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友东：近代西方历史理论中的“历史进步”观

摘要：近代西方历史理论中的“历史进步”观，有一个从具体的事实性知识到抽象的史学思想，再到宏大叙事和历史理论的发展过程。在近代西方“历史进步”观的形成过程中，始终伴随对历史线性进步表示怀疑的声音，更重要的是，20世纪的历史演变进程，严重破坏并削弱了试图将历史发展整体渲染为“进步”的宏大叙事和历史理论。由此，历史的进步不仅是对科学技术掌握的提高，还体现在对现实社会变迁规律理解的提升上。只有这样，历史理论家才能承担和发挥好历史理论的社会功能。当代西方思辨历史哲学的复兴也正体现了此种学术企图。否则，“人们可能会问，如果不对历史的整体意义、方向和重要性有所发言，那么研究历史的意义何在”？

2023年，伴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出现，世界仿佛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人们开始对未来产生一种不确定性的焦虑。在这样一个迫切需要从整体上思考人类历史走向的现实面前，以思考相关问题为己任的西方历史理论界却稍显信心不足。这是因为：一方面，原本承担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整体走向的思辨历史哲学，在20世纪上半期就已经衰落了；另一方面，当前世界史领域具有某种“普遍历史”特征的学术流派，如“帝国史”“全球史”“文化史”“人类世史”“星球史”等，虽涉及的空间与时间尺度越来越大，但在回答人类历史整体性质和未来走向的能力上却未见提高。人们抱怨现代历史学家已经失去了对时间的大局观，失去了对一个公认的过去的感觉，这其中就包括对“人类历史是否是进步的”思考。

“历史进步”观的评估方法

本文中所讨论的“历史进步”观，主要是指西方史学家对人类历史整体进程、主要趋势和前进方向的认识，涉及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渐进性和必然性等问题的理论反思。所说的“近代”，主要是指文艺复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时期。“历史进步”观的演化本身是复杂多变的，这里将其简要分为“进步”概念的变迁和“进步”思想的变迁两部分进行论述。

“进步”概念的变迁相对简单。从词源来说，15世纪“进步”（progress）一词开始出现在英语词汇中，其源于拉丁语的“progressus”，即“取得进展”的意思；其早期的含义是指人的行进、旅行或游行，后来指一系列发展中的事件。与词源对应，其内涵也分为两部分：一是指人类历史中存在一种可以理解的方向性；二是指朝更好的方向运动。当代“历史进步”的定义实际仍遵循了这两个内涵，即根据公认的社会价值观和共同的政治目标，社会及人民生活境况不断朝着理想的方向改善或推进。

就“进步”概念承载的理论预设和意识形态要素来讲，情况却变得较为复杂。以当下西方“历史进步”观为例，其承载就有如下内容：（1）一个连续的时间框架，以提供过去、现在和未来比较的可能，此为“历史进步”的连续性；（2）在某个范畴上，趋向于变好或增长，此为“历史进步”的方向性或增长性；（3）“历史进步”的主体是整个人类历史，此为“历史进步”的普世性；（4）依托某种宏大叙事或理论逻辑，阐明历史进程的无法阻挡，此为“历史进步”的必然性；（5）“历史进步”具有某种方向、价值和意义，此为“历史进步”的目的性。

进步作为具体的事实性知识：文艺复兴时期

文艺复兴时期存在一个从历史循环论、衰退论及古人优越论向近代进步论的转变过程。文艺复兴前期、中期理解的“历史进步”观，更像是某种漫长历史周期中的上升阶段。16世纪下半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仍然相信“古人”的权威，但在自然科学的发展及世界视野不断开阔的影响下，“古人”的影响力逐渐削弱，近代意义上的“进步”概念也随之出现。这里以马基雅维利、让·博丹和培根为例来说明。

马基雅维利的历史观，是一种循环论和退化论的混合。博丹则尝试将历史的“进步”观念引入世俗的世界历史书写中，这与当时循环或退化的历史观有了显着差异。真正明确提出近代“历史进步”观的是培根。培根认为，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等令人印象深刻的发明，表明知识已在飞速积累。培根使近代意义上的“进步”观念基本成形，但其观点也有缺陷：一是并未讨论“历史进步”是否可以无限延续的问题；二是在历史动力方面只涉及知识的增长，并未形成关于人类历史进步的系统理论。

正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者通过自然科学知识的积累和视野的不断开阔，走出了古人优越论、历史退化论和循环论，转而认为人类历史正朝着不断变化和更好的方向前进。这一时期学者对“历史进步”的看法，更像是基于对科学、知识积累的经验观察和直观感受得出的，因而是一种具体的事实性知识。

抽象的进步：理性启蒙阶段（18世纪）

从文艺复兴时期到18世纪，产生过两次“古今之争”。论证双方是崇古派与厚今派，“历史的进步与否”是其中的重要议题。在这个“漫长争吵”中，过去与现在不再被视为本质上相似，而是性质上不同。因此，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在18世纪的“漫长争吵”中诞生了。也正是这种漫长的“古今之争”表明，直到理性主义时期，西方的进步史观仍然立足未稳，启蒙时代多样的“历史进步”观也证明了此点。

（一）启蒙时代的不稳定进步观

一般认为，詹巴蒂斯塔·维柯是第一个有意识地运用抽象思维，对历史的进程和意义提出普世的总体“理论”的思想家。他首次尝试将历史设想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并认为：历史是理想的和永恒的，有自己的规律和阶段；历史是可理解的，因为创造历史的人也能了解历史。但维柯对于人类历史的理解却是循环论的，他秉持的是将“历史进步”视为历史循环周期中上升阶段的“古老进步观”。与维柯观点相似的还有伏尔泰和孔多塞。伏尔泰和孔多塞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虽承认历史确实在进步，但又认为在未来历史的进步有被不理性、不宽容遏制的可能。因此，他们持有的是一种具有兴衰交替、循环论色彩的进步观。

（二）启蒙时代进步观的辩证、经济动力与必然性

对卢梭而言，历史的进步是两面性的，因而他信奉的是一种辩证“历史进步”观。卢梭观察到，随着生产力的迅速提升，奴隶制和贫困等负面作用也随之而来。而为历史的进步赋予必然性的是杜尔哥与康德，他们的不同是：杜尔哥认识到社会分工导致生产效率提升，通过“经济自由”导致了社会必然进步；而康德讨论的是“自由行动的存在者”如何通过对抗而唤醒人的潜能，在求名欲、统治欲和占有欲的推动下，最终导致了社会与道德的必然进步。

（三）关于启蒙时代进步观的总结

启蒙时代是西方“历史进步”观进一步提炼和抽象的时期。学者将物质产出、人的自由与社会进步等联系起来思考。具体包括：（1）启蒙时代的学者开始意识到，人类至少在几个不同的未必是连续的历史阶段上取得了进步。（2）初步确立了西方世界的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复合体的整体方向，并借助抽象的“幸福”“自由”“理性”等指标，勾勒了一种可发现的历史总运动。因此，人类的历史就是一场从最初的无知、愚蠢、野蛮和迷信的不完美，最终走向开明的知识、智慧、宽容和理性状态的运动。（3）“进步”具有一定的能动性，人类能够通过自主活动实现这一目标。但启蒙时代的进步观仍保留了将信将疑的一面。卢梭注意到技术发展与精神发展之间呈背离或反比关系；伏尔泰、孔多塞注意到物质发展并不一定导致道德和理性发展；康德虽然注意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但未把这种必然性归于人的生产生活实践，而归于某种唯心主义意图。这些观点在物质进步和道德进步间打上了楔子，并为“历史进步”话语后续产生一系列变体奠定了基础。这些变体将“进步”本身视为现代社会各种问题的罪魁祸首。因此如何认识“历史进步”中的辩证性，成为此后19世纪的历史理论的一大课题。

“进步”变为宏大理论（19世纪）

19世纪的“历史进步”观有了更大发展：通过与“文明”等观念结盟，形成了关于“文明进步”的历史宏大叙事，并用“进化”为宏大叙事赋予了历史意义，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历史进步”观念。整体而言，在19世纪，“进步”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重要地位，并获得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支持和历史方向性。但这一时期同样也存在对此思想的怀疑。

（一）历史连续性的构建与作为独立学科的历史哲学

19世纪，“历史进步”的理论化取得了较大进展。一是“中世纪”的历史地位得以提升，欧洲历史的发展脉络不会因启蒙时代对中世纪时期的“黑暗”判断而中断或退化，从而为思辨历史哲学提供了连续的历史载体；二是确立了思辨历史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历史哲学由赫尔德和黑格尔共同确立为一门独立学科，兴起于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

赫尔德强调“进步”应是各文化、民族和语言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展现。他认为每个民族各有其“民族精神”，使其在独特的历史轨迹上发展。因此，历史的“进步”不是朝向某一终极目标的单线发展，而是多样化发展的过程。与赫尔德的认识不同，黑格尔勾勒了一个从东方到西方的“自由”世界精神的运行过程，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黑格尔还提出了“发展”的概念，即如何从“潜在变成存在”的变化过程。由此，不同民族、不同历史阶段整体呈现了一种世界精神，它展现了世界历史的某种理论框架或法则。

（二）文明的“进步”与“进化”

19世纪早期，文明有了现代意义，既用于强调社会秩序和有序的知识（科学），也用于强调礼仪和行为的完善。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基佐强调了文明与进步的密切关系并将二者合并论述。19世纪中后期，历史的进步与“进化”联系起来，一个关键环节是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赫伯特·斯宾塞等人将进化论发展为“社会达尔文主义”。1877年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出版了《古代社会》后，这种进化观开始应用于人类社会的演进。

19世纪下半叶，欧洲人广泛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种族代表的是不同的生物类型，可以按照劣等和优等划分；处于等级制度底层的种族对处于等级制度顶层的种族构成威胁。社会由此被分为现代社会、走向现代的社会和原始社会。这种观念在19世纪末被帝国主义广泛采用。

（三）以社会为中心的进步与危机

19世纪的西方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工业革命迅速转变了美国、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形态。这种旧社会模式的瓦解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并开始尝试从“社会”角度探索历史的进步。法国史学家奥古斯丁·梯叶里从阶级斗争中寻求社会进步的必然性。梯叶里注意到，正是社会中不同阶层的斗争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孔德则认为，正是实证精神的产生才使人类在认识上有了“进步”观念，并从“系统”“体系”的角度阐发了对社会的认识，他主张人类“认识的进步”与“社会的进步”密不可分。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称赞19世纪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变化。在19世纪中期，兰克批评人类“历史进步”的哲学根本站不住脚，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道德领域却难说有进步。威廉·狄尔泰在19世纪晚期同样表示了对“进步”深深的怀疑。狄尔泰注意到工业革命后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欧洲的社会组织发生了剧变，这种社会剧变为人文学科提出了新的智力挑战。为此，狄尔泰提倡从个体“生命”“尊严”和“经验”的角度重新理解“进步”。与狄尔泰持有类似主张的还有雅各布·布克哈特和尼采等人，他们认为历史不是一门科学。这种对知识的非理性来源的强调，成为20世纪初欧洲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共同财产。

总之，在19世纪，历史进步观已在历史哲学中占据了相对主导的地位。它本质上是浪漫主义和启蒙运动思想的融合，并形成了基于社会有机进化和内部变革机制的规律观。然而，20世纪的历史演变进程，严重破坏并削弱了任何试图将历史发展整体渲染为“进步”的宏大叙事和历史理论。

重新研究“历史进步”观的意义

近代西方历史理论中的“历史进步”观，有一个从具体的事实性知识到抽象的史学思想，再到宏大叙事和历史理论的发展过程。它展现的是先前的历史认识不断被后来的历史认识修改的过程。同时，在近代西方“历史进步”观的形成过程中，始终伴随对历史线性进步表示怀疑的声音：从卢梭、伏尔泰、孔多塞到狄尔泰、斯宾格勒，再到20世纪的后现代主义，这种怀疑不绝如缕，且在20世纪声势日隆。

那么，基于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该如何认识近代西方历史理论中“历史进步”观的发展呢？

首先，从唯物史观的历史本体论来看，西方“历史进步”观的发展与变化，本质上是一种适应所在社会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构建，它归根到底是由西方现实社会的物质生产实践决定的。19世纪历史循环论、历史退化论之所以能被历史进步观取代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历史理论家对社会生产力不断推动人类历史前进这一客观必然性规律的自觉或不自觉认知。

其次，从唯物史观的历史认识论来看，正是在特定社会现实的变迁下，西方历史学家才能以自身的现实体验和观察为工具，不断从现实中攫取原材料，来生产包含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在内的人类历史的“方向感”；而这也正体现了历史学家以自我现实生活为实践工具，对人类历史整体方向做出判断的认识过程。其中的认识论规律是，史家正是用“现实逻辑”不断检验着“理论逻辑”，只有二者一致的时候，史家才会做出肯定的判断，否则就会导致深深的怀疑。这也正是唯物史观“存在决定意识”原理的具体体现。

最后，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而言，若想科学认识人类历史是否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就要求历史理论家更深刻地观察生活、从事社会实践，以及科学地认识社会科学原理。历史的进步不仅是对科学技术掌握的提高，还体现在对现实社会变迁规律理解的提升上。只有这样，历史理论家才能能动地掌握历史规律并付诸实践，才能承担和发挥好历史理论的社会功能。当代西方思辨历史哲学的复兴也正体现了此种学术企图。否则，“人们可能会问，如果不对历史的整体意义、方向和重要性有所发言，那么研究历史的意义何在”？

作者：李友东，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摘自：《史学理论研究》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