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从文明的“他述”到“自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

内容提要：文明是一个标志着人类走出原始状态，进入较高社会发展阶段，通过劳动实践实现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的概念。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崛起的资产阶级和殖民者为了实现掠夺和殖民的需要，刻意凸显了文明概念中“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制造出“主体”与“他者”的矛盾。在欧洲国家建构的这种文明叙事中，非西方国家、民族的文明都被剥夺了文明的话语权，被视作野蛮、落后的“他者”。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对其他国家、民族而言，欧洲国家这种关于文明的“他述”正在暴露出虚骄、狂妄的理论本质，各国家、民族关于文明的“自述”正在兴起。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和实践成果，而且是面向世界讲述中华文明故事的理论“自述”，体现出鲜明而深刻的文化主体性。

关键词：文明 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 文化主体性 民族复兴

一个伟大的民族，总有伟大的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承接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厚重底蕴，立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砥砺奋进，面向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命题。这是一个具有深邃理论内涵和重大实践指向的标识性概念，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伟大成就，超越了西方国家依仗强力建构的文明“他述”，彰显了古老而常新的中华文明的精神高度和世界历史意义。

一、重思文明的基本内涵

任何一个概念，都是对一定的社会实践及其历史状态在理论上的抽象概括。正如马克思所说：“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可见，各种观念、范畴、概念既不是预先存在的，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现实存在的社会实践或社会关系的抽象和总结。文明概念也是如此，它的基本内涵是对人类社会走出原始的蒙昧、野蛮状态而达到较高的社会发展阶段，通过劳动实践实现“人化的自然界”、走向“人本学的自然界”的过程及其成果的理论概括。

中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距今大约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原生型文明。“中国史前各地区在距今6000—5300年前后同步跨越式发展……各地区相互交流碰撞，形成可以被称作‘最初的中国’的文明体。”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文明”概念和话语的国度。中华先哲很早就赋予文明一词以丰富的内涵，大致说来，一是指摆脱了原始蒙昧状态，文采光明之义；二是具有崇尚教化、人文化成等意涵。在中国最早的典籍之一《尚书》中就记载：“浚哲文明，温恭允塞。”其字面意思为，智慧深远且文德辉耀，温和恭敬的美德充塞于天地之间。唐代孔颖达解释说：“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另一重要典籍《周易》更是多次提及文明。《周易·大有》载：“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强调文明是一种重要的美德，应天而行，则可亨通顺利。《周易·贲》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乾》还记载：“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认为：“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冯天瑜对此解释为，“这里的‘龙’，指牛（牛龙）；牛在田间耕作，意味着农业生产在进行，天下亦随之进入文明时代。这是把农业的产生视作文明的开端”。直到清代，李渔在其着作中提到“辟草昧而致文明”，表明文明一词仍是表示与蒙昧状态相对的具有较高文化的发展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文明的内涵非常稳定，从先秦一直延伸到清代，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这意味着在中国语境下，文明一词所指向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都是稳定和长期延续的。

在西方，文明（civilisation）一词出现得较晚。据布罗代尔考证，文明一词大约在1732年还仅仅是一个法律用语，用于指称一种正义的行为或对刑事犯罪进行民事诉讼的审判，其现代含义“进入开化状态的过程”则迟至18世纪50年代才由杜尔哥、米拉波侯爵等人在着作中使用。从那时起，“就其新义而言，文明一般指与野蛮状态相对立的状态。一方面是开化的人，另一方面是原始的野蛮人或蛮族”。在其后的发展中，尽管文明一词被不同的思想家赋予了各种内涵和指向，但基本含义都是指开化、摆脱野蛮状态。例如基佐在《欧洲文明史》一书中认为，文明的“两个要素”或“两个条件”“两个标志”，是“社会活动的发展和个人活动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进步”，在他看来，“哪个地方人的外部条件扩展了、活跃了、改善了；哪个地方人的内在天性显得光彩夺目、雄伟壮丽，只要看到了这两个标志，虽然社会状况还很不完善，人类就大声鼓掌宣告文明的到来”。基佐的论述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发展中的资产阶级对超越传统、解放“人性”（即资产阶级的社会属性）的鼓吹和追逐。德国学者诺贝特·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认为，文明这一概念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技术水准、礼仪规范、宗教思想、风俗习惯以及科学知识的发展等都可以纳入其中。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在这一意义上认为，“文明是一个相对的词，其范围之大是无边无际的，因此只能说它是摆脱野蛮状态而逐步前进的东西”。这同样是说，文明这一概念内涵丰富，凡是人类自摆脱原始状态后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诸如工商企业、科学技术、政法制度、文学艺术与道德智慧等等，都构成文明的内容和组成部分。其中，福泽谕吉最为重视的是道德智慧，“文明就是人类智德进步的状态”，要促进文明进步，首要的就是提高人民的道德和智慧，改善举国的风气。当然，福泽谕吉这一说法只具有抽象的意义，实际上他所提倡的充其量是狭隘的资产阶级道德。

概言之，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文明的基本内涵都是指人类脱离最初的原始、蒙昧状态，开始进行自为的文化创造，从而摆脱对自然的完全依赖状态而进入自然的人化状态。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人类对自然的加工利用，还是对自身的改造提升，无论物质成果，还是精神成果，都被看作人类文明的体现与成果。然而，在这些成果背后，诸如推动文明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有哪些内在规律，文明的发展前景何在等一系列问题，还未能得到科学的研究和探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科学研究方法和基本指导。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是从某些外在表现就文明论文明，而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提出了文明社会的标准，并揭示了文明发展背后的社会形态变迁与阶级对立，并从根本上为人类文明的前途命运指明了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是从社会生产和生产力等角度来看待和理解文明的。青年恩格斯就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马克思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来理解文明，将人类“已经获得的生产力”称为“文明的果实”。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大体上将“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看作是否属于“文明国家”的标准，在晚年他还专门研究了文明问题。恩格斯根据摩尔根的历史分期，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三大阶段，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则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这里，划分不同历史时代的标准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恩格斯进一步概括说：“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这表明，在蒙昧时代人们只能靠捡拾自然物为生，还不懂得对自然物进行加工；在野蛮时代人们开始懂得对自然物进行初加工，开始展开早期的农业和畜牧业；而在文明时代人们开始对自然物进行深度加工，工业、商业开始出现并不断获得发展。这就摆脱了将文明视作某种神秘之物或精神力量的唯心主义路径，为文明及其发展阶段确立了一个客观的标准。

那么，生产力越发达，社会文明程度就越高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悖论。例如在原始社会，虽然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也谈不上多少文明的发展，但是在氏族、部落内部却存在平等、互助、友爱等美德。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生产力高度发达，高楼林立、工厂遍地，文明的景观高高矗立，但在这一社会形态中，深重剥削、奴隶贸易、侵略战争等行为屡见不鲜，这很难称得上文明。马克思早在《哲学的贫困》中就指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援引卢梭的观点说：“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恩格斯还说，卢梭的观点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思想进程是一致的，即都遵循着辩证法，“和马克思所使用的完全相同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一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恩格斯进一步解释说，之所以出现这一悖论，其最深层的根源就在于，伴随着分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私有制和阶级对立也逐渐发展起来，因而文明时代所实现的进步都是建立在阶级对立和社会分裂的基础之上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私有制社会中，总是一小部分人将文明和进步纳入囊中，而大部分社会成员则胼手胝足，将这种进步的成本与代价扛在肩头，成为托举文明的无声的垫脚石。这样一种本质性的内在冲突，不可避免地使文明社会的一切发展和进步都包含着矛盾和悖论。“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这意味着，人类社会在私有制形式下所走过的文明时代，背后都伴随着或显或隐的“奴隶制”，因而这些“文明”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彻底的文明。而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国家作为“文明社会的概括”，也逐渐产生不断强大起来，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具有暴力性的工具。总之，“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要摆脱文明发展中的这种矛盾，只有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对立，实现“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这也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深刻揭示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但是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社会形态下，文明的发展充满了悖论，无法实现真正的文明。只有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制度，才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和创造历史前提。

二、殖民和侵略语境下的文明“他述”

梳理文明的基本内涵，可以看到，文明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范畴。任何民族、区域的人们，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会走过一个从原始、蒙昧到文明的历史过程。文明绝不是哪个民族的特权，也不会被什么区域所独有。被称为历史哲学之父的维科曾说，“有一个理想的永久的历史存在着，一切民族的历史总是要通过它的，他们不论是从野蛮、半开化或粗野状态出发，总是要达到文明”。维科这一判断虽有唯心论之嫌，但它表明，人类不同民族、国家的文明或许有发展程度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先后，但都是平等的。习近平总书记就此进行深刻阐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然而，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彼时西方正在崛起的资产者和殖民者为了实现掠夺和殖民的需要，刻意凸显了文明概念中“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制造出“主体”与“他者”的矛盾，并将这种文明话语和叙事推向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的话语和内涵在殖民和侵略语境下出现了一个历史的大弯折，成为殖民辩护的工具。有学者就此认为，“地理大发现其实就是一场‘文明’大发现，更准确一点说，是欧洲人自身文明的大发现”。也就是说，欧洲人通过大航海在世界各地发现了大量落后于自身的民族、国家，从而日益增长了自身文明的优越感，将这些新发现的民族、国家都视为野蛮和落后的，形成并不断固化文明等级的思想。“随着文明-野蛮（未开化）这一对概念的普遍运用，将世界整理为文明差异进而是文明等级的思想理论迅速发展。”还有学者同样认为，“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欧洲天主教和新教徒共同面向海外，将殖民地的非白人称为野蛮人和未开化的人，并逐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套文明秩序”。

更为严峻的是，这种文明叙事并不仅仅是一套偏狭的、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枷锁，而且赤裸裸地为欧洲殖民者的入侵、掠夺、屠杀乃至战争辩护。“‘地理大发现’中还包含着全球经济资源的大发现，这些‘天然’的资源被理解为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原料，于是，人类文明的代表者就有权力、有责任、有能力，以文明的名义，对它们进行开发，无论它们在什么地方。”质言之，在西方国家的文明叙事中，只有其自身才是文明的主体，其他民族和国家则是不文明、未开化的，是等待启蒙和拯救的蛮族，也是可供掠夺和压榨的、没有任何对等权利的“非主体”“非人”。

考察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到，西方国家长期把持着文明的定义权、判断权、否决权。归根结底，这是为了适应西方资产阶级向世界展开殖民和侵略的理论需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催生了‘文明’话语，作为一种理性化的知识/实践方式，‘文明’一方面把西方历史视为持续提升或‘进步’的过程；另一方面，亚洲、非洲和美洲大陆被排除在西方的‘文明’进程之外，并且成了其对立面——‘野蛮’，它还以自身为典范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在所谓的‘文明’与‘野蛮’之间，设定了一系列等级和差别”。“文明等级论”“文明阶梯论”“文明隔阂论”，乃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喧嚣一时的“文明冲突论”，都可以从启蒙运动以后欧洲殖民者关于文明的虚妄想象和等级设定中找到历史的根源和理论的依据。

埃利亚斯深入揭示了文明被打造为资本扩张话语的历史进程，他认为，细究起来，文明这一概念包含着极为幽深的社会历史内涵。“一提到‘文明’这个词或与之相近的概念，人们……很自然地先想到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在法国革命之后。”在文明概念形成时，它指的不过是“温良的风尚”“教养”等，而随着法国资产阶级的崛起，民众提出要变革当时的贵族统治制度，“要把社会变成一个文明社会，要使国家、法律、教育和广大民众文明化，首先要从现存的野蛮的、反理性的状况中摆脱出来”。文明概念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并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然而18世纪以后，“文明概念已经变成了法国为自己进行民族扩张和殖民运动的辩护词”。当时，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认为，在其社会内部已经完成了文明化的进程，因而，“他们自认为是一个现存的或者是稳固的‘文明’的提供者，是一个向外界传递‘文明’的旗手”，“他们用文明的结果来炫耀自己，以示自己的天赋高于他人……从这个时候起，那些推行殖民政策并因此而成了欧洲以外广大地区上等阶层的民族，便将自身的优越感和文明的意识作为了为殖民统治辩护的工具”。由此，埃利亚斯将西方国家以文明的名义发动的殖民、侵略战争等同于十字军东征，认为文明这个口号虽然高度世俗化了，但是“在这个口号里仍然能听出拉丁语国家基督教和封建骑士十字军东征思想的余音”。时至今日，在欧美发达国家关于文明的论调中，我们同样能听到这种思想余音的回旋与残响。

其他相关研究成果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早在16世纪末，英国社会就出现了“文明教化”美洲原住民的声音，当时英国国王授予殖民公司的特许状以及殖民地法律中，都有“开化”和“拯救”印第安人的表述。1836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文明》一文中提出，“现时代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突出的文明时代”。所谓严格意义上的文明，指的是“粗鲁和野蛮的反面”，而这种文明“存在于现代的欧洲，尤其是在大英帝国，其突出的程度、其迅速进步的状态远远超出了任何其他的地方和时代”。这种论述充满了“西方中心论”“种族优越论”的色彩，毫不掩饰其自诩为世界之主的傲慢之态。布鲁斯·马兹利什认为，文明在18世纪逐渐成为殖民意识形态的“固有的组成部分”，“欧洲人统治支配其他民族，确立自身主导地位时，用文明概念为其行为开脱，提供合法依据”。“到了19世纪最初的十年，欧洲文明与其他民族相继相遇，种族主义泛起并使欧洲文明越来越带有种族主义的特点……文明概念实际上反而成为一个真正理解他者的障碍物，成了为谴责他者和控制劣等‘野蛮人’服务的意识形态。”这些研究一再表明，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话语与理论是为资本进行世界性的殖民、剥削和奴役而服务的。

历史虽然逝去，但历史的真相是抹不去的。现实仍在持续表明，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所创造的文明形态，尽管曾将封建的王冠和教士的长袍挑落在地，在历史上发挥过巨大的进步作用，但这些归根到底是为了服从资本剥削人民的目的而作出的。资本主义文明始终拖着巨大而血腥的历史阴影。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文化主体性的文明“自述”

随着资本在全球的扩张，资本主义“中心-外围”“支配-从属”的世界体系逐渐形成，与此伴生的是西方列强所主导的文明叙事的偏移。西方国家俨然成为文明的代表，似乎其他国家和民族都需要西方文明的拯救。然而，在西方之外的其他国家和民族看来，西方国家炮制的这种文明话语反倒是来自“他者”的叙事，是一种消弭后发展国家、民族自身文化主体性的文明“他述”，不但不具有文明的属性，反而是霸权的体现。

马克思曾批评法国的小农阶级，“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与此相类似但性质不同的是，西方国家用枪炮和强势话语制造出来的文明理论，抢占了文明的话语权，由此，他们使自身成为文明的“代表”，成为其他民族、国家的“主宰”和“高高在上的权威”。在这种关于文明的“他述”中，“文明”的西方拥有宰制世界的资格和能力，而“野蛮”的非西方只能匍匐在尘埃里听凭奴役和救赎。在此影响下，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似乎只有西方社会才是文明社会，只有西方国家才是文明国家，而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是野蛮、落后、未开化、不文明的代名词，都要追随西方文明的脚步以使自身获得文明的入场券。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刚刚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时，很快就有人鼓吹中华文明是保守落后、走向衰亡的“黄色文明”，要摆脱这一命运，只能全面拥抱西方的“蓝色文明”。21世纪初，还有人写文章鼓吹八国联军是“正义之师”，认为义和团的“扶清灭洋”是“野蛮”打败了“文明”。时至今日，这些错误观点并未绝迹，仍有拥趸。这些谬论背后的文明观和文明基础理论问题引人深思，特别是它提示我们，文明叙事的主体性缺失，缺乏批判精神地盲从文明的“他述”，将造成理论陷阱和实践困境。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一方面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一方面推动和引领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文明进步。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豪迈地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锚定现代化目标，接续奋斗，全面发力，一步一步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这其中不仅包含经济社会建设，而且包括文化与文明的繁荣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大厦在中华大地上高高耸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大科学论断。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所具有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任何一种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一种文明一旦丧失文化主体性，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时代展开的伟大文明“自述”，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展现出强烈的文化自觉与突出的文化主体性。

第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文明成果。从根本上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重大提法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些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申明了我们在21世纪中叶要实现的伟大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具有全面、丰富、多维的理论内涵与实践内容。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既有文明的赓续发展，也有文明的中断消亡。很多文明之所以衰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未能实现文明的全面、均衡发展。有的一味强化统治而忽视民生福祉，有的偏重武力征伐而失于文治教化，有的沉迷豪奢享乐而对生态环境竭泽而渔，从而导致文明的跛足，最终归于消亡。例如，罗马帝国的消亡，社会风尚的沦丧就是一个重要原因。在罗马帝国后期，从贵族到平民都追求感官享乐，贵族用黄金装饰墙壁，平民在公共浴池中享受人生，热衷于低级趣味的戏剧表演，沉迷于声色犬马的娱乐，整个社会弥漫着奢华腐败的气息，这最终成为罗马文明消逝的一个重要原因。再以生态文明为例，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森林，但最终他们生存的地方竟成为不毛之地。恩格斯对此的警告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中国式现代化深刻汲取历史上文明发展的经验教训，不是畸轻畸重的现代化，而是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系统、完整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涵摄在内，是彰显全面均衡、重在宏观谋划、注重整体发展的新文明形态。在这“五个文明”中，物质文明为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现实前提，政治文明为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和稳定和谐的政治环境，精神文明引领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向和价值规范，社会文明反映整个社会成员的生活状态、交往方式和发展状态，生态文明为文明的发展提供丰富资源和环境支撑。“五个文明”建设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整体架构并保障其行稳致远，持续发展。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大建设的角度来看，问题同样如此。要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能仅靠物质文明建设，同样也离不开精神文明建设。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复兴、文明的复兴。因而，实现民族复兴的过程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展现了奋力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的崭新姿态和文化襟怀。

第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明百花园。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在现今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所达成的文明样态，为人类文明宝库增添了新内容，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文明不是空的，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具有不同的历史内容。走向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也是文明在现时代的真实内容和重要体现。在2023年3月15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直面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十字路口的境况，深刻发问：“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还是立足自身国情自主发展？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围绕这一系列现代化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所坚持的理念、原则和科学内涵，强调我们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新助力，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作出新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不想一枝独秀、排斥或消灭其他任何文明，而是倡导文明交流互鉴，期待群芳竞秀、春色满园，这正是其世界意义的集中体现。

当今不同国家、民族的文明多种多样，展现出不同的样貌和风采。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其重要特点就是既古老又现代，既守正创新又开放包容，熔铸古今，一头延续着古老而伟大的文明传统，一头创造着生机盎然的现代形态，在世界文明之林中展现出文明发展前进的基本路向。习近平总书记以贯通古今的历史眼光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同时，中华文明也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推进而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传统形态发展到新形态。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是世界古老文明中唯一未曾断流、绵延至今的文明。这使得我们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其来有自、源远流长。同时，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绝不是简单地泥古守旧，而是遵循“两个结合”的根本原则，崇古而不泥古、创新而不忘古，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就使得我们今日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不是断然割弃一切传统的数典忘祖，也不是文化形态学意义上简单的“返祖”或“复古”。她既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带着古典的厚重辉煌，又披着真正的人类文明的曙光，向着世界历史的未来前行。

第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超越既具有一定“文明作用”又充满“野蛮本性”的资本主义文明。马克思一方面肯定资本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伟大的文明作用”，另一方面充分揭示了资本非文明、反文明的野蛮本性。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指斥当时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国政府是“摆出一副基督教伪善面孔、标榜文明的英国政府”。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揭露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侵略者实际上是“把炽热的炮弹射向毫无防御的城市、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为了满足资本剥削无止境的欲望，西方国家可以贩卖奴隶、走私鸦片、消灭原住民、发动战争、展开侵略，甚至伪造历史。在文明外衣的包裹下，深藏着侵略、剥削、殖民、掠夺、杀戮的事实。这种文明话语，充其量不过是在冰冷的锁链上缀上掩饰性的鲜花。因而，西方国家所宣扬的文明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明。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当今时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形态、两种制度处于长期博弈状态，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失灵、社会撕裂、贫富分化等弊端已充分暴露，疲态尽显。20世纪末，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其知名着作《现代世界体系》中曾尖锐指出：“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资本主义是一剂危险的麻醉药，在整个历史上，大多数的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一直在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在最为虚弱的时刻对它屈服了。我们从此都在承受资本主义带来的后果。”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六观”，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自述”。“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独特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从总体上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现代化问题上的具体结论和体现，它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既没有脱离文明发展的大道和现代化发展的大道，又必然由于中国的历史、国情和具体实际而具有自身的特点，它打破了“全球化=西方化”“西方化=现代化”“现代化=市场化”的迷思，从世界观的根本意义上提供了现代化的全新选择，由此将一幅人类走向现代化的新的光明前景展现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眼前。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独特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集中体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集体、个体等不同层面，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引领和建设目标，它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公平正义、共同富裕与共建共有共享等重要价值观念，以对个体与集体、社会、国家关系的深入协调突破了西方单纯凸显个人主义与个人利益的藩篱。中国式现代化还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对当今世界的每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个体都是不可或缺的。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独特的历史观，强调要充分尊重历史，以史为鉴，以史为师，认真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同时要坚持历史自信、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在对历史的深入继承和赓续中创造新的历史。这种厚重而崭新的历史观是中国人民基于自身宝贵的历史体验，贡献给全世界关于文明更新与迭代升级的重要礼物。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独特的文明观，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坚决摒弃西方发达国家在文明外衣下隐藏的资本逻辑和野蛮本质，始终坚持文明交流互鉴，超越文明对抗冲突，倡导和而不同、兼收并蓄，凸显平等相待、守望相助、休戚与共、安危共担的世界情怀，为建构真正的人类文明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独特的民主观。民主不是抽象的话语，而要符合本国的国情和实际。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式现代化民主观强调人民当家作主，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秉持全过程人民民主，使最广大的人民真正成为民主的主体和主人，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民主观的真实有效和科学管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生态观。这种生态观强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应坚持天人合一、和谐共生，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倡导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决不能竭泽而渔、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作为实现现代化的代价。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批判、超越了资产阶级主导的以资本剥削剩余价值为根本目的的文明形态，使人类文明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空间和向度。

以上归结到一点，即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新时代的中国人民对既古老又常青、既传统又现代、既博大精深又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华文明的自我表述和主体言说，是立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全部历史对社会发展规律和自身前途命运充满自信自觉的总体把握，是中国这一文化生命体在新时代气势恢宏地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文化宣言。她冲破了自启蒙时代以来欧洲先发国家为了殖民和掠夺需要而建构起来的充满欧洲中心主义和等级论色彩的文明叙事，为世界上一切发展中国家、地区和人民自主选择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使命和崭新实践，为建构新时代中国学术提供了源头活水，成为新时代中国学术确证自我、走向世界、赢得尊严的重要支撑。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复兴、文明的重光。这一伟大变革，呼唤着中国学者在当下的学术实践中积极建构基于鲜明文化主体性的、自主的文明叙事。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面向世界讲述中国文明故事的理论“自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在1840年以来西方国家依仗强权所制造的强势文明话语的笼罩下，伟大的中华文明已经被压抑得太久了。如今，这一局面正在得到彻底的改变。古老的东方大国不仅在器物和制度建设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而且要以一个新的文明体的形象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不需要任何一种文明叙事来“代言”，她只能由我们自身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自我接续、自力延展和自主言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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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1979-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101）。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1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