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峣：罗斯高教授的实验发展经济学

2019年秋天，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三位经济学家，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研究，认为他们的贡献在于开创性地将发展经济学变成了一个蓬勃发展和具有实验性的领域。记得当时我正在西南财经大学考察交流，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教授告诉我，斯坦福大学罗斯高（Scott Rozelle）在实验发展经济学领域里的贡献，并不亚于这三位诺奖获得者，可能是因为他们在非洲国家开展解决贫困问题的实验研究，所以更具有典型意义，也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罗斯高教授长期研究中国农业和农村问题，利用实验方法探索解决贫困问题的途径，真正把论文写在了中国农村的广袤大地上。

一、从长沙到保罗阿托的交流

罗斯高教授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海伦·法恩斯沃斯教授，弗里曼·斯普利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并担任农村教育行动项目（REAP）的联合主任。由于他的突出成就和杰出贡献，2007年获得“美国农业经济协会年度人物”称号，这是美国农业经济学领域的最高荣誉；2008年获得温家宝总理授予的中国政府“友谊奖”；2019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纪念奖章，这是一个外国专家在中国的最高荣誉。

我同罗斯高教授的交流始于十五年前，2009年秋天，我在湖南商学院担任党委书记的时候，组织了大国经济国际学术论坛，主要邀请“金砖国家”的学者参加，同时也邀请了美国学者罗斯高教授，他在会议上作了英文演讲，当时我并不知道他能够讲流利的中文。两年多以后的2012年春天，我受国家留学基金委派遣，从长沙市来到美国西部的保罗阿托市，在斯坦福大学做高级研究学者，有机会同罗斯高教授进行更多的学术交流。我所在的经济政策研究所拥有一栋漂亮的楼房，里面设置了工作室、会议室和餐厅，每周都会举办学术沙龙和午餐会。在第三层办公的国际发展中心主任尼克·霍普跟罗斯高教授是好朋友，曾经邀请罗斯高教授来做过一次演讲学术报告，演讲结束后由行政办主任邹舒叶女士安排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湖南园”酒店用餐，由尼克·霍普主持，我跟青木昌彦教授、罗斯高教授等进行了交流。这次知道了罗斯高教授长期在中国农村做实验，而且他夫人是中国台湾籍人，所以中国话讲得特别好，我们这次互换了名片，此后我跟罗斯高教授的联系变得频繁了。

2019年秋天，我在湖南师范大学做副校长的时候，邀请罗斯高教授出席了第十二届大国经济发展论坛，记得出席会议的还有复旦大学张军教授、万广华教授、中国社科院刘霞辉教授以及南亚大学库马尔教授等中外专家，罗斯高教授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大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演讲。利用这次机会，我邀请他做客湖南师范大学的“至善讲堂”，为更多的学生讲述了他对“中国经济发展与教育改革” 的调查和见解，用他亲历的事实和幽默的语言娓娓道来，给聆听的学生带来了思考和启迪。会议期间，我陪罗斯高教授参观座落在岳麓山下和湘江之滨的美丽校园，沿着古老校园的中轴线，从红楼学术交流中心漫步到中和楼的商学院，校园中可以看到绿色的香樟聚集的群落，阳光从高耸的树枝和茂密的树叶中斜射下来，木兰路两旁装点着白色的花絮。这里可以看到雅致的小树丛，闻到桂花的清香，听到鸟儿的啼鸣，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邀请罗斯高教授担任“潇湘学者”讲座教授，他欣然应允了。最近几年，我多次邀请他来湖南师范大学讲学和讨论交流，到上海大学泮池书院讲述中国农村发展的故事。

二、实验发展经济学方法讲座

进入21世纪以后，实验方法的兴起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生机和活力，特别是将发展经济学从刘易斯的宏大叙事结构中解脱出来，转变为通过田野实验来评估政策效果和检验理论原理。美国经济学家克雷默在肯尼亚开展的实验项目，开创了随机实验方法评估政府政策的先河；巴纳吉和迪弗洛等在2003年创立的贫困行动实验室，推动了随机实验方法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应用和发展；罗斯高教授从2008年开始在中国组织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gram，简称REAP），虽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但却为发展中国家制定农村教育和人力资本战略提供了重要支撑。

为了推动实验发展经济学研究，我们在湖南省大国经济发展重点研究基地设立了实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由欧阳资生教授担任所长，罗斯高教授担任顾问。这个研究所成立之初，我们就邀请罗斯高教授给团队成员做了题为《随机评估试验》的学术讲座，他用中英文两种文字做了PPT，增加了一些生动有趣的图画。他首先解释了基本概念：所谓影响评估，就是我们想要评估一个项目的影响。具体的项目有多种多样，如利用睡袋保温箱、踏板水泵灌溉、手机提供农产品价格、计算机辅助教学等；中国有一些投入巨大财力的项目，如提高教师工资或减免高中学费的教育项目，推行农村医疗保险政策的项目，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刺激经济的项目等。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在于：第一，这项政策是否促进了一些基本指标的改善？第二，如果真正有所促进是怎么做到的？如果没有促进是哪些因素造成的？围绕这些问题，我们可以运用随机干预实验进行评估。

罗斯高教授以农村教育实验项目为例，讲解了随机干预和评估的过程。他在中国农村调查中发现一个问题：贫困地区的孩子成绩相对较差。由此引发他的思考：除了教学设施落后和教师质量较低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有另一种可能性：即由于贫血影响学生健康、行为、考勤、智商和学习成绩，导致学生认知能力和学习成绩较差。2009年，他选择陕西、宁夏、青海、山西、四川、贵州和甘肃开展调查，发现这些地区的小学生贫血率分别为32%、31%、52%、30%、32%、35%和27%，这说明贫困地区大约三分之一的孩子有贫血问题。于是他提出实验计划：希望证明补铁能够减少贫血，降低贫血率能够提高学习成绩。具体的实验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基线调查，在陕西省随机选择66所学校的3849个样本，每所学校66个学生，涵盖四个年级，然后进行基线TIMMS测试；第二阶段是随机干预，给干预组学校的学生每天补充5毫克含铁的多种维生素，控制组学校的学生则不补充维生素；第三阶段是评估调查，对学生进行血红蛋白测试和标准化数学测试，结果表明补充维生素显着地提高了学生血红蛋白水平，而且数学成绩有所提升。罗斯高教授认为，随机干预实验的优点在于：实验开始前各组之间没有差异，所以实验之后的所有差异都是由实验项目造成的；通过合理的设计和分析，随机干预实验可以得到最可信的项目影响的评估。

三、中国农村教育调查和实验

罗斯高教授讲述他在中国开展农村调查的历史的时候，喜欢把第一次来中国的照片和现在的照片摆放在一起，生动形象地说明他怎样从黑发人变成了白发人。他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还是二十多岁的英俊小伙子，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四十多年来，他往返于中国和美国之间，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国做调研和讲学，几乎走遍了中国各省区的农村。罗斯高教授通过实地调查和实验获得一手数据，经过统计分析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发展问题的学术论文和政策报告，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观点和思路。

罗斯高教授研究的重点领域为中国农村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问题，他近几年在湖南师范大学的会议演讲和学术讲座主要讨论了三个内容，首先是讨论社会不平等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这些迈向高收入的国家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存在一个根本的差别：它们处在中等收入水平的时候，劳动力的整体人力资本水平（受教育程度）需要达到很高的水平。一个国家要从中等收入水平发展到更高的水平，劳动力工资将快速上涨，工作将从“低工资、低技能”转变到“高工资、高技能”。假如有很多劳动力不能适应这种转型，就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需求侧的两极分化和供给侧的低生产率；二是高失业率、高犯罪率和社会动荡不安；三是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不前。总之，人力资本不能适应高水平发展的要求，这就是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

然后，讨论中国人力资本的真实状况问题。罗斯高教授主持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项目，期望通过调查和实验来识别当前的问题，尝试提出解决中国农村教育和健康问题的办法，进而推动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他们的大面积调查的结果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中等收入国家中人力资本水平最低的国家。2015年中等收入国家的高中受教育程度平均占比为36%，土耳其、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和南非分别为36%、46%、42%、34%和32%，而中国仅为30%。虽然从2005年至2014年中国的高中教育发展速度比较快，但是远远不够。中国作为国民收入水平走在发展中国家前列的国家，在高中教育普及率方面也应该走在发展中国家前列。以前我们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特别好，往往总是看到在逐步发展，而缺乏横向的比较；实际上，只有从全球的视野进行比较，才能看明白全面的情况和我国的差距。同时，为什么我们的眼光出现了误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城乡差距，我们像盲人摸象一样只看到城镇的情况而忽视了农村的情况。罗斯高教授分析了中国城乡教育的差距，2013年中国城市接受高中教育的学生比例为90%，而贫困农村仅为37%，城乡之间差距为53%。他进一步比较20世纪80年代韩国和墨西哥的情况，当时两国接受高中教育学生的比例，韩国城市和农村为98%和96%左右，墨西哥城市和农村分别为82%和42%左右，显然，现在的中国更像1980年代的墨西哥。罗斯高教授深有感触地说：“尽管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需要进入大学，但是所有的人都需要上高中，从现在开始使未来10-20年的劳动力获得技能！”当然这还不够，“还要保证进入高中后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足以帮助学生在将来获得更多的福利，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那么，我们怎样解决中国农村高中普及率低的问题呢？罗斯高教授没有提出宏大的思路，而是进行细微的研究和思考：“实际上，我们的研究表明问题在高中之前就开始了。”他在中国农村开展基线调查的时候，归纳了刚上初中的学生对“你打算初中毕业后干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其中准备上普高的为47%，准备上中职的为13%，准备就业的为29%，没有考虑的为11%。我们从这里就可以找到中国农村学生接受高中教育比例低的答案，主要是农村学生缺乏上高中的愿望。具体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包括农村孩子父母长期在外务工造成的困难，农村孩子的营养和健康造成的困难，农村教师质量不高造成的困难，教学内容中缺乏计算机和音乐等新元素造成的困难等等。为了提高农村学生的高中教育普及率，需要出台一些实实在在的政策和措施，从而形成真正有效的积极影响。同时，我们需要考虑面对人力资本发展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学生阶段要加强学习，使学生掌握更加丰富的知识；二是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使学生更好地识别自己的发展前景。如果学生在小学阶段能够得到更多的知识，形成自己的兴趣，看到自己的未来，相信他们就会更多地选择接受高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