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向东：文化主体性与“两个结合”

［摘 要］文化主体性是人的主体性的表征，也是文化生命体的本质属性，表现为文化的自觉性、自主性和自为性，构成文化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文化主体性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实践本身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因而文化主体性也是在历史中不断生成和演化的。自鸦片战争后，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在以现代性为主题的世界历史之中相遇，其文化主体性经历了危机与重建的历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两个结合”破解了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在理论层面上找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在实践层面上建立和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两个结合”对古今、中西、体用之关系与矛盾的处理，正是其建立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在机理，不仅具有现实性，而且具有普遍性意义。

［关键词］文化主体性；“两个结合”；古今中西之争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从而使我们有了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这就为我们从哲学层面深入理解“两个结合”何以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特别是揭示其建立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在机理，提供了重要引领。

一、何为文化主体性

尽管学界对文化主体性已有一定的探讨，但总体来看还是初步的。要深入探究这一概念，需要把文化与主体及其实践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西方近代哲学确立起了主体性原则，从康德到黑格尔，主体性原则得到不断强化。马克思通过实践的观点、现实的个人的观点，确立了实践主体性原则。在马克思看来，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实践存在物，人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感性物质活动，实践过程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意识的三重关系与矛盾，因此实践活动本身就是文化活动，是创造文化的活动，也是文化创造的活动。人与文化存在着本然的和始源的关系，人通过实践创造文化，文化通过实践塑造人。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这意味着人通过实践，因而也通过文化，使自己成为自觉、自主、自为的存在，成为一种主体性存在物。

在这里，一方面，文化主体性实际是人的主体性的表征，是实践主体进行文化创造和文化实践的结果。另一方面，文化主体性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成为一种独立于我们之外的客观存在，摆脱了个体生命有机体的纠缠，因而是一个不断延续、积累、进化和发展的生命体。这种文化生命体具有自我更新、自我变化的能力，并以“主体”的方式存在，反过来塑造人的主体性。因此，无论是作为人的主体性的表征，还是作为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一种存在形态，文化主体性都意味着文化的自觉性、自主性和自为性。

自觉性相对于盲目性而言，意味着主体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形成自我意识或自觉意识，是主体区别于其他一切存在物的本质规定性。文化自觉性既包括一般意义上关于文化的本质、地位、功能、发展与演化规律的认识所形成的自觉意识；更是指对自身文化的认识和反思形成的一种自我觉识，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自知之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也就是说，这种文化自觉或自知之明，就是要通过对自身文化形成与演变的认识和反思，通过对自身文化与他者文化的比较和定位，不仅清楚自己文化的长处，也了解自己文化的短处；不仅知道自身文化从何而来，而且明了向何而去，从而为文化自主提供前提。

自主性相对于强制性、被迫性而言，表示主体在活动过程中是活动的真正主人，拥有选择与决断的权利和能力。文化自主性，意味着通过自我选择、自我决断形成文化独立自主和文化主体的精神独立。这包含着文化的自我选择和决断的权利，在文化发展及其转型过程中，它既不被外来的强势文化所胁迫和殖民，也不为旧有文化所禁锢，可以自主确立和选择文化发展的目标、内容、道路。没有这种权利，文化就会成为他者文化的附庸。同时，这也包含着文化自我选择和决断的能力，做到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不用他者的标准为评价标准，不用他者的价值体系来剪裁自己的文化实践，能够依据自己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来确定自己的发展道路，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自主的知识体系，从而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自为性相对于自在性而言，是主体性的根本特征。在黑格尔看来，作为一个自在存在，尽管有着原初的或直接的统一性，但它是一个抽象的普遍性，只有“作为一个现实的东西、作为一个主体或一种自身转变活动而存在”，即“自己推动着自己的自身一致性”，它才是自为存在。文化自为性，意味着文化通过以自身为中介的活动进行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把自己造成它自在所是的东西。它不仅强调现实性，即文化通过扬弃外部世界的规定性将应然性和超越性设定为自己本身的规定，并基于文化实践活动规律而展开文化的自我实现，使之从理想化为现实；它更强调创造性，即文化通过其内在机制——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进行自我实现，文化传承不是对原有文化的简单延续和重复，而是需要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正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文化得以生生不息，开拓出新的境界。

文化主体性是创造文化的主体——人的本质规定性，也是文化的本质规定性，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第一，它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文化的自觉性、自主性、自为性所确立的正是文化意义上的自我，只有拥有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才有所依。第二，它是个体认同和共同体认同的坚实基础。认同就是个体或者群体达到自身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回答我是谁、我们是谁，使得自我和生活于共同体中的个体获得归属感和意义感。这种认同总是通过选择、接受某种文化，特别是作为文化核心的价值观而获得的，因而文化主体性为认同提供了基础。第三，它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在动力和基本依据。文化主体性，不仅使自身文明拥有平等意识和地位，具有包容性，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内驱力，进而保持自身文明旺盛的生命活力，而且还使得自身文明具有独特个性，与其他文明表现出显着差异性，从而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鲜明的文化特性。正因为文化主体性拥有如此重要的功能与意义，习近平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

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近代危机及其重建

文化主体性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实践本身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因而文化主体性也是在历史中不断生成和演化的。一些伟大的文明，如古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随着历史的演进，其文化主体性被各种因素所消解，乃至从历史中消失，仅成为一种历史记忆。中华文明拥有悠久的历史，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自历史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在以现代性为主题的世界历史之中相遇，其文化主体性经历了危机与重建的历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强行拖入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之中，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从世界体系来看，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现代性的发展创造了世界历史，如马克思所说，它把一切民族都卷入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中来，并因此使现代化成为每一个民族普遍的历史性命运，“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同时，这种现代性还布展了一种权力关系，即支配和从属关系，“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也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性的确立，不仅使得中国社会和文明必然要与西方社会和文明遭遇，同时还力图形成一种权力从属关系。从中国社会和文明本身来看，“封建统治者夜郎自大、因循守旧，畏惧变革、抱残守缺，跟不上世界发展潮流”。因此，这两种因素叠加的结果就是：“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这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旧的文化生命体解体，从而使得中华文化主体性呈现出历史性危机。

文化主体性的历史性危机，首先，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无法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能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这不仅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就整体性质而言是与农业文明和宗法制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作为封建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并反过来为之服务的传统文化，不能有效地回答和解决中国社会所面对的时代问题，同时这也为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实践所证明。其次，表现为以儒家为核心的旧文化价值秩序的解体。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入，中国传统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结构遭到破坏并走向崩溃，传统文化秩序整合下所形成的观念和价值体系，遭受腐蚀或分解。“这不是说，在这种文化解体的情况下，中国人就不再持有任何传统的观念或价值，而是说经由传统的整合秩序所形成的价值丛聚（cluster of values）与观念丛聚（cluster of ideas）(一组价值或观念彼此相互连结曰丛聚)遭受腐蚀，或从原来接榫处脱臼了。”最后，表现为近代中国人的文化自卑感。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积贫积弱和传统价值文化秩序解体必然会产生一种精神和文化心理症候，即文化自卑感。胡适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中华民族是“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一批思想家通过文论和小说人物形象着力揭示国人的国民性，诸如奴性、惰性、麻木、愚昧、卑怯等，这既是对传统文化的深度反思，也是对当时国人文化自卑感的一种深刻揭示。实际上，这种文化自卑感，甚至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或隐或显地存在着。这是一种文化危机，也是文化主体性危机。这种危机使得我们在文化生活上失去自觉性、自主性和自为性，使得我们中国人在精神上陷入被动。

面对这一危机，旧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进行积极探索，从洋务运动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从强调器物文化变革、制度文化变革到观念文化变革，回应着西方社会和文明的挑战。在这一过程中，围绕发展什么样的文化，包括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发生了多次文化论争，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案或理论，体现出重建文化主体性的努力。这些方案和理论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尽管因为历史的阶段性特质赋予其历史的可解释性，却都因为其理论内部的缺陷和实践上的不可能性以失败而告终，同时其论争中的核心问题即“古今中西之争”则伴随和贯穿其后中国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全过程。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学会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通过“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破解了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在理论层面上找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在实践层面上建立和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正如习近平所深刻指出的：“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

文化主体性的这一建立过程包含丰富内容。第一，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在文化领域要实现的目的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亦即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从而科学地解决了新文化发展的方向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等一系列重大命题和战略目标，明确提出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把价值文化建设与文明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第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如果说中国近代文化主体性危机表现之一就是传统价值秩序的崩溃，那么文化主体性重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价值秩序的重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阶段，我们党总会提出核心价值诉求，从“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到共同富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的十八大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不仅历史地回应了中国近代以来价值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更是直接切中了世界历史背景中展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最深层次的问题，构成当代中国社会价值秩序的主心骨和文化软实力的核心。面对全球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崭新理念，提出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不仅为变革和建设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价值引领，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价值核心，也为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和消解其话语霸权提供了价值立场。

第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重大理论成果是“两个结合”的思想结晶，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其中，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在此基础上，习近平进一步深刻总结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的规律，把“两个结合”提升为一种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强调“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三、“两个结合”建立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在机理

“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何以能够建立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对中国传统文化转型和近代文化主体性危机中的核心问题“古今中西之争”的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一直伴随和贯穿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的全过程，其内在蕴含着古今、中西、体用之关系与矛盾，“两个结合”对其内在关系矛盾的处理，正是其建立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在机理。

第一，古今关系。怎样对待本国历史与传统文化，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面对和解决好的问题。古今之争中，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激进主义否定传统文化，认为传统中的许多可恶成分与传统文化的特质有关，所以要打倒传统，乃至提出“打倒孔家店”，甚或“全盘西化”的主张；保守主义则固守传统，即使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说，也是在主张引进西方物质文化的同时，强调要捍卫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前者为用，后者为体，这就是要用西方的科学与技术来维护三纲五常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

“两个结合”超出了古今之争，当它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时，首先，意味着肯定传统文化的不可或缺，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脉。文化和文明都与一定的主体相联系，具有民族性和传承性，进而形成一定的传统。传统不仅使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也构成了社会创造和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甚至认为“看不起中国的东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遗产，这是极端卑鄙恶劣的资产阶级的心理在作怪”。其次，意味着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需要批判性继承。“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我们尊重历史，“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同时，优秀传统文化也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最后，意味着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的基因。这也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存在高度契合性，又有着时代差异性。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解析优秀传统文化，以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重释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内涵并赋予其当代性，以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丰富实践拓展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够使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时代跨越，开显出其现代形态。

第二，中西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与转型正是由于西方文明和文化的冲击所引发的，因此它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处理中西关系。中西之争的复杂性在于其中的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纠缠。这里同样存在对立的观点。激进主义忽略文化的民族性，将西方文化看作新文化，中国文化被视为旧文化，认为中西文化之差异是新旧文化之差异，主张“西化”乃至“全盘西化”。保守主义如20世纪20年代的东方文化派、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派，忽视西方文化中的时代性因素，强化文化的民族性，主张文化本位主义或者复古主义。

“两个结合”超出了中西之争，当它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时，首先，意味着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魂脉。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是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内在批判而形成的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它既包含对西方文明成果的积极吸纳，又是对其文明的积极扬弃和内在超越。其次，意味着吸收一切外来优秀文化。开放和包容从来都是文化与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华文明，都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突出特性。因此，“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以我为主、洋为中用、辩证取舍”，以此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今天我们更是进一步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强调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推动中华文明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同时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各国文明和谐共生。最后，意味着要进行消化吸收，使之成为中国特点的文化。即使对于外国的优秀文化，也不能完全照搬过来，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经过中国人自己的消化。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们把其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完全是中国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风格和气派。

第三，体用关系。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形成林林总总的学说，其核心之处在于体用关系。这些学说在体用关系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体用相分、道器分割。典型者如“中体西用”论，它强调中西文化的互补性，试图用西方科学技术之用来弥补儒家文化的不足，并开始破坏儒家文化固有的体系。这较之昔时的文化自闭是一大突破，并在实效上带来了中国近代机器工业、近代文教等。但是，它存在内在的理论困境即“体用两橛”，如严复所言：“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同时在实践中，随着中国近代历史进程要对传统封建制度和文化之体进行改变，它就由历史之初的积极作用转变为阻碍作用。另一类是体用不二、道器为一。典型者如“全盘西化（西体西用）”论，它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性，因此中国要想在物质文明方面仿效西方，就必须不仅要在“机械”上，而且要在“政治社会道德”上仿效西方。此论虽然在理论上强调了文化的整体性，在20世纪20、30年代针对中国本位文化派，具有反对封建复古主义的意义，但其错误在于完全忽视文化的民族性和主体性，把文化的整体性视为一种机械的统一，不理解文化的整体性、统一性是该民族文化在历史中生成、演化和发展着的。

“两个结合”超出了体用之争，当它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时，首先，意味着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也就是说，它不是将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的各种文化因素在形式上进行一种重组，而是在有机生命形态上进行的一种结构重构，是一种新质的文化再造。在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里，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有机结合和交融，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其次，意味着新体新用。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体现了体用不二的原则，有着与自己新体相应的新用，它既不是中体西用，也不是西体中用，而是新体与新用的统一，因而终结了中西体用之争。这个新体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有着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以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精神支撑的中华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最后，意味着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中华文明的自我更新。它是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波澜壮阔、生动丰富的伟大实践的产物，因而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不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生命体的移植和嫁接；是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创新生成的，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也不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旧文化生命体的简单延续，而是中华文明自我更新的结果，充分体现着中华文化主体性。

总之，文化主体性既是人的主体性的表征，也是文化生命体的本质属性，构成任何民族文化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两个结合”之所以能够建立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其关键就在于它对中国传统文化转型和近代文化主体性危机中的核心问题“古今中西之争”的破解。“两个结合”超出了古今之争，肯定传统文化的不可或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的基因，使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超出中西之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批判吸收一切外来优秀文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超出体用之争，通过“结合”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既非中体西用，也非西体中用，而是新体新用，是中华文明的自我更新。“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两个结合”对古今、中西、体用之关系与矛盾的处理，正是其建立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在机理，不仅具有现实性，而且具有普遍性意义。

吴向东，男，1966年生，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哲学）成员、教育部哲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曾任国际价值哲学学会会长，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是价值哲学、人的哲学、政治哲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10余项。作为主要成员，参加了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选读》的研究与编写。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专着（含合着、译着）10余部，获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北京市高等教育成果奖一等奖、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高等教育类优秀教材一等奖。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并获“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本文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参考文献及注释参见本刊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