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从早年的野路子到“自学”的大学生活

我的学生生涯开始于故乡浙江诸暨。1964年，我在诸暨的何家小学入学，当时的学校是复式制，即一、二、三、四共四个年级在一个教室，那时觉得很正常，以为学校就是这样的体制，现在想来，可能有点类似这些年的“希望小学”。1965年，我告别诸暨，回到了上海。但当时上海的学校不承认我在诸暨的“学历”，只能重新从一年级读起。这样，算起来，在教育的起步阶段，我读了两次一年级。

在诸暨何家小学期间的“求学”经历，现在还有点印象。记得当时对语文课本里“小猫钓鱼”“司马光砸缸救人 ”之类的故事能够倒背如流，对此至今记忆犹新。到上海后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我的印象当中，小学阶段基本上稀里糊涂，开始主要是识字，后来胡乱翻阅。在中学阶段，我开始有选择地阅读自己感兴趣的相关书籍。经济学方面，“读”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苏联译本）以及《重商主义》等通俗小册子。哲学方面，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两本书，一本是艾思奇先生的《辩证唯物主义》，另一本是王若水先生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实践论》，这两部书的文字风格比较严谨，说理简明易懂，在中学期间，我个人的写作风格也颇受此影响。在文学方面，鲁迅的一系列作品对我很有影响，我几乎读完他的所有杂文和小说。同时，对当时广为流传的外国名着，比如俄罗斯作家契诃夫、雷蒙托夫、果戈里，法国作家大仲马、雨果、莫泊桑、福楼拜、巴尔扎克，英国作家狄更斯、笛福、哈代，美国作家杰克 ·伦敦、德莱塞、霍桑等的小说，都广为泛读，其中很多情节，我至今仍有极深的记忆。总之，这类故事性强、文风写实的作品都是我所喜爱的着作。还记得当时因为条件简陋，能借到的书很少，大家彼此间都是相互传阅，所以留给自己阅读的时间很紧张，因此几乎是手不释卷地拼命去读，如《基督山伯爵》，厚厚的两册，一两天工夫就囫囵吞枣读完。

回想起来，在小学四年级时，我还“读”过《东周列国志》，虽然这本书采用繁体竖排，行文也保留了半文言的特点，但它的叙事方式非常吸引人，把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历史事件讲得绘声绘色。与接触《东周列国志》差不多同时，我对当时记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些作品也有所涉猎，曾认真读过有关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历史的着作（书名已不记得，是繁体竖排），后来进一步阅读回忆文集《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着作，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有关中国的历史，一是先秦的沿革，一是现代革命变迁，前后两头同时进入我的视野，这一涉猎虽然有些偶然性，但对我现在依然有重要影响。

《资治通鉴》是另一部令我难忘的史学着作，大致从中学后期开始阅读。前面提到的《东周列国志》主要涉及先秦史实，《资治通鉴》则包括从秦汉到唐末的历史。当时我读书很喜欢摘录，所以在读《通鉴》时往往是一边读一边记，很多的笔记内容一直留到了现在，也许是得益于这种阅读习惯，这段时间里我认真和系统地读完了《资治通鉴》各册。前些时，我的博士生将笔记电子化，有二十五万馀字。我浏览了一下，虽是十七八岁作品，但文字、观念有点“老气横秋”，现在看来，也不免惊讶学术上的“早熟”。或可摘引其中若干段：

汉成帝之昏聩，有时令人难解。刘向及其他人多次上书极陈王氏之过、外戚之专权，成帝自己也亲眼看到了王氏的穷奢极侈（如王商引河灌园，王根筑假山花园如白虎殿状），照理应该有能醒悟，采取一些果断有力的措施，外削外戚势力，内固汉室，但他却或是见奏徒然嗟叹一番，或是对王氏口头训斥一顿，知错行错。其行愚不可及。后来汉朝被王氏篡权，不亦宜乎！

王莽在成帝时，声名显赫，身居高位，但到了哀帝时，地位却一落千丈，被迫辞职，闲居在家。经过这段贬黜时期，为什么他还会东山再起？这里有很多原因，主要的是：（ 1）哀帝早崩。哀帝在世时，特别宠幸一个叫董贤的人，把他提升到大司马之职，甚至有将帝位禅让给他的意思。如果哀帝活得长的话，董贤的地位一巩固，那末王莽要重新上台就有困难。（2）一部分官吏及百姓深深同情他。王莽通过玩弄权术及弄虚作假，本来就在老百姓中留下较好的印象。后来丁、傅和董氏先后贵倾天下，而王氏日衰，由此人们对王莽深表同情，他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3）太皇太后的长寿。太皇太后即王莽的姑母，对王莽一向十分宠爱（王之父早亡），哀帝死后，太皇太后执政，王莽自然借光不少。（ 4）董贤的无能。董贤虽然蒙哀帝之宠，从一侍中骤升任大司马，但根基很薄，没有一批死心塌地为他效力的党徒，而且无勇无谋，哀帝一死，就一筹莫展，惶惶无策，根本不是王莽的对手。所以王莽通过一道诏书（借太后之手），就叫他一命呜呼了（自杀）。（ 5）王莽在免职后，千方百计地提高自己的名声，下面一个例子就说明他为了名声是怎样地不择手段：他的儿子曾杀死了一个奴仆，王莽获悉后，即狠狠地将他教训一顿，最后逼他自杀。

以上是我早年的阅读经历，如果按照现在的学科划分来看，所读的这些作品涉及哲学、历史、文学、经济学等领域，只是当时并没有表现出对某一方向的特别重视，而是凭着自己的兴趣“愉快阅读”。

1976年中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静安区房地局下属的一家建筑材料公司当装卸工，在汗水与尘土中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现在装卸材料有不少机械可以利用，当时完全是手拉、肩扛，双手磨得全是血泡，每日需搬运数吨重的材料，工作强度很高。尽管工作非常辛苦，但在个人兴趣的驱使下，我仍然坚持在工作之馀阅读一些人文学科的书籍，并被接受为“工人理论学习小组”的成员。当时的阅读对象，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着作，包括《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哲学笔记》等等。这样的时间前后持续了差不多两年，在这不长不短的两年时间里，我大致读完了当时比较注重的马列经典着作，现在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比较熟悉，与这一时期的阅读无法分开，就此而言，这类阅读也为我现在的理论研究埋下了伏笔。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有类似的基层生活、工作经历，或多或少养成对现实的关切和理想意识、使命意识，对文化传承、世界变迁、人类命运等比较关切。就个人而言，我在哲学的思考中，既无法像分析哲学那样自限于语言和逻辑的狭隘天地，也难以效法现象学，沉溺于意识的思辨王国，多少也与这一背景相关。

1977年的下半年，逐渐传来高考将要恢复的消息。最初只是耳闻，并未十分当真，但各种渠道汇归而来的信息，都表明这并不是空穴来风。在这一信息最后被证实时，其冲击力是现在难以想象的。作为存在方式改变的可行途径，参加高考自然成为热切的选择。当消息尚处于飘忽之间时，招收何种专业，特别是有无文科，还无法确证，为稳妥起见，我一开始所作的，是考理科的准备。凡当时能找到的中学数学、物理等教材，都尽力收罗。由于中学时代的头等大事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数理化往往处于边缘地位，这方面的训练也不严格、系统，这样，准备高考的过程名曰复习，实质上几乎是自学。而在物理、数学间穿梭往来，倒也别有滋味。

最后，总算获得确切信息，高考在1977年底将正式恢复，同时，文理科兼招。尽管理科的内容凑合着已复习了一阵，但兴趣所在，毕竟仍在文科，既然文科也招生，则自然转而准备文科的考试科目。当时白天仍得工作，周日的加班也继续踊跃参加，有时早班连着中班，复习主要是下班后的事。好在文科基础尚可，对付起来较为轻松，除了数学（与现在一样，文科也得考数学）费时多一些，其馀各科，凭着下班后、就寝前的一段时间，觉得也可应付。到最后几天，甚至略有技痒之感，颇欲上场一试。

考试的那几天，十二届学生齐上阵，其情形之壮观自不必言。鏖战四场之后，虽不敢说有大得，但亦无大失，总体感觉还相当不错，一些课目如作文之类，自认为很有可圈可点之处。然而，世事常非人所能逆料，虽自以为录取应无大碍，但到发榜之日，却迟迟不见录取通知书！那些日子的失落、惆怅，真有些难以言表。直到后来招生扩大，才总算拿到那姗姗来迟的通知书。据说高考第一次恢复时，录取的程序并不像后来计算机排序那样从高到低、“科学”严谨，我们这些迟到的被录取者中，相当部分都是高分获得者，不少人的分数要比一开始被录取的幸运者高出许多，至于为何到后来才录取，具体原因至今仍不甚清楚。

本来就来之不易的大学生活，经过录取过程中的一番折腾，更显得弥足珍贵了。尽管初入学时所上的一些课程现在看来似乎意义不大，但当时却不敢怠慢，其专注与投入，现在也许难以想象。当然，所谓专注，并不是现成地接受课堂中内容，作为小学、中学都走惯野路子的学生，独立找资料，刨根问底地追寻问题原委等等，构成了我“求学”时代的特点，即使理论性并不十分强的对象，如现代革命史或党史，也都一无例外地试图给出一套一套的理论解释。不满足于已有的结论、总是力图在既成的观念之上加上自己的见解，从一个方面表现了当时文科学生的热切求知精神。

早年的野路子，一方面使读书杂乱而没有章法，另一方面又形成了独立思考、空无依傍的习惯。在大学期间，二者都留下痕迹。有一次，我曾与武汉大学陈波教授谈及这段经历，并自嘲为“在高等学校中的自学成才者”，陈波深以为然，并在不同场合提及我的这一“自道”。确实，我在大学时代，除了后面将进一步提及的在哲学观念（何为哲学）以及哲学进路（如何做哲学）深受冯契先生影响之外，其他领域往往不受约束，有些课程（如教育学）甚至避而不上。以往自学中形成的思维习惯，依然在不同层面得到体现。

当时大学的课程不像今天这般严格和系统，记得其时开设了中共党史等相关课程，这方面我的知识储备较多，因此驾轻就熟。其他诸如政治经济学、哲学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等等，类似于今天国外和国内所说的 PPE（Philosophy，Politics and Economics）课程，所涉及的内容相对丰富。大学生活两年之后开始分专业班。当时我对哲学方向较有兴趣，特别是对哲学那种特有的理论性思考抱有很强的爱好。可能冯契先生一些论着的吸引，也影响了我最终选择了哲学专业。记得入学之初，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便是冯契先生，他常常身着朴素的灰色衣服，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但其理论思维的独特性与深入性，则给人以别开生面之感。在哲学班学习的这段时间，与之前两年的情况基本类似，尽管我的考试成绩不是最拔尖的，但包括老师和同学们在内很多人对我的所思所想都比较认可和关注。每次课堂或会议发言，我的观点总能给同学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当时无论是在院系、班级还是学习小组里面，大家都肯定了这一点，这在相当程度上增强了我的理论自信。

四年的大学生活结束后，我考取了本校的硕士研究生。当时的研究生考试与现在不同，总计大约有六门，古汉语、英语等都是必考科目，入学考试总体非常顺利。就英语而言，尽管我是进入大学才开始系统地学习，考试成绩却不错，达到当时出国留学的要求。之后，我正式成为了冯契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当时冯先生正在写作《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以及《逻辑思维辩证法》等着作，两书最初都以油印形式印行，对哲学的理论与历史都作了崭新的阐述，给当时的我带来了思想的震撼，并在无形之中更加坚定了我在华东师大学习哲学的志向。虽然当时冯先生并未开设系统的课程，但其着作却对我个人带来了极大影响，日后我反复提及的“史思统一、学无中西”的哲学研究进路，无疑也与之具有关联。

大学期间，从本科到研究生，尽管深受冯先生的治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但回想起来，基本以自读自思为主。有鉴于此，我几乎每年都会对刚刚入学的硕士生、博士生们强调：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不能过分依赖导师的“耳提面命”，应将主要精力放在自主学习和勤奋思考的过程中。但是，这种学习需要有规范的路向，不能流于“民哲”式的漫无边际。就我个人而言，这种自思、自得与学术脉络上传承冯契先生等所铸就的精神命脉在本质上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广而言之，这也是我们华东师大哲学系的学风一脉相承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冯先生的指导下，我的硕士论文主要是对胡适与乾嘉学派的关系展开思考，该文后经凝练发表在了 1986年的《社会科学战线》杂志上，题为《评胡适对清代朴学方法的改造》。此前，与之相关的《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一文，发表于 1985年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后来我对实证主义的系统研究，可以说正是肇始于此时。

博士研究生入学之初，一个偶然的契机，我在丁祯彦老师处借得一套线装本的《王文成公全书》，此书虽是线装，但可能是在民国期间出版。读过之后，激发了我对阳明心学的兴趣。在博士期间我主要的研究兴趣转向了王阳明。记得当时在准备完成博士论文之前，需要提前列出一份提纲交给冯先生过目，由于那个时候找不到太多可供借鉴的材料，所以我就写了一份五十多页的提纲。冯先生看过之后，认为要点不够突出，退回让我重新撰写。后来我将提纲缩减至十几页，但冯先生依然不满意，批评甚多，其中主要是否定性意见，而究竟如何可行，则让我自己思考，这一方式可能侧重于“不愤不启”，并有助于我进一步的探索，但当时却使我颇为失落和沮丧。后来我在指导学生时，比较注重否定与肯定的统一，既告诉学生什么地方“不行”，同时，也将我认为“可行”的方向加以说明。这一教学方法可能在前一方面（批评性意见）与冯契先生相近，后一方面（正面提示）则与之有所不同。

我的博士论文定名为《王学内在的二重性及其历史展开》，论文主要的结构框架几乎都是那段时间靠自己阅读和思考“体贴”出来的。我的坚持和探索并非没有结果，后来的定稿总体来说比较顺利。1987年8—9月份，我基本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并呈交给了冯先生。当时的论文内容全部由手写完成，打印后是一本厚重的装订本，显得格外“壮观”。当时对答辩时间并没有规定，论文虽然在 1987年下半年定稿，但直至 1988年的1月份才最终答辩。不管怎样，我由此成为冯契先生自己招收、培养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

博士毕业后，我被安排留校任教，结束了学生时代，开始了高校的教学与研究生活。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