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巍 高伦：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唯物史观具体化的中国实践

摘要：凝聚中华文明现代力量，需解决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现实张力。唯物史观以原则高度审视了现代西方文明，揭示其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和对抗性本质。为确保唯物史观对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阐释和指导，应避免将其抽象化、教条化，而应具体分析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与社会生产生活形态。唯物史观的具体化定向，既是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也是印在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历史脉络中。凝聚中华文明现代力量作为党和人民肩负的现实任务和文化使命，必须接续唯物史观具体化的方法论原则。“两个结合”是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理论根据，也是中国共产党依唯物史观具体化自觉展开的实践路径，并彰显出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理论内涵。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原则高度，体现在其现实境域、建设原则和未来走向三个维度。

关键词：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唯物史观具体化；社会历史现实；原则高度；文明实践

引言

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切入社会历史现实的核心基石，不仅彰显着其独特的理论地位，更凸显出其与一切理性形而上学的本质差异。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现实的理论观照，并非表现为一种超脱于现实、至高无上的教条化准则，而是紧扣着具体化定向，即深入剖析特定社会历史现实的内在结构，进而揭示出社会历史演进的现实规律，并据此展开“有原则高度[àlahauteurdesprincipes]的实践”。凝聚中华文明现代力量，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具体实践，既需要我们深刻领会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更需要我们摒弃对唯物史观的抽象化、普遍化解读，以便准确把握当前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状况，进而展开有原则高度的文明实践。

一、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出场语境：现代资本文明的唯物史观审视

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出场面临着双重现实任务：一方面，要妥善处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张力，感悟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真理，以实现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现实转型；另一方面，更要审慎应对“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外在张力，摒弃以“西化”为文明唯一标准的简单认知，坚守和发扬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中华文明现代力量之出场面临的双重现实任务所指向的核心议题，乃是如何应对现代西方文明对传统中国造成的冲击。现代西方文明对传统中国的冲击，并非旨在将封建中国转化为现代中国，其真正意图在于“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因为现代西方文明，一方面以普世性的姿态对非西方国家的传统文明秩序进行解构，另一方面又内在地阻碍非西方国家内部的现代社会发展，从而限制它们的文明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正是揭示现代西方文明之本质的学说，这得益于其对现代西方文明展开的有原则高度的审视。唯物史观在审视现代西方文明时所触及的原则高度在于，其以通达社会历史现实为前提，澄明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历史性本质。唯物史观之所以能够作出如此定论，源于马克思精确洞察到现代西方文明植根于“资本逻辑”之中。在审视资本所主导的社会生产力及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唯物史观进一步揭示了现代资本文明的历史性本质，从而解构其所承载的永恒性神话。

首先，唯物史观通过剖析现代资本文明社会关系的历史性本质，揭示了现代资本文明及其所塑造的社会形态隶属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历史真相。一方面，马克思肯定“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另一方面，马克思强调现代资本文明只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特定历史阶段，因为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与社会生产力的变革而诞生与消亡。现代文明之所以暂时性地采用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其根源在于特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或“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决定性地凭靠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

其次，唯物史观通过揭示现代资本文明社会关系的对抗性本质，划清了现代资本文明及其所缔造的社会形态的历史界限。一方面，在现代资本文明中，资本是现实抽象的统治力量，即货币、价值与资本等抽象范畴，作为人类劳动实践所生成的社会关系的产物，获取了“第二自然”般的严格因果性。另一方面，在现代资本文明中，资本是感性现实的社会权力。资本的在场必然以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脱离、资本家和工人的社会存在为历史前提。因为资本作为自律性的价值，诞生于抽象劳动的对象化，这种对象化过程实质上是资本家对工人具体劳动的社会化抽象。

由此而论，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成功地解构了现代资本文明所自诩的永恒性神话，并且在揭开资本所统摄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基础上，进一步解构了其自诩的普世性神话。因此，充分吸收现代资本文明所孕育的一切文明成果，诸如工业化、市场经济、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都市化等，并摒弃充满历史性与对抗性的现代资本文明社会关系，不仅是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在面对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双重现实张力时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所必然指向的新形态。

二、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方法论前提：唯物史观具体化

唯物史观解构了现代资本文明所自诩的普世性与永恒性神话，并致力于探索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指向的是，文明演进的一般性原理和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向度。然而，当我们沉溺于对一般性原理和普遍性向度的反复阐述，即仅停留于唯物史观的词句和原理层面，而忽视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时，将导致我们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寻，仅沦为对现代资本文明的抽象道德批判，以及对文明演进仅持有直观态度，最终丧失凝聚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实践自信。

实际上，自唯物史观问世以来，其理论宗旨始终是扬弃抽象普遍性的理性形而上学。这意味着，它拒绝将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束缚于抽象的原理框架之中，进而将其简化为“一种概念向另一种概念的表面上的自我发展”。相反，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是切中社会历史现实，并据此不断推进理论的具体化进程。唯物史观的具体化定向，不仅彰显着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也深刻烙印在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历史脉络中。

其一，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就在于他将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即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及其所塑造的社会生产生活形态确立为一切理论的历史起点，并认为对这一过程的具体化把握是唯物史观的根本任务。通过把握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具体化阐释，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领悟他对唯物史观的具体化要求。作为政治经济学起点的“劳动范畴”通常被视为一个能够忽略历史差异、适用于所有社会关系的思维抽象。但是，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只有在特定社会历史现实的基础上，劳动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换言之，只有在现代资本文明的语境下，纯粹抽象的劳动才构成全部社会关系的普遍中介。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将其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定位于解剖“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的具体化定向。

其二，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历史脉络表明，他们无论是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实践中，都始终肩负着唯物史观具体化的历史使命。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式地糅合进中国的社会历史现实之中，而是依据唯物史观深入至社会历史现实的具体化要求，以审慎分析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及其所塑造的社会生产生活形态为前提，以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和基本需要层次为标准，科学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阶段，并据此自觉展开有原则高度的实践。

综上所述，唯物史观虽然阐发了历史过程的基本原理，即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了一般性抽象，但是要确保唯物史观能与时俱进地阐释当前社会历史现实中不断涌现的新内容，并在凝聚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历史性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避免陷入“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的理论困境，我们就必须履行其所要求的具体化承诺。

三、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原则高度：唯物史观具体化的文明实践

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直接切入社会历史现实的核心基石，其所通达的原则高度是，以通达社会历史现实为前提，深入至现实个人的感性活动所生成的现实社会关系，进而厘清社会形态演变的历史现实。简言之，这一原则高度不仅在于阐发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更在于对社会历史现实的具体化定向。因此，凝聚中华文明现代力量，作为党和人民所肩负的具体现实任务和当代文化使命，必须接续唯物史观具体化的方法论原则，并据此自觉展开有原则高度的文明实践。

“两个结合”既是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理论根据，更是其实践推进的必由之路。“两个结合”一方面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根基、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主体性，为破解“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这两对矛盾提供了有效策略；另一方面，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历史性征程中，依据唯物史观具体化展开文明实践的路径自觉。在“两个结合”的理论奠基和实践推进下，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理论内涵得以彰显：从实践主体维度审视，中华文明现代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赓续和推进中华文明的强大合力；从本质属性维度界定，中华文明现代力量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动力；从历史底蕴维度追溯，中华文明现代力量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文化实力；从文明演进维度考察，中华文明现代力量是区别于现代西方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实力；从唯物史观具体化维度解读，中华文明现代力量是有原则高度的中国力量。我们可以从现实境域、实践原则和未来走向三个维度，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原则高度。

第一，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现实境域，在于把握马克思主义是文明实践的魂脉所在，并据此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现实。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直面中华文明在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条件、历史语境及文化传统，构建出唯物史观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文明基因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消除唯物史观教条化所导致的无力指导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现实困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科学分析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及其所构成的社会生产生活样态，判断出我国已迈入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并要求紧紧围绕这一社会条件与历史语境开展高质量发展等各项工作，以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另一方面，准确定位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以此强调中华文明现代力量，不仅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更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

第二，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实践原则，在于深刻反思中华民族在近代文明蒙尘的历史教训，以及全面总结中华文明在当代中国重焕生机的历史经验，从而明确党的全面领导、社会主义定向、以人民为中心，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完成现代转型的内在要求。其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巩固文明主体性的基石。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明主体性不受动摇，进而保证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其二，坚持社会主义定向，是构建文明独立性的关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才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从而获得了文明建设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其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铸牢文明正当性的核心。人民群众既是文明建设的共建主体，也是文明成果的共享主体。

第三，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未来走向，在于将视野拓宽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广阔图景之中，制定出应对当代中心问题、化解人类存续危机的中国方案，进而以人类文明新形态指引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现代资本文明以资本作为现实抽象的统治力量，完成了对全部社会生活的统摄与主宰，从而招致了现实的人抽象化为经济范畴，并引发出资本的人格化对劳动的人格化的绝对性社会权力。在马克思所指明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中，中华文明现代力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力量，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导向中，体现着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与追求，以及对现代资本文明的内在超越。一方面，中华文明现代力量致力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划定了自身与现代资本文明的原则界限；另一方面，正如唯物史观批判资本的抽象统治，并宣扬感性生命精神的重建，中华文明特别是“生生”精神同样倡导感性生命精神的构筑。

夏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高伦，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