：德尔智是近代藏事研究中一个绕不过去的角色，他对十三世达赖喇嘛有着长期的重要影响，也始终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任。利用多语种史料，对十三世达赖喇嘛晋京期间一些史事及德尔智的活动进行详细考察，不仅有助于弄清德尔智在近代西藏事务中扮演的角色，也有助于辨析十三世达赖喇嘛政治态度的变化过程。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4期，第169-180页

俄国籍布里亚特蒙古人阿旺·德尔智是近代西藏地方史上的一个重要角色，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后一直对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俄国方面的档案显示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晚年，当时苏联方面仍然利用德尔智来接近十三世达赖喇嘛。对德尔智的研究，国内学界传统上认为德尔智是沙俄派到我国西藏的间谍，而包括俄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外学者则认为并无确凿证据显示德尔智忠于沙皇及其政府。俄国学者尼古拉•库里肖夫（Nikolai Kuleshov）仔细研究了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AVPRI）的俄中关系档案全宗（Fund Chinese desk），显示德尔智第三次赴俄时，俄国政府非常谨慎，对德尔智身份的认识还是模糊不清的，只知道他在西藏地方政府中有很大影响。  那么对德尔智重新审视，不仅可以查漏补缺，纠正一些固有认识，更重要的是为研究近代西藏提供一个新的角度。以下通过当时驻北京的西方外交官、情报人员的书信、回忆录以及德尔智的传记，对照国内外的档案，系统梳理十三世达赖喇嘛晋京期间的一些史事及德尔智的活动，并从这一角度探讨这个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政治态度发生变化的过程。

一、德尔智在近代西藏地方政府中的职位

德尔智1854年出生于布里亚特，全名阿旺·德尔智，藏名为阿旺洛桑。1873年，德尔智跟随他的经师群培·贝桑波第一次前往拉萨，成为哲蚌寺郭莽扎仓的一员。培•贝桑波担心其俄国人身份暴露将会受到“可怕的惩罚”，于是决定返回库伦。其后，德尔智在库伦接受了比丘戒，并得到一些德高望重的大喇嘛的指导。1874年底八世哲布尊丹巴抵达库伦坐床，德尔智被推荐为哲布尊丹巴的十三个怖畏金刚（Vajrabhairava）之一。之后,德尔智前往五台山，经过数年学习，跟随五台山扎萨克喇嘛前往拉萨。1880年，德尔智重返拉萨，在对三大寺进行了大量布施后，再次进入哲蚌寺的郭莽扎仓学习。1888年，德尔智获得最高等级的格西拉让巴学位，被指派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七个侍读经师之一。

在以往的研究中，德尔智以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经师或侍读堪布的身份为人所知，但由于十三世达赖喇嘛晋京期间，清政府的关切主要集中在体现主权归属的觐见礼仪方面，对十三世达赖喇嘛随从的记录只是草草带过，甚至内容颇丰的《内厅侦察达赖报告》对达赖喇嘛手下堪布的记载也较为随意，只是简单以汉语姓氏代称，难以辨别他们的身份。不过，通过对国内外不同文献记载的对比研究，还是能找出线索，对德尔智在近代西藏地方政府中的职位进行探讨。

德尔智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中是1896年底。年谱记载，“派遣果芒侍读达尔汗大堪布罗桑昂旺和办事代表增准坚赞平措等一行到尼泊尔”。根据各方资料判断，该记载时间有误，德尔智与坚赞平措前往尼泊尔的正确时间是1901年，达赖喇嘛第三次派德尔智经由尼泊尔到印度，再前往当时俄国黑海西北岸城市敖德萨，德尔智的职位是“达尔汗大堪布”。德尔智自传记载，德尔智1900年从俄国返回西藏后，被达赖喇嘛提升为大堪布，即授予了“堪钦” 的职衔。根据俄国对外政策档案，  1901年德尔智第三次赴俄，在圣彼得堡等待召见时其提交给俄国外交部的介绍性自传中称上一次回到西藏后，达赖喇嘛“提升我为三品僧官大堪布，并在一切政教事务方面拥有发言权”。

德尔智并非正式的僧官，他的职位在某种程度上是象征性的。正如戈尔斯坦所说，“许多品级很高的官衔，如达尔罕和堪钦，并没有相应的职务或机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象征性的职位并不意味着没有权力，要视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亲近程度而论。这一点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日后的几名“坚赛” 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如与“坚赛”土登贡培类似，德尔智同样供职于达赖喇嘛的内侍系统。由俄国学者亚历山大·安德耶夫（Alexander Andreyev）在俄罗斯科学院发现的一份德尔智的手写自传，提及了1904年陪同十三世达赖喇嘛从拉萨出走时的几位堪布。其中德尔智对自己的称谓是参宁堪布，同样的称谓也出现于190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给沙皇的信函， 1910年在大吉岭的达赖喇嘛给德尔智的信中称他为“我们仁慈的首席参宁堪布”。安德耶夫也提到一位曾在19世纪90年代到访拉萨的卡尔梅克人在其着作中称“一位有权势的森本堪布称自己是布里亚特蒙古人”。虽然这个时期拉萨一直有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存在，但能身居如此高位的，就只能是德尔智。而森本堪布是堪穷四品官，这也可以佐证德尔智1900年第二次赴俄后才被擢升为三品的堪钦。

德尔智因长期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左右，从内侍系统的侍读经师开始，逐步升为四品堪穷，任森本堪布；1900年从俄国返回后，擢升为三品堪钦，任主管逻辑学、因明学的参宁堪布。

二、初到京城即求于俄、美

190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库伦后，派德尔智前往俄国寻求援助，但在日俄战争中处于下风的俄国不愿在这个时刻再引起纠纷，要求达赖喇嘛耐心等待。1905年，俄国国内爆发革命，沙皇政府忙于处理国内纷乱，同时以维特伯爵为首的自由派再次掌权，首先确定了收缩“不切实际的外交政策”，与英国实现了外交媾和。于是，达赖喇嘛等到的只能是一些空泛的承诺与安慰。在清政府的不断催促下，1906年10月31日（农历九月十四）达赖喇嘛到达塔尔寺，并于1908年2月到达五台山，准备晋京。

根据德尔智的自传记载，在得知达赖喇嘛即将晋京后，便迅速前往北京与他汇合。到达北京后，德尔智先造访了俄国公使馆，此时的俄国公使是廓索维慈。公使明确告诉德尔智，“俄国涉及支持东方统治者的时代结束了”。这使德尔智非常不满，随即威胁“如果俄国不提供帮助，他将不得不去找英国人”。廓索维慈则说他已经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协商过了，德尔智不会得到他想要的，最后廓索维慈建议德尔智在这个问题上寻求没有利害关系的美国公使柔克义的帮助。

德尔智与柔克义的会见被安排在10月21日（农历九月二十七），除了德尔智外，还有另一名达赖喇嘛的亲信堪布随行，  很可能是与柔克义已经在五台山见过面的德瓦堪布。  由于柔克义会说藏语，可以想见，此次会见德尔智可以与其直接交谈。从柔克义的记载发现，他对德尔智的印象很好，称德尔智是“是彬彬有礼的”，但认为“他并没有比其他西藏人更了解这个世界”，而是“非常忠诚于他的宗教和达赖喇嘛本人”。

此次会见的主题在于德尔智想要寻求美国的介入，因为“达赖喇嘛听说中国（中央）政府想要在西藏的内政方面进行重大的改革。但他不知道这种改革的性质和程度”，为此达赖喇嘛想要咨询柔克义的意见，“是否应该留在北京，直到改革开始，还是立即返回拉萨”。柔克义的看法是，达赖喇嘛只是中国皇帝的臣民，他不认为达赖喇嘛能够反对中国中央政府的改革。德尔智同意柔克义的观点，但称达赖喇嘛主要害怕的是这将“侵蚀”他的世俗权力。在即将到来的觐见方面，德尔智也提到，达赖喇嘛将提出两项请求，一是继续尊崇格鲁派，二是提出直接奏事权。

《内厅侦察达赖报告》并未记载这一情况，毕竟见过德尔智，并知晓其身份的清政府官员只有前驻俄国公使馆参赞胡惟德一人，而此时，胡惟德已经赴日本出任公使。

从德尔智与柔克义的会见中可以看出，十三世达赖喇嘛对失去权力是极为恐惧的，这可能是源自对“第穆阴谋”的不快回忆和对前几任达赖喇嘛“神秘”圆寂的担心。也可以看出，达赖喇嘛与德尔智等人非常清楚“英俄协定”的签订对英国侵藏起到的限制作用，此时的主要矛盾已经转移到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权力分配上。

1901年实施新政以来，清政府的实力有了一定的增长，开始加强对边疆的治理，张荫棠的西藏新政已经取得一定效果，但达赖喇嘛对于这种可能威胁其权力基础的新政改革已经表现出了不满。在北京期间，张荫棠负责“照料”达赖喇嘛，但达赖喇嘛对张荫棠的态度并不友善。“当时驻藏钦差大臣和张荫棠认为他们为西藏做了有益之事，对达赖喇嘛在赠送礼品时按藏族礼节未及时接见他们而不满，说了很多不堪之词。达赖喇嘛对此毫不忍让地说：‘要说恩典，皇上和皇太后的圣恩最大。我要念经和有很多佛事要做，无时间接见。’” 张荫棠等人说了什么不堪之词未见于记载，但达赖喇嘛对于张荫棠“为西藏做了有益之事”的否定态度却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个时间点上，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主要矛盾，并不在于如何反抗外来侵略。之前，清政府在国力不济的实际情况下一直寻求通过外交手段来最大限度的争取主权权益，  并认为达赖喇嘛“刚愎自用”；达赖喇嘛则认为清政府难以保护西藏地方，在隶属于清朝皇帝的情况下，  应该再伺机寻找其他援助。但在“英俄协定”签订后，失去领土这一直接威胁被淡化了，清政府抓住机会，开始积极筹办藏事。但西藏地方政府本质上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机构，清政府在开展洋务运动和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已经初步具备现代民族国家中央政府的特征。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政府在西藏地方巩固主权的任何改革措施都必然是世俗化的，双方的矛盾在所难免。

三、觐见与权力的重新分配

在对觐见的礼仪进行了数次争论后，十三世达赖喇嘛终于在1908年10月14日（农历九月二十）赴仁寿殿觐见。德尔智也参与了此次觐见，但由于清政府的档案在记录方面着重的是中国传统的礼仪，并未记录参加觐见的堪布喇嘛的名字，有必要结合国内外史料对此做进一步辨析。

在德尔智的自传中，曾提到自己在北京期间位列四大堪布之一。根据《内厅侦察达赖报告》，达赖喇嘛的随从中有堪布16人，其中大堪布（包含扎萨克喇嘛）4人。在理藩部关于觐见礼节的奏折中，也说到“理藩部堂官分引达赖喇嘛并通事喇嘛二名、堪布喇嘛四名，进仁寿殿左门，由纳陛左阶引达赖喇嘛纳陛上侧跪”。

日本人寺本婉雅曾在达赖喇嘛晋京路上一路尾随，为日本提供了诸多情报。在寺本婉雅给日本驻北京公使馆的一份名为《北京驻锡达赖喇嘛随从官与其策谋者》的报告中也明确提到了德尔智跟随达赖喇嘛参与觐见。他在报告中称达赖喇嘛有两位“同心异体”的随从，一位是绛巴土旺，一位就是德尔智；包含德尔智在内的四位堪布均参与了觐见。该报告的落款日期是“明治四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即公历的1908年10月25日，农历的十月初一，从时间上判断，这次觐见指的是第一次在仁寿殿的觐见。

在德尔智自传的注解部分，编者运用流落海外的近代西藏地方政府的档案，指出德尔智的确参与了第一次觐见，并给出了其他三位大堪布的名字，分别是：“仲巴拉尊、擦巴赤珠、扎德”。 “仲巴拉尊”其实并不是一个名字，而是称号，“仲巴”指的是色拉寺麦扎仓的仲巴康村，“拉尊”指的是色拉寺的拉尊活佛。“擦巴赤珠”则是着名的擦珠·阿旺罗桑活佛，根据强俄巴·次央和朗杰紫丹对擦珠活佛的学生强俄巴·多吉欧珠的采访，擦珠活佛早年被十三世达赖喇嘛派往日本留学之前，曾任森本堪布，后来还出任“参协”（即参宁堪布）。  擦珠活佛的任职轨迹与德尔智颇为相似，从时间上推断，可能正是擦珠活佛接替了德尔智之前所任的森本堪布。根据《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的记载，擦珠活佛在北京期间也参加了觐见。  剩下的这位“扎德”，很可能就是跟随达赖喇嘛出逃库伦的那名功德林札萨克，在汉文文献中被称为“罗桑谢珠”。而功德林隶属于哲蚌寺的郭莽扎仓，与德尔智同出一处，之间的关系值得思考。

参与觐见的随从名单也见于夏格巴的记述中，提供了跟随达赖喇嘛前往觐见的更多随从名单，但结合理藩部的档案来看，这份名单应该是第二次觐见，即紫光阁赐宴时的名单。“他由德瓦堪布，在北京的藏语翻译，个人侍从功德林扎萨克，负责膳食、衣物、仪式的三位随从，才项阿旺洛桑（引者注：即德尔智），塔尔寺的却西呼图克图，他的个人医生绛巴土旺等等，陪同”。  根据紫光阁赐宴之后的奖赏名单来看，包含了达赖喇嘛的随从大小堪布一共16人，德尔智显然也包含在这16人之中，参与了第二次觐见。

虽然清廷给予十三世达赖喇嘛极为隆重的礼遇，却拒绝了他直接奏事的请求。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要求直接奏事权时，援引的是五世达赖喇嘛的例子，他认为五世达赖喇嘛具有直接奏事之权：“五辈达赖喇嘛进京，时值顺治壬辰年十二月内陛见。至于癸巳年正月底由京回藏。行途之间，至是年五月初一日接奉敕书、金册，着该达赖喇嘛如遇有紧要大事，准其专折奏事。” 关于五世达赖喇嘛是否有直接奏事之权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但其背后的一些含义却值得思考。

如前所述，在德尔智与柔克义的见面中，他说达赖喇嘛晋京希望实现的两大目的，一是继续尊崇格鲁派，二是获得直接奏事权。继续尊崇格鲁派在清廷盛大的接待中已经得到体现，这一目的可以说已经实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直接奏事权则不然，这直接关系到理藩部、驻藏大臣等的权力分配，受到的阻力可想而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必然用尽全力，从这一角度看，有助于理解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觐见礼节上要求与五世达赖喇嘛相同的原因。

首先，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要求并不是像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为了追求或者体现“平等”。达赖喇嘛在晋京途中是非常清楚双方之间的隶属关系的，他听从了皇帝的旨意前往塔尔寺就是证明。更重要的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五世达赖喇嘛所享有的礼节待遇的固执强调是为了在提出直接奏事权时拥有一个已经体现出的且无法辩驳的立论。这种立论，将要在与皇帝和太后的互动中得到确认。从而用这种在封建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力量来避开理藩部、驻藏大臣等势力的阻挠。

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计划显然落了空，此时的清政府为了彰显对西藏地方的主权——这一典型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礼仪问题上必然不可能遵照两个半世纪前的事例办理。作为宗教领袖的达赖喇嘛的观念显然是前现代的，并无“主权”这一概念，无法理解清政府的所作所为。再加上清政府出于各方利益的考虑，驳回了达赖喇嘛直接奏事的要求，他的不满可想而知。

四、对英态度的转变

1905年5月28日，俄国新任驻华公使蹼科第在给俄国外交部的报告中称德尔智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前往库伦“整个事情的具体和主要意见者”，俄国驻库伦总领事柳巴则认为德尔智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地位，是基于达赖喇嘛的信赖。但这个时期，德尔智已经成为俄国外交部眼中的“危险人物”。日俄战争中惨败、国内革命不断的俄国无法承受与清政府关系的恶化，乃至断绝。在俄国看来，德尔智等外贝加尔地区的喇嘛，“只考虑自己的宗教权益，而忽视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和外交利益”。

这个时候十三世达赖喇嘛已经意识到俄国可能无法给予他所需要的帮助。1906年2月22日，沙皇再次接见德尔智，在会见结束时，德尔智说达赖喇嘛已经清楚认识到“俄国无法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西藏事务的处理”。此时，俄国的外交重心是与英国的谈判。

1906年7月14日，俄国外交部向十三世达赖喇嘛通报，英国强烈反对他回拉萨。达赖喇嘛非常沮丧，并称“英国人可以占领西藏，也就不会顾及他这个人了”。甚至是初到北京期间，达赖喇嘛对英国的态度仍然是冷淡的，与朱尔典的会见就十分尴尬，“接见仅费八分钟”。  这与达赖喇嘛同美、日公使的会见气氛完全不同。

1907年9月27日，在德尔智的帮助下，十三世达赖喇嘛得到了“英俄协定”的文本。此时达赖喇嘛应该非常清楚，他能依靠的只有清政府。事实上，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清朝皇帝一直持有特殊的信任，在他离开库伦前派德尔智向沙皇带去他的信件，称：“因害怕英国，友好的中国皇帝政府没有向我们提供帮助。因路途遥远，当时我们也无法向其他国家请求援助。由于我们到一直与博格达汗保持着密切联系，便来投奔乌兰巴托。通过这里的驻蒙古大臣和我们的两名常驻北京官员，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大皇帝陛下的真实态度。可是，六七个月过去了，我们始终没有得到直接答复，所以我们决定转过来请求俄国沙皇给予帮助。” 这不仅透露出达赖喇嘛心态变化的过程，更重要的是显示出他对寻求皇帝的帮助仍存有信心。但他把与皇帝之间的信息沟通“不畅”问题归咎于八世哲布尊丹巴与库伦办事大臣之间的勾结。  达赖喇嘛对清政府大臣的不信任由来已久，最明显的表现便是在瞻对纷争上，由于对四川方面与驻藏大臣的不信任，达赖喇嘛曾直接派人到北京上书，效果立竿见影，“所有三瞻地方，仍着一律赏给达赖喇嘛收受，毋庸改土归流”。可想而知，十三世达赖喇嘛对北京之行想要获得的“直接奏事”权是多么看重。可结果正如上文所述，这种期待转为了不满。这时，达赖喇嘛对英国的态度才真正开始转变。

1908年11月，陪同锡金王子到世界各地游学的首任英国驻江孜贸易代表欧康纳抵达北京，11月23日（农历十月三十）午后十二时，欧康纳携锡金王子到黄寺谒见达赖喇嘛，这成为双方寻求关系改善的一个契机。“英俄协定”签订后英国对达赖喇嘛返藏的态度有所变化，由于条约中明确规定英俄两国均不能向拉萨派驻代表，英国对俄国通过德尔智来扩大在藏影响的担忧得到了缓解；而达赖喇嘛方面由于直接奏事权被驳回、西藏的改革已逐渐开始，直接威胁到了他的世俗权力，并在俄、美公使直接向德尔智表态无法干涉清政府改革的情况下，达赖喇嘛必然要寻求与英国媾和了（但绝不能说是亲英）。

英国方面，形势的急迫性还在于日本在达赖喇嘛问题上所取得的成功。11月22日（农历十月二十九，欧康纳与锡金王子谒见达赖喇嘛的前一天），寺本婉雅拜访了欧康纳和锡金王子，“得意地将自己对达赖喇嘛及其随从的影响力作了宣传”。可以想见，正是寺本婉雅的一番话使情报员出身的欧康纳起了警觉，第二天就携锡金王子到黄寺拜访达赖喇嘛。按照欧康纳自传的说法，这一天的会见是比较短暂的。《内厅侦察达赖报告》的记载也证实了这一点。但黄寺照料委员陆国祺的报告记载了更多细节：“哲孟雄王子出藏字信一封；请杨喇嘛代递达赖。杨喇嘛接过略看信面，即将该信交还哲孟雄王子，并云改日重新写过再带来，当即代呈等语。又，哲孟雄王子对杨喇嘛曰：无事可请到英馆叙谈。” 这位杨喇嘛虽然回复“公事甚忙，不便出外”，可第二天（11月24日，农历十一月初一），一名王堪布便拜访了英国公使馆。

11月26日（农历十一月初三），欧康纳与锡金王子再次谒见达赖喇嘛。根据《内厅侦察达赖报告》记载，这次会见从“午后一时余”，一直持续到“五时”。这一次达赖喇嘛“更自在地发言，质疑我们的拉萨使团，询问英国对西藏和他自己的态度，并特别对班禅喇嘛访问印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欧康纳所说的“极大的兴趣”真实的、符合实际情况的表述应该是“极大的担忧”，这必定使达赖喇嘛对英国人想要让九世班禅代替他的传闻更加担心。作为邀请班禅到访印度的始作俑者，这显然是欧康纳的一个策略，以此来恫吓达赖喇嘛，使其保持与英国的“友好”。

但从欧康纳的自传记述判断，这时前往英国使馆的王堪布并非德尔智，欧康纳与德尔智的会见是在其离开北京前。欧康纳拜访他在中亚的老对手廓索维慈时，廓索维慈主动问欧康纳是否想见德尔智，在得到肯定回答后这场会见被安排在次日下午。会见中德尔智相当健谈，按照欧康纳的说法，他与德尔智直接用藏语对话，双方交谈甚欢。于是欧康纳利用这个机会对德尔智进行“宣传鼓动”，称：“英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之间没有理由争吵，我们的关系已经被《拉萨条约》解决，我们对西藏没有任何邪恶的阴谋；如果达赖喇嘛打算返回拉萨，他会发现英国政府对他十分友好，并在我们条约的规定下与他建立友好的关系。” 可以说欧康纳的经验十分丰富，他刻意说解决问题的是《拉萨条约》，而没有提及《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和“英俄协定”。对此，德尔智的回答是，他将把这些都复述给达赖喇嘛，并在欧康纳离开北京前试着再次拜访他。

令人略感吃惊地是德尔智居然在一两天后到英国公使馆再次拜访欧康纳，并与他进行了私下的长谈。德尔智说达赖喇嘛对上次谈话的内容感到高兴，但他对清政府的态度十分不满，感到清政府将限制他的权力，并寻求保证似地说，“只要英国政府对过去的事没有敌意，他将准备更有信心地面对未来”。对德尔智的“健谈”，欧康纳只能说他虽然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授权给予达赖喇嘛任何承诺，但他保证英国政府不会因为过去的事件而对他怀有敌意，并已经准备在所有条约的规定下与达赖喇嘛建立最友好的关系。  很难相信欧康纳的回答也是“私下的”，毕竟他的正式职位是江孜贸易代表，如果能让达赖喇嘛怀着对英友善的态度回到拉萨，那么俄国在西藏地方的优势将大为削弱。他不可能放弃这种关键时刻而不对达赖喇嘛及其最重要的随从施加影响。

虽然欧康纳自信满满地给了德尔智回答，但对达赖喇嘛等人的未来，他并没有多少信心。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欧康纳对友人明确说到，“他们只能吞下苦果，并在驻藏大臣的指令下做个好孩子”。

1908年12月21日（农历十一月二十八），十三世达赖喇嘛在盛大的仪式中带着不满离开北京。德尔智则返回圣彼得堡，为达赖喇嘛在俄国首都筹建寺院。廓索维慈给俄国外交大臣的秘密报告中称：“达赖喇嘛关心与北京新政府交好，这对他至关重要。”“在至尊身边供职的大参宁堪布拉让巴阿旺·德尔智,由于对俄国利益的贡献，并在我们与达赖喇嘛之间斡旋，自然难于避开中国人的注意，有理由担心中国人追捕，在达赖喇嘛动身那天，他也急忙离开北京前往俄国。”“虽说达赖喇嘛有一定生活阅历，但在4年漂泊期间依然不开化，他要同日益迫近的中、英影响进行斗争，看来，他无助，又力所不及，大概不久的未来将决定他的命运。” 在达赖喇嘛返藏途中，清政府派四川新军入藏，这使得达赖喇嘛的不满直接化为了恐惧，为他在1910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三）第二次从拉萨出逃埋下了伏笔。

余  论

无论德尔智的身份为何，正如他的英文传记作者约翰·斯内林所说，“德尔智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人物”。这在他20世纪20年代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合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德尔智为了在苏维埃体制下使佛教得以生存，积极使佛教与共产主义“相适应”，甚至与其他佛教改革派一起提出佛教的本质是无神论这么激进的观点。连苏联教育人民委员会的主席都称赞德尔智对马克思主义的通晓程度。  德尔智早年间与他的布里亚特先辈们一样，都积极在俄国寻找佛教的保护者。德尔智会使用俄语、蒙古语、藏语，甚至是法语和一点汉语，说明德尔智与同时代的俄国知识分子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事实上，他也经常出现在法、俄两国的知识分子圈子里，在1905年俄国爆发革命后还因持相当自由主义的立场而上了俄国内政部的监视名单，甚至在1917年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关系十分密切。  那么这样看来，德尔智教唆十三世达赖喇嘛采取亲俄立场似乎是出于他的俄国身份与宗教背景，而非对沙皇政府的忠诚。

以这一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身边最重要的随从为视角，可以看到1904年从拉萨出逃后，达赖喇嘛虽然积极寻求来自俄国的援助，但仍认为自己隶属于清帝。晋京期间，在《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和“英俄协定”已经签署的情况下，达赖喇嘛最主要的目的是获得直接奏事权，这直接关系到清政府整顿藏事背后的权力分配。站在1908年末的时间点上，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已经从如何保护西藏地方，转移到了在西藏地方的改革中，如何对国家内部权力进行重新分配的问题上。十三世达赖喇嘛显然是现有秩序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不愿变更权力结构，因此在北京期间不断派德尔智寻求俄、美、英的支持。清末新政的许多措施在今天看来并非太保守，而是太激进，试图在朝夕间构建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激进也延伸到了对藏事的整顿中，已经被革去过一次头衔的达赖喇嘛的直接奏事权未被批准的余波还在荡漾，另一边却已采纳联豫的“镇慑”主张，派新军入藏。这不免给达赖喇嘛造成一个印象——清政府即将夺去他的全部权力。为日后他的再次出走和民国初年与中央政府的龃龉埋下了种子。综上可以得出结论，十三世达赖喇嘛晋京后与中央政府的矛盾都围绕着在藏权力的争夺与博弈，而非一些西方学者笔下的争取“独立”，无论是之后的《水牛年文告》还是康藏边界冲突，都不离其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