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辉：对西方新自由主义本质批判的五个维度

文章摘要：长期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所推崇奉行的资本积累机制、民主运行机制、文化生产机制、社会融合机制和生态治理机制可谓痼疾重重，不仅暴露出其本质的扩张性、虚伪性、排他性、撕裂性与逐利性，而且还决定了其霸权地位终将走向末路。这些事实真相戳穿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编织的谎言，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西方新自由主义政治霸权的真实意图，切实将抵制西方新自由主义政治霸权的思想自觉转化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行动自觉。

关键词：西方新自由主义，本质批判，政治霸权，资本主义制度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效，西方新自由主义在撒切尔和里根政府上台后又从历史的灰烬中还魂再生。它挥舞着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全球一体化的“神奇魔杖”驱散了笼罩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滞胀阴霾，在一个令人惊诧的新的轮回中荣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宝座。“华盛顿共识”出笼后，新自由主义更是被英美诸国精心包装成治疗社会顽症、推动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从而成为西方国家宣传并推行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政策主张的意识形态工具。正如古巴经济学家马丁内斯所说的那样，“新自由主义浪潮是帝国主义在20世纪发起的最为猛烈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攻势……主导着近30年来世界历史的发展”。然而，进入21世纪，欧债危机、英国脱欧、俄乌冲突等“黑天鹅”事件以及美国次贷危机、日本福岛核泄露、巴以冲突外溢等“灰犀牛”事件轮番上演，“西方之乱”愈演愈烈的种种景象一再动摇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和发展理论的主体性地位。深入剖析可知，新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国家所量身打造的一整套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方面的体制机制，既是引发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的重要诱因，同样也暴露了其本质所在，让人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其本来面貌。

一、贪婪无度的资本积累机制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的扩张性

资本积累是一个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并以此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循环过程。为了加速这一过程，资本家不仅通过延长工人劳动时间、提升劳动生产率、增加市场份额等显性方式攫取利润，而且还以一种“寄生”的隐蔽形式疯狂敛财。就后者而言，资本家借助错综复杂的金融工具和日臻完善的货币体系，巧妙地寄生于普通民众与殖民地之上，并从中不断吸吮着维持资本主义国家机器运转所需的养分。对于资本的寄生属性，马克思早就富有远见地指出，资本主义在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转变的过程中，“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包括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与马克思从资本家群体的角度解读资本寄生属性不同，列宁结合帝国主义的食利本性，将对资本寄生属性的分析深入到了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层面。他论述说：“资本输出……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尤其是随着新自由主义自由化、市场化方案的实施，国际垄断资本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以更为狡黠和隐晦的手法将普通民众与其他国家视作其利益链上的养分来源。客观地看，正如英国社会学教授齐格蒙特·鲍曼所言：“与所有寄生虫无异，资本主义在遇到尚未被开采的营养组织时，能短暂地维系其繁荣。然而，这种繁荣的背后是对宿主的持续伤害，且不可避免地会摧毁其自身繁荣乃至生存所依赖的条件。”而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指导思想，其核心诉求也是为了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需要。无论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个体自由、市场自由还是贸易自由等主张，实则是其用以掩盖自身扩张本性而编造的美丽神话，新自由主义从中形成并确立的资本积累模式，也无非是想实现资本的增殖。

一方面，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国内民众财富，将新自由主义奉为圭臬的国际垄断资本用国家信用体系作为掩护，通过国债、股票、汇率和房地产等多样化的金融手段为民众绘制出一幅幅投资致富的诱人蓝图，以此掩盖其寄生性的资本积累策略。英国社会学教授齐格蒙特·鲍曼曾尖锐地指出：“成百上千万依靠存钱而不是贷款度日的男男女女被狡猾的资本主义转变成一块块尚未开发的‘次级处女地’。”国际垄断资本通过这种风险转移的方式侵占和收割着民众的财富，进而操纵国民经济命脉。诚然，这种寄生性的资本积累模式加剧了财富分化的速度，巩固了国际垄断资本的权势地位，并由此形成一个资本积累无限循环的闭环系统。以国债发行为例，国际垄断资本违背公平交易原则，凭借对国家信用的肆意滥用和对内幕消息的精准把控，人为操纵国债价格以达到不正当转移社会财富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国际垄断资本通过投机行为掠夺了巨额利润，将底层民众的财产和收入转移至上层大资产阶级，而社会大众和小资本家则深陷财务困境甚至面临破产风险。对于此种情形，马克思精辟地分析说：“国家负债倒是符合资产阶级中通过议会来统治和立法的那个集团的直接利益的。国家赤字，这正是他们投机的真正对象和他们致富的主要源泉。”又如，在房地产投资领域，国际垄断资本利用土地的不动产性质，凭借垄断土地买卖、降低贷款利率、分散贷款风险等手段，为底层民众营造出一种“自我感觉更加富裕，因此更有自信和能力购买房产”的虚假氛围，希望借此来不断刺激民众冒险借贷、收割民众未来收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由此逐步走上一条不断制造泡沫经济以维持宿主生存发展的道路。长此以往，这种局面必然会因底层民众的不堪重负以及经济运行的高风险诱发金融泡沫破裂、市场调节机制失效，最终激化社会冲突、加重社会危机。即便如此，为了迅速完成资本积累的使命和捍卫金融资本的垄断地位，国际垄断资本“就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他任何‘细节’如何”。

另一方面，跨国资本通过与国家权力的“联姻”，又实现了对世界范围内剩余价值的侵占。当代西方地理学家大卫·哈维曾在描绘资本寻租活动时指出：“经济交易中的垄断力与政治过程中的垄断力平行运作，配合得天衣无缝。”为了牟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垄断资本运用其强大的资本实力肆意操控全球产业链，并借此构筑起一个庞大且复杂的全球性寄生网络。在这一过程中，国际垄断资本不断将新的国家和地区纳入由其所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之中，甚至不惜辅之政治、军事手段以满足其牟利诉求，从而加剧了“中心—外围”国家间的对立。罗莎·卢森堡曾在其名着《资本积累论》中批评道，资本主义“倾向于吞噬全球”，是“一个无法依靠自己生存、需要其他经济制度作为媒介和土壤的模式”。现实中，新自由主义将资本积累扩展至全球和建立全球一体化市场秩序的主张与做法，致使某些西方发达国家或直接操控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左右全球资本的运作，进而掌控全球价值链；或打着贸易自由化、经济一体化等旗号强势撬开他国市场的大门，通过操纵货币流通、倾销本国商品等非法手段掠夺全球财富。以全球货币流通为例，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并未因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而失去霸主地位，反而借由美国经济策略的优化调整成为全球贸易和金融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基准货币。这一转变不仅赋予美国前所未有的货币发行特权，而且进一步释放了美元在推动市场扩张、资本掠夺以及维护其寄生性经济体系中的核心作用。除了运用货币手段外，美国还施展出更为“高超”的资本积累策略，“像寄生虫或者掠夺者一样，从欧洲、日本、第三世界乃至全世界榨取巨额资源，摄取全世界人民资本和储蓄用于自己的发展”。可以说，在“中心—外围”国际分工生产体系中，国际垄断资本到处“攻城掠地”，结果致使财富从发展中国家转移至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则日益沦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附庸。这亦启示我们，无论在国内资本市场还是国外资本市场都要警惕资本寄生性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

二、政治极化的民主运行机制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的虚伪性

马克思认为，“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即是说，真正的民主制度既要在价值取向上体现人民的意志，更要在实际行动中满足人民的期盼。诚然，在漫长的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中，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取代封建专制制度有其历史进步性的一面。但新自由主义者却盲目夸大资产阶级民主的功用，甚至简单地将民主等同于票决选举、多数决原则，宣称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得票多者取胜”的选举民主才是“任何规模社会唯一可行的方法”。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更是有人欢呼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人类政治制度的最终模式”，已经为世界各国开辟了一条普适性的政治发展道路。殊不知，西式选举民主本质上是精英统治，“多数人同意”的民主运行机制极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就像托克维尔担心的那样，“民主政府的本质，在于多数对于政府的统治是绝对的，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谁也对抗不了多数”。事实表明，新自由主义者一味地将民主进行工具化、格式化处理的行为，其结果也只能是民主制度的实质被厚重的利益幕布所遮掩、被狡黠的权力游戏所稀释，沦为党派私利的庇护港而最终陷入党争民主的漩涡。

其一，资本操控民主选举，降低了民主信度。资本素来就有操纵政治的天然倾向，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一开始便深受资本的控制。列宁曾指出：“凡是存在着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不管怎样民主，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资本家用来控制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机器。”现实中，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国家，资本寡头与政治精英之间形成紧密的利益纽带，二者通过扭曲或操纵民主选举程序以攫取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民主信度因之大打折扣，民主政治彻底沦为“金钱政治”的代名词。他们不仅联合篡夺了本应属于人民的核心选举权，而且贪婪地独占和瓜分着所谓的“民主成果”，使得“民主”这一理应体现全体人民意志的权利也变得名存实亡，成为一副空壳。正如萨米尔·阿明所说：“民主已被掏空了一切实质内容，完全落入了市场的掌控之中。”另外，不同的金融资本为了谋求独属自身的利益纷纷操控不同的政党，并竭力用金钱为该政党所推举的候选人参加竞选铺平道路。在这一境况下，民主选举已经彻底沦为资本的玩物而处于资本的控制之下，成为不同资本集团之间权力博弈的“角斗场”；那些本应代表民众利益、为民众发声的政党也蜕变为某一资本集团的忠实傀儡和传声工具。因此，萨米尔·阿明的警告显得尤为振聋发聩。他曾坦言：“资产阶级所推崇的民主与市场‘自然’一致的社会思想，从一开始就蕴藏着失控的巨大风险。”例如，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公然偏袒权贵和富人而无视纳税人的基本权益，大幅度削减直接关乎底层民众福利的卫生、教育、住房等服务性支出。新自由主义者对西式民主的吹嘘已然沦为空洞的陈词滥调，成为人们质疑和批评的焦点。

其二，党派钳制影响民主决策，阻滞了民主实践。新自由主义认为，在现代民主国家，“政党的首要目标是压倒对手取得或保持政权”。但问题是，这种党派间的相互掣肘与钳制态势使得民主决策过程不再是围绕国家利益和民众福祉进行合作与对话，而是恶性政治博弈下的推诿扯皮与议而不决，由此导致民主决策进程被严重拖延，民主决策的科学性亦大打折扣。按西方民主理论而言，在进行民主决策时，多元的利益表达、党派间的相互妥协是调和社会矛盾、维系社会秩序的应有之义。然而，日趋激烈的党派斗争使得民主决策过程中的价值共识被撕裂。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决策过程往往也会因党派间的利益冲突和观念分歧而变得冗长，不仅降低了民主决策的效率，而且增加了民主决策过程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随着政党斗争愈演愈烈，部分政客为维护自身党派利益，往往会不加思考甚至不择手段地否决另一党派制定的政策措施。这种“否决政治”的盛行，使得民主决策的制定和实施缺乏必要的稳定性、连贯性，从而严重扰乱了社会发展的原本秩序。例如，在美西方国家，每当政党轮替，新的执政党就把废除前执政党的政策视为首要任务，乃至于不惜废除那些已经产生积极社会效应的政策。此外，西方世界党派竞争下的“短视政治”也深刻影响了民主决策的科学性。以美国总统竞选为例，当一党为上台执政，便会制定短期措施以兑现竞选承诺。然而，当进入下一个竞选周期时，该党为赢得选民支持进而获得连任，就不得不继续讨好选民。这种选举模式导致民主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只是一味迎合选民，而忽视了制定和实施民主决策时理应坚持的科学性、长期性原则。正是在这样的执政环境下，西式民主总会陷入混乱和无效的状态，那些曾经被吹捧为“理想典范”的民主实践也在现实中被严重阻滞。

其三，权力滥用妨害民主监督，弱化了民主权利。长久以来，美国所建构的“三权分立”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框架一度被新自由主义者奉为民主制度的典范。然而，这一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看似彼此独立并且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在党派斗争、金钱政治的腐蚀下未能真正实现权力之间的有效监督。譬如，作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国会，为了避免信息收集工作受阻，有权向相关当事人发出国会传票，强制要求其提供所需信息。但在政党博弈的过程中，这项权力却被一方视为攻讦对手、打击政敌的政治工具。民主党或共和党凭借其在众议院的席位优势，单方面修改传票发出规则，扩大有权发出传票的下属机构数量。这种政治内斗的极端行为严重破坏了国会的公信力，一度使得国会成为党派斗争的“角斗场”。再如，作为国家象征的总统实质上是党派利益的代言人，其在行使权力时考虑的是所属党派和特定集团的利益，这势必导致相关决策失去应有的公正性和客观性。1999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为迎合金融资本要求政府放松监管的要求，废除了旨在强化金融业管理的《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案》。但这一行为在当时并未受到民众的监督和认可，也间接地为日后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又如，最高法院这一理应捍卫宪法尊严、保护公民权利的司法机构也深陷功能异化的泥沼。大法官们在裁决案件时往往受到所属利益集团的裹挟而忽视案件的事实真相和法律条文本意。由此推之，美西方国家政治体制中那些本应为人民发声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如今却成为滥用权力、蔑视监督的反面典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正如习近平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

三、唯我独尊的文化生产机制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的排他性

恩格斯曾深刻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解，文化是推动人类社会样态向前演进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引领人类自身不断迈向自由世界的重要支撑。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将人类文明拖入了不对等的僵局，甚至使其陷入了一种失衡与停滞的状态。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说，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即是说，资本主义自诞生就以不可一世的姿态藐视其他文明，不仅怀揣着将自身价值观念强加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野心，而且采取种种手段对外实施深层次的文化渗透与文化殖民，借此谋取全球文化领导权。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盛行，这一趋势变得愈发明显和强势。新自由主义者秉承文化中心主义的排外立场，肆意宣扬文化消费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以期构建一个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文化超级市场”，进而将其他文明纳入其中。但问题是，这个所谓的“文化超级市场”“拒绝具体环境，拒绝人类的共同目标，拒绝建立在团结之上的人民解放运动”〔17〕242，实质上是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否定和摒弃，由此显露出浓郁的文化帝国主义色彩。而新自由主义者对“文化超级市场”的热捧、鼓吹，恰恰揭示了其文化立场上的排他性，以及借助种种文化思潮来谋求文化霸权的动机。

首先，文化中心主义的排外立场破坏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新自由主义兴起以来，文化中心论、文明优劣论等偏激观点甚嚣尘上，其中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更是大行其道。他认为，“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这样的努力不仅有助于减少各文明的冲突，而且有助于加强单一的全球文明”。在精心炮制出文明冲突论的话语陷阱后，新自由主义者打着文化繁荣、文明进步的旗号，或利用技术霸权打造出“知识生产高地”，或借助宗教教化进行思想灌输与精神控制，从而催生出知识帝国主义、精神帝国主义等多重文化帝国主义样态，以此消解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结构。在这一过程中，新自由主义通过文化的悄然渗透不断蚕食其他文明的独立性、连续性，从而造成难以逾越的文化断层。而这种潜移默化的文化侵略，其影响远比现实的冲突与战争更为深远且难以察觉，它无声地破坏着其他文明的自我认同，从而诱发严重的精神独立危机。现如今，随着人们对精神独立和文化自信的高度追求，文化中心论的帝国主义性质及其试图进行文化殖民和精神奴役的目的愈加为各国有志之士所警惕。而且，世界各国民众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类文明的发展绝非西方文化专属的独角戏，而是一场多元并存、相互激荡的壮丽交响乐。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认识到，文明的多样性才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独立自主进行文明建构的神圣权利和广阔空间。故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必须摒弃文化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积极推动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与深度交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

其次，文化消费主义的显性侵蚀削弱了其他文化的主体性。作为消费主义思潮向精神文化层面的蔓延，文化消费主义是新自由主义者用以消解文化意义、取缔文明价值的重要方式。对此，英国学者汤林森曾剖析道：“资本主义文化的重点是消费的行为过程与经验的‘商品化’。”在资本主义的市场活动中，文化消费主义将资本的力量深植于文化产品之中，试图将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以此来削弱文化的主体性。丹尼尔·贝尔观察到，“如今，经济开始大规模调整自己以适应文化需求。文化也不再作为表达的象征或道德的意涵，而是作为生活方式开始统治一切”。一方面，文化消费主义利用个性、自由等文化符号作为掩饰，通过数字网络技术大肆传播肤浅化、娱乐化、功利化的消费文化来催生更多的虚假消费欲望，进而将人们牢牢地束缚在一个高度世俗化、物质化的社会机制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消费主义以其强大的市场力量彻底重塑了文化的本质与内涵，使得文化彻底脱离了其原有的精神高地。文化这一曾经作为人们心灵支柱、精神慰藉的宝贵财富，已然沦为满足物质欲望、追逐瞬间享乐的肤浅工具。另一方面，文化消费主义凭借其强大的同质化力量无情地抹杀着文化的多元性和独特性，使得原本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态逐渐趋同化、单调化。不仅如此，文化消费主义还不断地向人们的思维深处植入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理念和消费观念，宣称文化产品的商业化、工业化是合乎文化发展规律的自然过程，而忽视其可能导致的文化的同质化问题。随着文化消费主义意识形态面纱的揭开，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绝非光明与自由的化身，而是潜藏着侵蚀文化生态、束缚个体精神等风险的错误信条。

最后，文化虚无主义的隐形渗透消解了其他文化的本源性。新自由主义者试图通过文化虚无主义的隐形方式诱导各国文化摒弃其深厚的历史积淀、独特的民族特色和主流的价值观念，试图通过割裂各国文化的血脉传承将资产阶级文化融入其主流意识形态之中，从而彻底动摇并摧毁各国的文化根基。一是蓄意拆解历史文化，采用碎片化剪辑与间断化解读的伎俩，大肆鼓吹历史文化“过时论”，全面否定历史的整体性及其蕴含的宝贵价值。不仅严重削弱了民众对历史的深厚归属感，更进一步将他们推入一种“历史无知”的困境，致使民众形成与历史真实轨迹截然相反的错误观念，以此巧妙地实现其去历史化的阴蔽目标。二是处心积虑地割断民族文化之根，利用网络信息到处传播民族文化“无用论”，刻意强调民族文化的所谓“落后性”与“糟粕性”，阻断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这种肆无忌惮的攻击和诋毁民族文化的行为背后隐藏着去民族化的图谋，其真实目的是对各国文化根基的野蛮践踏，进而从精神上瓦解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三是精心策划破坏主流文化，深度解构核心价值观念。这一行径旨在分裂各个国家与民族的思想根基、瓦解社会共识，进而摧毁各国发展道路的精神支撑，最终遏制甚至颠覆各国发展进程。针对上述文化虚无主义的潜在危害，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这就要求全党不仅要坚持以守正创新的态度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要坚决批判文化虚无主义试图丑化、矮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言行，以此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要知道，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开辟与推进，“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验与智慧，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重新激活中华文明”。不仅如此，我们更要自觉运用唯物史观揭露并驳斥文化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和真实意图，将新自由主义在文化领域所采取的“虚无化策略”彻底展露在世人面前。

四、衰退失效的社会融合机制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的撕裂性

社会融合程度往往是衡量社会硬性制度与软性治理成效的关键指标。然而，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却目睹了一幕截然不同的场景：手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展开了残酷的压榨与剥夺，使得无产阶级在物质匮乏与精神压抑的双重枷锁中痛苦挣扎。弥漫扩散的极端情绪、愈演愈烈的不公平现象以及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等，一度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融合体制趋于崩溃。新自由主义者虽然倡导要促进更为广泛的“民众联合”，并且承诺构建愈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但新自由主义建立的公共伦理和公共规则使资本主义世界接连不断地出现阶级冲突和社会动荡。正如马丁内斯所言，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持续性并不仅仅源于频繁的经济危机，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其高度分化的社会结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资本主义的剥削性、缺乏远见、目光短浅影响着就业、收入、消费、技术乃至一切发展的可能性，从而难以支撑人类的自我实现和人类生命的延续。”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所构想的社会融合机制，在严峻的现实中逐渐暴露出脆弱本质和失效迹象，其模式的合法性在持续的质疑声中变得岌岌可危，原本看似坚不可摧的理念基础也已动摇。而新自由主义慷慨激昂的论调因其浓厚的破坏色彩已然激起世人的高度警觉和严厉批判，其背后的意图和目的愈发受到审视和质疑。这一趋势反映出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其所信奉推崇的普世价值并不能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

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发展导致了贫富分化不断加剧，阶级对立日渐深化。马克思早在19世纪就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贫富分化矛盾。在他看来，私有制基础上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当然，这种反比式的积累也使得资本家与其雇佣劳动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利益冲突。大卫·哈维对此进一步阐释道，资本的持续流转和增殖需求要求“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必须是不平等的”。换言之，只要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继续存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也将持续深化。新自由主义虽然试图在理论上为这种不平等作出“合理化”的解释，但实践中却使得财富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现实的资产阶级的奢华生活与无产阶级的贫困处境形成了更为鲜明的反差。资本所有者、高级白领以及高级技术工人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他们占据了巨额的国民收入，“拥有最好的房子、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生和最棒的生活方式”。然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其不仅根本接触不到这些优质资源，而且还必须承受更多的社会不公与生活重压。这种深刻的被剥夺感与无助感在民众心中悄然滋生，不仅加剧了阶级间的对立，而且动摇着社会稳定的根基，并导致原本就错综复杂的贫富分化矛盾愈加激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将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社会矛盾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在这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美西方国家的金融巨头们倚仗政府的强力扶持迅速从困境中率先复苏并重新站稳了脚跟，使得“1%人群总资产超过90%人群财富总和”的贫富分化态势更加明显。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通民众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失业现象增多、工资收入锐减，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挣扎在勉强维持生计的边缘。以社会就业为例，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最新发布的《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4年趋势》相关数据显示，2023年高收入国家的就业缺口率高达8.2%，失业率则保持在4.5%。另外，该报告还指出由于发达经济体失业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全球失业率将从2023年的5.1%小幅上升至5.2%，失业人数将从1.89亿左右增至约1.91亿。这一系列数字不仅再次印证了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社会治理去监管化、政府公共职能私有化的严重弊端，更深刻地暴露了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美西方国家，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等社会问题依然普遍存在且日益严峻。

另一方面，贫富分化所导致并强化的身份政治，又深刻地分裂着社会，威胁着国家的政治稳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地位的确立，极端经济主义日渐盛行，这种趋势不仅“破坏一切形式的社会团结，甚至破坏社会概念本身，这一过程给社会秩序留下了巨大的口子”。作为一种经济思潮，新自由主义一味推崇“大市场小政府”的市场经济模式，天生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持有敌视态度，由此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市场秩序紊乱、经济增长乏力、社会不公现象加剧等诸多问题。正如乔姆斯基所言，“社会范围极有限的精英集团充满着必胜的信念，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同样，特权阶层以外的绝望和愤怒情绪也是不难想象的”。为了推翻压迫性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美西方国家的民众不惜采取各种形式的抗议示威活动甚至诉诸于暴力行为。与此同时，当代欧美身份政治已悄然渗透至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成为人们宣泄对社会问题不满和愤怒的政治工具，并且催化出一个日益碎片化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碎片化的社会结构中，各种立场迥异的身份政治派别秉持不同的社会规则与价值观念，不断侵蚀社会公共领域的伦理基础、协商机制与规则体系。受此影响，社会各群体在价值秩序、伦理道德等层面的冲突与失衡愈发显着。马克·里拉如是评价道：“美国自由主义滑向了一种对种族身份、性别（gender）身份和性（sexual）身份的道德恐慌，这使得自由主义的信条被扭曲，并且使之无法成为一股可以支配的统一力量。”进一步讲，身份政治往往打着平等、公正、尊严的旗号到处煽动极端情绪，其泛滥所导致的政党政治的身份化倾向、种族主义的暗流涌动和社会共识的严重破裂，不仅宣告了新自由主义所谓“市场万能”神话的破灭，而且揭示了其理论主张在解决社会融合问题时的无力感。针对这一现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着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深刻指出，那些曾经被高度推崇的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在近年来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马丁内斯也曾形象地指出：“新自由资本主义正端坐在火药库的屋顶上，在困境中挣扎：如果不排除爆炸性极强的社会炸弹，它自己将无从发展。社会问题不解决，世界秩序将无法持续，未来将无从到来。”可见，当前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系列社会危机将新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和弊端暴露无遗，曾经被人们赞颂为“灵验神话”的新自由主义在现实的残酷审视下已沦为屡次被证伪的空洞说辞，其社会可信度正在急剧下滑，其政治反动性再也无法遮掩，这亦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的终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

五、市场导向的生态治理机制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的逐利性

生态环境不仅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要素，更是维系人类文明不断延续与革新的重要支撑。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垄断集团将控制自然视为至高无上的使命，肆无忌惮地索取与掠夺生态资源，导致大气污染日渐严重、资源短缺不断加剧、环境恶化触目惊心。这些生态威胁正把我们曾经生机勃勃的地球推向崩溃的边缘，使其面临支离破碎的危险。“我们时代的一个特征是全球生态破坏似乎压倒了其他所有问题，并如我们所知，威胁着地球上生命的生存。”而如何解决这一全球性难题，恩格斯预见性地指出：“要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又只有消灭现代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然而，那些为资本主义国度大唱赞歌的新自由主义者却为自己披上一层虚幻的绿色外衣，仍在竭力粉饰资本主义与生态环境能够和谐共生共存的谎言。他们将市场机制视为可以让生态环境焕发新生的灵丹妙药，认为自然资源是可以交易的商品，通过绝对自由、无政府干预的市场力量来分配自然资源，就足以实现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但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无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要依赖市场来满足其基本需求。因此，新自由主义者所标榜的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生态治理，其背后却隐藏着一种巧妙的操纵策略，即将自然资源融入到市场的复杂体系中，并用其为资本的持续扩张和增殖提供更为高效的服务。显然，这种操纵策略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的逐利本性，其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和对短期利益的过度追求，在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面前显得愈发刺眼。毫无疑问的是，“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造成的生态危机不仅形式复杂多样，而且突破了时空限制，破坏性更大、影响更为深远，在全球蔓延扩散”。

一方面，自然资源私有化导致生态崩溃加速。新自由主义者宣称私有产权能够促进对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这种论调直接为资本的无限扩张和资源的无序开发提供了便利之门。新自由主义的先驱哈耶克就认为，森林这一类自然资源的浪费主要是因为“没有成为私人地产，而是被当做共有土地转交给私人开发的”；对于任何一种自然资源而言，都要采取一种“会对总收入作出最为可欲的贡献的形式来维持它”。唯有如此，才能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从而避免资源浪费。换言之，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只有率先明确自然资源的私有产权性质，方能更有效地激励个人和企业对生态环境进行合理利用。对此，他们还以矿产与公园为例进行了说明，“如果矿物权被私有化，那么将会有一个更加有序和有效的矿产市场，人们将不再低效率地争夺资助权。如果公园实行私有化，那么旅游者和徒步旅行者将不得不以市场价格进入公园，私有者也会有动机使用这些收入提高公园的娱乐价值”。然而，这些妄想不过是新自由主义者为牟取暴利而精心编织的谎言，其背后隐藏的深层目的是对资本利益的无限追求。或者说，新自由主义者只是想借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之名而行占有并控制自然资源之实，本质上是通过私有化的手段将自然资源强制性地纳入其私有领域，从而在宣称对自然资源拥有“所有权”的基础上对之进行无底线的开发利用。这样一来，生态平衡规律、可持续发展原则被抛诸脑后，生态环境的神圣性与公共性被彻底颠覆。而这种短视与贪婪的行径助长了资本垄断集团对普通民众的残酷剥削，也从深层次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然资源的轻蔑态度和对生态环境的冷漠无视。这是因为，在个人层面，自然资源的私有化会直接导致劳动者与自然资源相分离，劳动者由于无法占有自然资源而只能成为被雇佣者与被剥削者。澳大利亚学者德赖泽克分析道，新自由主义所承认的基本行动者及其动机是经济人性质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出于经济理性主义的考量，任何有悖于将自然资源私有化、市场化的行为只能“削弱生态公民权”。在生态层面，大卫·哈维曾直接批判道：“自然资源获得的价值评估（用生态经济学家的说法则是：自然为资本提供的服务所获得的货币价值评估）是任意的。这有时会导致资本滥用自然可提供的使用价值，最终引发生态崩溃。资本经常耗尽，甚至是永久摧毁特定地点的自然资源。当资本可以在地域间流动时，情况尤其如此。”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并不能提供解决生态问题的有效途径，反而一再成为环境保护进程中的绊脚石，这亦凸显出其对于全球生态危机严重性和紧迫性的无知与漠视。

另一方面，自然资源商品化导致生态灾难频发。新自由主义者经常吹嘘只要“把环境转换成可以买卖的商品……赋予环境以商品的属性，赋予它们以价值，就可以在实际的操作中对其进行适当的保护”。然而，这种所谓商品化、市场化的环境保护策略，其真正目的并非保护环境，而是为了让自然资源更多更快地服务于资本的增殖逻辑。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其着作《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中完整地呈现了新自由主义者如何将自然资源逐步商品化的隐秘过程：“首先，他们将环境分解为某些特定的物品和服务，令其从生物圈甚至从生态系统中分离出来，以便在某种程度上使其转化为商品。然后，通过建立供求曲线设定这些物品和服务的评估价格，这或许有助于经济学家们确定环保的最佳水平。最后，为实现理想的环保水平设置各种市场机制和政策工具以改变现有市场价格或建立新的市场。”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的增殖逻辑始终是资本垄断集团遵循的根本原则。无论是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还是环保举措的贯彻实施，都受到资本积累和扩张趋势的影响，同时也服从于资本垄断集团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这种做法简单地将自然界这一“自为的力量”贬低为单纯的“有用物”，不仅极大地亵渎了自然的神圣性和生态的价值性，而且还割裂了人类自身与自然界的内在关联，最终诱发更为频繁和严重的生态灾难。在大卫·哈维看来，“我们如今处于资本活动指数增长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这种活动的增长正对资本生态中的环境压力和危难的程度产生巨大影响。……它也导致某些方面的压力加剧，最明显的是气候变化、栖息地多样性受损，以及不稳定的公共卫生（确保食品安全和有足够能力对付新疾病）能力。”这些迹象表明，资本的生态系统正日趋退化。尤其在当前资本生态系统的时空尺度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资本的力量对全球的自然资源展开无情的掠夺，其毁灭力之强足以摧毁一国的生态环境。然而现实中，美国政府在面对全球生态治理这一因资源掠夺和环境破坏而产生的世界难题时，却不断上演“贼喊捉贼”的政治闹剧，甚至不惜以“甩锅”“退群”“毁约”等卑劣手段维护一己之私利，逃避自身理应承担的生态治理的国际责任。这亦表明，只要新自由主义的制度体系依然存在，市场化导向的环境治理理念无法得到实质性改变，其主张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将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动下继续维持破坏环境的基本态势，生态恶化趋势将难以遏制，全球生态危机现状亦将长久延续。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不仅对内严格落实“双碳”行动，初步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制度体系，而且对外积极携手各国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通过签署《关于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设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等有力措施和务实行动，为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注入强劲动力。

竟辉，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来源：《理论探索》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