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来临之际，我想到了胡绳老主任。他是我们党的老一辈有成就的着名学者，将其一生献给了中国近代史和党的历史研究。在他的笔下，这两者是一以贯之的。他很想看到21世纪中国的发展，在他正要跨入新世纪门槛之时，却离开了为之奋斗的这片红土。就在去世前近3个月，他还坚持去参观党的一大会址，欣然命笔写下“曲折有时难免，道路定是光明”题词。这是对党的历史和中国近代历史的深刻总结。这里拟对胡绳的“新近代史观”谈点感想。
我非常赞同胡绳师的“新近代史观”
我从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到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后10年间，直接在胡绳手下工作，受教益匪浅。我一直将胡绳视为不是导师的导师，执弟子礼。他提出的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延伸至新中国成立前，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109年，称之为“中国近代史”。并且，在1997年正式地、明确地提出这个观点。他说：把1919年以前的80年和这以后的30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1840年—1949年的历史时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我很赞同这个观点，主要有三点考虑：
一是它正确地体现了历史分期的科学依据。诚如胡绳本人在1981年4月最初提出这个观点时所说：“历史分期的根据，应当是社会的性质。鸦片战争以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一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人民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任务，也一直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有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但旧民主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才得到彻底解决，所以把这109年划为一个历史时期是比较合理的、科学的。”
二是它使近代史的内涵丰富了，且有一个光明的尾巴，完整地展现了人民革命的逻辑。按传统近代史的下限至五四运动近80年，虽有反帝反封建的多次壮烈斗争，但都以失败告终，读这段历史总感到压抑郁闷、正气不能伸张。加这30年，就改变了主要呈现苦难中国屈辱状况的历史面貌，不仅使近代史的结尾上翘，使人有扬眉吐气之感，而且能充分展现毛泽东讲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
三是它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历史观。历史分期只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能永久固化。传统的近代史下限定在五四运动前，主要是从革命史维度提出的，在那时有其合理性。但当历史前进到1980年代，新中国历史已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胡绳提出“新近代史观”正当其时。它既使按照社会形态分期的近代史有其完整性，也使中国现代史有了明确开端。所以，我非常赞同胡绳师的“新近代史观”。
“新近代史观”引发多科历史的交汇与变化
首先，中共党史与近代史有部分重叠。按照传统的近代史分期，中共党史与近代史“泾渭分明”，时间在前的近代史结束后，中共党史才紧随其后而肇始。按照新近代史观，新民主主义革命史30年，既是中共党史100年的前30年，又是近代史109年的最后30年。这两个百年有30年的重叠，既给近代史增加了光彩，也会丰富党史对这30年认识的视角。
其次，就中国近代史与中国革命史的关系言，若按狭义的革命史观讲，两者的下限完全重合。若按广义的革命史观讲，即新中国成立后直至现在的历史都属革命史，中国革命史跨度的时间就远远长于近代史了。我不知道中国革命史现在是讲到何时为止，这里姑妄论之。若照狭义的革命史观言，讲这30年，近代史的讲法与革命史的讲法应当有所区别，至少主线和侧重点应有不同。
再次，就中国近代史与中华民国史的关系言，比前两史会更为复杂一些。其一，有一个中国国民党史的起点问题。它晚于近代史的起点达半个多世纪。就追根溯源论，充其量或以1894年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算起，或以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算起。其二，中华民国史的起点，无疑是1911年辛亥革命。这两者的起点都包含在近代史范围以内。按照传统近代史观，中国近代史观的终点包括不了中华民国史的终点，那时中华民国史的主戏和高潮还未到来。新近代史观则使两者的关系变化较大。近代史延伸30年，不仅包含中华民国史的主戏和高潮，而且还目睹它在大陆的衰败和灭亡。
综上所述，“新近代史观”给多科历史研究带来不少新问题，从学术研究言，是好事不是坏事。它有助于拓宽研究视野，丰富研究内存，推进研究的全面性、客观性。
（作者：石仲泉，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北京日报》2021年03月08日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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