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路径探赜

摘要：全面而深入地进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需要遵循“点线面”三重逻辑。三“点”着手，确立问题导向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关要，以把握受众特质来打通传播堵点，以选配传播符号来打造传播亮点，以搭建新兴平台来拓展传播站点。三“线”着眼，展开方法导向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叙事，以历时性为经线构建其文明叙事，以共时性为纬线构建其国家叙事，以营造“在场感”为主线构建其共情叙事。三“面”着力，彰显目标导向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意义，以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经济层面国际合作，以生态文明制度对接展示政治层面的中国智慧，以人与自然共生新篇展现文化层面的中国情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放眼人类文明赓续前行，强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引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实现了由生态环境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展现出对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指导和实践伟力，而且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实现了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展现为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思想财富。这内在蕴含着深入开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播的时代要求和世界意义，必然要求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传播从国内延伸到国际，推动国际社会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共建清洁美丽世界。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按照系统致思理路，提出并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路径的“点线面”三重逻辑，以期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世界意义的充分彰显有所裨益。

一、三“点”着手：确立问题导向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关要

在“点线面”的三重逻辑框架中，“点”既是逻辑生发的起点，也是研究的入手点。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这一研究客体中，既要遵循传播学规律，从受众、媒介、传播者这三大核心要素出发，又要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话语和场域特质，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从打通传播堵点、打造传播亮点、拓宽传播站点三个方面着手展开。

（一）把握受众特质，打通传播堵点

国际传播作为通过传播媒介进行的跨越国家界限的信息交流与沟通过程，其效果优劣取决于传播者对国际传播受众特质的把握程度，这种把握越精准，就越能引起受众的共鸣，传播效果就越佳。因此，“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受众遍布全球，他们所具有的文化根基、价值体系、思维模式及心理倾向多元相异。倘若我们以一概全，采取千篇一律的传播方式，则必然产生堵塞，导致传播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只有把握这些受众的特质，“因国施策”乃至“因人而异”，实行精准传播，才能打通传播在受众端的堵点，彰显良好的传播效果。

一是把握发达国家受众与发展中国家受众的特质，在受众端打通国际传播的地域性堵点。通常而论，可以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受众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发达国家受众与发展中国家受众两大群体。从历史角度看，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家史”就是一本“生态环境破坏史”，即使如今他们披上了“生态环保”外衣，但其本质上的资本主义增殖方式，使其不可能彻底地走上真正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他们也不会相信一个曾经落后欠发达的民族能够形成优于他们的生态保护觉悟和行动。因此，对于这样的发达国家受众我们要着重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邃道理和卓越智慧，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不可辩驳的成就和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以及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深厚底蕴，“以理服人”“以实动人”“以文化人”。而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向现代化迈进的进程中，对于生态保护事业和生态文明思想的接受度和了解度还有待提高，因此对于这类国家的受众，我们要站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视野和高度，讲清楚生态文明建设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乃至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要意义，展现我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担当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展示我国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成果及其对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惠及，激发他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热情、思考和行动。

二是把握世界不同年龄人群特别是青年人群体的特质，在受众端打通国际传播的关键性堵点。针对不同年龄人群特别是青年人群体展开传播是分众化传播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要从青年做起。全球青年有理想、有担当，人类就有未来，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就有希望。”青年人是国家发展建设的后备军团，他们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有悖生态本性和规律的消极网络信息摄入会引发他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困惑和行为错误，而切合生态本性和规律的积极网络信息则可能逐渐使他们向往生态文明。因此，针对广大世界青年人群体，我们要讲好中国生态文明故事，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生动的实践和鲜活的案例，引导他们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解和接受，激励他们对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理想和担当，让青春焕发光彩。

三是把握结果状态的反馈信息，在受众端打通国际传播的疑难性堵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些受众端的堵点可能与其独特的经济水平、社会状况、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一时难以打通，需要通过反馈信息来分析其经济、社会、文化原因，从而由表及里，调适传播内容表现形式和话语表达方式，提高受众的理解和接受度，逐渐打通受众端的这些堵点。面对庞大的世界受众群体，这种反馈调控可以依托数字技术对受众的各项数据和资料进行获取、分类、分析，形成“用户画像”，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在不同受众群体的需求、效果、难点及其原因所在，以进一步优化传播举措。同时，也可以通过诸如孔子学院、地区间峰会、实地考察等各种跨国的文化交流平台、社群、团体、活动，以人文交流的方式，把握国际受众的反馈信息，与数字技术所获得的信息和分析结果相印证，针对受众端的疑难性传播堵点精准应对、攻坚克难，不断提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效果。

（二）选配生态符号，打造传播亮点

符号和传播天然具有强关联性，没有不用于传播的符号。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二元论体系不同，皮尔斯提出符号的三元模式，引入解释项（interpretant）这一重要概念，主张将符号放在一个三元的结构中进行释义。他认为任何符号都可以放置在符号、对象与解释项（即接收者通过解释引发的思想）这三者所组成的系统结构中，而解释项又有三个阶段：即刻(immediate)解释项、动态(dynamical)解释项、最终(final)解释项，这三者层层递进，体现出符号意义实现的逐步深入和个体认知的不断加深。“解释项”的引入链接了由符号引发和形成的过程论认知机制，从对象到符号，再从符号到观念，进而上升为信念，信念又转化为习惯，从而引导行动，形成一个复杂的符号过程(semiosis)。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论域广大且受众复杂，孤立片面地根据对象树立直观的传播符号，往往难以驱动解释项层次的提升：想说保护森林，不能只说“保护森林”；想说生物多样性，不能只说“生物多样性”，要想引导受众走向动态解释项，甚至最终解释项，最大程度发挥解释项的功能，最大程度激发接受者的认知变化，需要我们在符号和对象的选配上遵循坚持共性与个性相统一、自然性与社会性相结合、继承性与创新性相协调的原则，打造传播的强共鸣性、强关联性和强持续性亮点。

一是在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上选配生态符号，打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强共鸣性亮点。我们既要坚持立足共性，针对国际生态领域的共同问题，也要坚持发扬个性，立足中国实际，在两者的统一中赋予对象能够引起强共鸣的符号。以生物多样性问题为例，“云南野象北迁”事件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成为我国近些年在进行生物多样性国际传播上的标志性符号。由于物种天性，野象这种大型野生动物的迁徙事件不仅发生在我国，也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上演，潜藏的对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威胁也成为很多国家的共同难题。面对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我们给出了“中国方案”：积极应对、科学施策、加强防范、全面宣传，形成了一套高效完备的保护机制，既保护了人民和象群的安全，也强化了全球网民对我国尤其是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展示了真实立体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举措和成效，塑造了良好的国家形象。将“野象迁徙”这一生态符号赋予“生物多样性保护”这样的对象之上，在共性中展现个性，打造了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强共鸣性亮点，实现接受者解释项功能的提升，从而引导受众加深生态保护意识，养成生态保护行为习惯。

二是在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结合上选配生态符号，打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强关联性亮点。从解释项的两个关联项，也就是符号和对象本身来看，自然性和社会性相结合是其内在要求。自然界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自然土壤”，由此延伸的人的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社会性意涵，是在此基础上生长的“花草树木”。从解释项的生发者，也就是受众本身来看，自然性和社会性是人的天然属性和本质属性。“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人类必须“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实现有别于动物的“全面的生产”。人自身“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可见解释项的关联项和生发者都内涵了自然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内在规定性。在这一视角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符号选配可以归结为是人在“为自然代言”的过程中进行的既符合自然自身价值，又满足全人类社会发展共同价值的信息搭建。在此方面，习近平的很多表述堪称将自然性与社会性结合的完美典范。2005年习近平在浙江省安吉县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巧妙地把“绿水青山”的自然性生态意象和“金山银山”的社会性经济意象进行了匹配，使得符号的对象化演绎不再局限在对于自然生态的直观层面，而是上升到经济和社会层面，受众能够对符号不断赋予新的意义，实现动态解释项甚至最终解释项，不断放大释义功能。201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也标志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我国生态经济观思想国际传播的鲜明符号。

三是在继承性与创新性的协调上选配生态符号，打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强持续性亮点。皮尔斯认为，在接受者的头脑中，每一个解释项都会成为一个新的符号，并且可以一一相继、无限进行，因此符号表意过程本质上是动力性的、发展的、开放的。这从本质上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符号的选配时要注重对其可持续性的考察，思想的火花是昙花一现还是永放光辉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符号的选配是否具有强持续性的特征，一个能够实现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紧密链接对象的符号，有助于“无限衍义”的延续。首先，要注重选配能够展现中华生态文化深厚底蕴的符号。习近平指出：“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中华生态文化符号凝结着中华民族长期积淀的思想观念和人文精神，是代表中国生态形象、彰显中国生态气质的重要载体。在对对象进行符号选配的过程中，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提炼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生态符号，体现符号的文化厚度，筑牢受众解释项持续性衍义的文化基础。其次，要注重对传统生态符号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解释项持续性衍义提供动力源。要坚持古为今用，将历史与现实有机融合，既着眼于中华民族发展，又着眼于全球各国发展和全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可以将艺术表达贯穿于符号的选配中，让符号解释者在一次次衍义中不停地探索符号所代表的美和真理，即在释义中追寻生态文明思想的本真，达到对探索生态“真、善、美”境界这一最高追求的和谐统一。

（三）搭建新兴平台，拓展传播站点

传播者与传播受众的连接依靠媒介的中介作用，可以说媒介是传播过程得以成立的必然存在。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改变了数字时代的媒介生态，传统媒介环境下和线性传播过程中文本与受众相互独立的状态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新传播生态下的网络化和流动性等新特征的显现。在国际传播领域，传统西方传播媒介和平台依仗长期以来形成的带有压制性和偏见意味的传播优势，阻碍甚至歪曲中国的生态建设故事，中国是“污染大国”“高排耗国家”的不实污蔑一度甚嚣尘上。突破这样的传播壁垒，借助新媒体时代的变革机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传播平台，在网络平台端、学术会议端等增设传播站点成为加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当务之急。

首先，搭建有国际影响力的生态领域专业网站，拓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网络站点。纵观目前国内已有的具有跨国传播效力的平台，大多都是依托传统媒体搭建的全媒体矩阵衍生出的国际平台或已有的主流媒体“出海”，例如《中国日报》海外版网站、《人民日报》海外版网站、中国全球电视网（CGTN）网站、爱奇艺国际版等。这些网站具有长期积累的明显优势，可以在生态话题上进一步拓展国际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构建起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高质量专栏。进而言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需要搭建具有国际认可度和知名度的“生态+国际”深度耦合的网络平台。这一方面要求国内现有的生态环境相关权威部门的网站建设具有全球化视野，不仅要着眼于国内的生态现状分析和环境新闻报道，还要放眼全球，在全球环境讨论中具有话语权，为全球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多提供来源于中国的真实信息。另一方面也要求已有的具有国际传播效能的网络平台开辟生态专版，以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要求，在已有的国际话语场域增强来自中国的生态之声。

其次，举办生态领域高层次国际论坛，拓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学术站点。学术站点的确立对生态学国际传播影响深远的历史由来已久。环境保护主义运动于20世纪60年代登上国际舞台，其间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作为国际性民间学术智囊组织，彰显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个由学者组成学术社群构成的传播平台和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至今依旧行之有效，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认可。建设这种具有长效性的国际传播学术平台，是我们提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化传播程度的重要保障。创立于2009年的生态文明贵阳会议具有重要借鉴意义，2013年7月该会议正式升格为国家级的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习近平先后两次向论坛致贺信。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积极关注和殷切期盼，既表达了中国要不断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信心，更肯定了以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为代表的国际论坛的积极作用，它们正逐步成为全球各界探讨生态文明问题和交流可持续发展经验的重要平台。除此之外包括生态艺术、生态经济、城市生态建设等方面开展的生态问题国际论坛和研讨会也逐步形成一定规模，相信依托这些高层次国际交流平台，能够搭建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塑造中国生态建设形象的国际传播学术平台新站点。

二、三“线”着眼：展开方法导向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叙事

如果说“点”的把握是对国际传播行为中关键要素的重点突破，那么“线”的描绘就是解决如何找到传播合力最优解的问题，这内在要求我们基于对传播内容的科学分析与综合，建构多维叙事方式，挖掘传播深度，提升传播效度。因此，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可从历时性、共时性、“在场感”诸维度深入探究，展开经纬纵横、主线贯穿的高效度叙事。

（一）以历时性为经线构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文明叙事

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必须妥善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此生态与文明的关系不言而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既体现了文明语境中生态话语的不可缺失，也内涵了生态传播中文明叙事的必然出场。从历时性的视角理解事物，就是观察主体在纵向上坚持历史的连续性与进步性，科学审视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确认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充分把握事物的生成与发展。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历时性阐释就是将其置于人类生态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阐明其形成的历史过程，把握其当下的历史方位及其对未来发展的科学预见。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中，我们要注重从历史思想的文明继承、历史方位的文明定位和历史发展的文明指向着眼，以历时性视角为经线展现人类整体性生态文明图景。

其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要展现历史思想的文明继承。文明是一系列具体而生动的实践产物，它从来都不是抽象存在和概念悬置。恩格斯曾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和思想的深化，文明得以在继承中不断进步。同样，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是对生态文明实践和思想的继承。首先，它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精髓。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弊病、工业化的缺陷和生态危机已露端倪。两位伟大思想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研究，科学阐明了“人与自然界相统一”的自然观，用唯物史观诠释了“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的统一关系。与此相联系，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予以批判，深刻揭示了生态破坏的制度根源。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生态破坏的根源在于资本的扩张和过度的资源开发，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追求短期利益，为利润和生产之神服务”。人类追求发展的需求和地球资源的有限供给，是一对永恒的矛盾，而文明的延续又要求人类必须在这两者的失衡中找到平衡之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继承马克思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指出要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解决好“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的矛盾，达到真正的可持续与发展的统一。这一思想高屋建瓴地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的持续进步过程，科学阐释了人类文明进程中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标志的文明发展新形态，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文明维度上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境界。其次，它是近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基本理论集成。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始终正视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从毛泽东的“大地园林化”构想，邓小平的“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到江泽民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再到胡锦涛的“绿色发展”理念，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懈探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探索的最新成果，实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新的飞跃，系统解答了新时代为什么突出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课题，深化和拓展了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中要彰显其对这些历史思想的文明继承和时代创新。

其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要展现历史方位下的文明定位。文明的发展史也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史，生产方式的跃进往往意味着文明的跨越，任何文明形态的生成逻辑都基于一定的生产方式跃迁。工业文明的本质体现于其开采发掘、拓展市场、国际资本等各个环节的工业化物质生产方式，而生态文明的本质在于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物质生产方式。关于这一问题，西方学界在20世纪曾尝试厘清，但效果不显。1978年，德国学者伊林·费切尔（Iring Fetscher）在《论人类的生存环境》一文中，最早使用了生态文明一词。美国学者罗伊·莫里森（Roy Morrison）的《生态民主》一书提出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式。美国生态学家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认为要“重构”一种能够阐明文化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文化和自然两个方面重新阐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内涵，但其本质上混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范畴，他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所谓的生态学“重构”，是对马克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误读，其理论没有关涉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本质性联系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不同于西方生态文明思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独创性地提出了“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论断，阐明了生态文明的核心内涵与特征。在生产力层面，习近平首创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并指出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先进生产力，也是绿色生产力，要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在绿色制造业、绿色服务业、绿色能源产业、绿色低碳产业和供应链等方面全面提升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在生产关系方面，要打造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在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等方面激活优化各生产要素，实现全过程流通，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加强劲、更加持久的绿色动力。这就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对生态文明标注了全新的历史方位，向人们清晰地展现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定位。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中，要注重阐释其思想中显示出的对生态文明历史方位的把握，描绘出这一思想对生态文明定位的独特贡献和伟力。

其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要展现历史发展中的文明指向。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人类文明深刻变革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生态维度的重要指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新的视野、新的理念、新的方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如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如何建设美丽中国和美丽世界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呈现为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体现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深邃文明观，凸显了“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这不仅为人类生态文明实践提供了行动指南，而且为人类未来生态文明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其国际传播中要着力展现习近平对生态文明未来指向的深邃洞见和卓越引领。

（二）以共时性为纬线构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国家叙事

对事物的共时性考察要求我们在充分阐释和了解“己物”的基础上对“他物”进行一种横向的考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国际传播的内容主体，要想在国际间进行高效优质的信息传递，传播的跨国别性质决定了我们要从国家的角度进行横向把握，在叙事上坚持以国家为主体进行政治传播，对内凝聚共识和形塑国家认同感，对外展现本国形象。以共时性为纬线构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国家叙事可以从展现中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底蕴的民族独特性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的优越性着手，体现中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特质，彰显当今中国生态文明制度的优势。

一方面，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寻生态意蕴，展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民族血脉和国家印记。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中庸》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些思想都反映了中国古代哲人对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研究和认识，并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发展中得到实践升华，最终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和谐生态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就是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孕育形成的，在世界观上展现为“天人合一”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方法论上展现为从“万物并育”到“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的系统观，价值论上展现为从“协和万邦”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观。首先，在世界观上，“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说贯穿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全过程，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所体现，蕴含了农耕社会初期对于天人关系的哲思，并通过传统儒家的发展逐渐成为“王道”思想的一部分，直至北宋理学发展达到顶峰。张载首先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张载所说的“因明致诚”是指由学习求知而体悟天性、天理，“因诚致明”是指由尽心、知性而穷理、识天，经过这种“合内外”之求、之功，就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达到了这种境界，就可以超凡入圣，与天地同流、与万物一体了。在这一过程中，“天”的含义已经超越了宇宙本体论，得以品德化，思想家给予了“天”以外的本体含义，将其作为人性的来源和本质加以讨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了古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提出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体表现在要具有尊重自然的生态态度、坚持顺应自然的生态发展和坚定保护自然的生态修复三个方面，是“天人合一”生态智慧的新时代表达，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和方略，实现了视域融合和综合创新。其次，在方法论上，中华民族秉持“万物并育”的生态一体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意即万物竞相生长但彼此之间并不妨碍，四时更替各有规律但相互之间并不冲突，这是中国古人通过对天人关系的思考而总结出的规律性认识，体现了万物和而不同、并行不悖的系统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了古人的这一生态治理之道，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综合统筹治理观，科学合理对待每一种样态的生态自然，坚持系统观念，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打造生态生命共同体。最后，在价值论上展现为从“协和万邦”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全球观。“天下大同、协和万邦”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人类社会的美好憧憬，可以说天下观是贯穿在中华文明发展各个环节不变的视野。这种“协和万邦”的思想深刻地体现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具体投射到世界观层面之中则体现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共赢全球观。“中国将继续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共赢全球观，实际上正是以“协和万邦”的大视野思考当代整个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解决全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提供的中国方案。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中，要注重从古今生态思想之间的联系中彰显根脉特性，展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厚的生态文化底蕴和哲理深思，以国家叙事来展现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生态底色，既形成民族生态文明认同的“自塑”，也增强文化宣传的生态力量，进而展现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民族血脉和国家印记，提升国家传播话语权和软实力。

另一方面，要善于展现中国生态文明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彰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和社会主义本色。人民立场在生态领域的体现，就是要建立完善靠民惠民的生态文明制度，贯穿生态保护依靠人民的全民行动观和生态发展为了人民的全民共享观。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号召全社会都参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为祖国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态环境更美好作出贡献，鼓励人们自觉从自身做起，身体力行地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体现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从而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民行动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是以实现民生福祉为根本价值旨趣，将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提升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层面，将优质生态产品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需要相结合，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之向往的全民共享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人民立场贯穿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生态文明制度上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具体表现在建立了生态法律法规体系、实施了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加强了生态监管和执法力度，保障了全体人民对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共享。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出要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制度的权威和改革的推进不光要依靠科学立法，更要严格贯彻执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生态问题系统治理不断深化，主动治理意识不断加强。面对“损绿毁绿”的行为，不断加大执法力度，严肃查处，更加大了跨部门联合执法力度，开展各类专项执法活动，在日常也建立了更透明、更快速、更公开的监管体系。生态文明制度的不断完善巩固，意味着生态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的转变，既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的“美丽中国”生态答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坚实底气。如何展现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成效，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题中应有之义。纵观国际生态文明建设，国际纷争频发和以美国为首的生态帝国主义盛行，导致实际推动力不足，成效甚微。近年来，中国着力发挥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作用，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上积极稳妥推进，切实履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在对外关系中率先进行多维度的生态制度对接。这些都是当下各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关键问题，需要我们以国家叙事的方式将其传递给国内与国际受众。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中要放眼世界，讲好中国完善生态文明制度的故事，为推动国际生态文明制度对接贡献中国力量。

（三）以营造“在场感”为主线构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共情叙事

跨文化传播奠基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认为，文化间传播的生发机制是基于人性相通的前提，也就是说传播是人与人进行人性沟通和情感交流的实然。生态文明思想因其具有的自然性本体特征，与政治传播等一些思想传播不同，更能够通过一种“软作用”来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用故事性的叙述方式，以小见大，进而展现出地球生态的磅礴之力，达到人类敬畏自然，保护自然的实践指向。相较于重对外宣介、重单向说服、重新闻发布会等工具理性化宣传，共通情感、共通理念、共通价值的包容性沟通，更能在生态文明思想传播实践中达成国家话语认同，形成国家间叙事传播的互惠性理解。

“在场”是源自西方哲学的一个概念，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在场形而上学”进行了全面完备的研究。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对时空有了全新的理解。与传统社会的时空一致不同，网络空间在拉近人们距离的同时，也带来了空前的疏离感和人际交往的“不在场”感。这些现代性思考对于理解全球化社会中文化传播方式和价值取向至关重要，“在场”理论需要重回大众视野。“在场感”是对“我就在现场”的体验，是叙事传输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国际传播必然无法保证“在场”的全覆盖，但是对“在场感”的营造是引发受众产生情感共鸣、提升传播价值的重要一环。因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要注重摆脱工具理性化叙事的刻板印象，致力于通过共情叙事来激起叙事人与受众间的情感共鸣和沉浸感染，以提高“在场感”的方式激发传播的动力。

首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在场感”的营造要注重挖掘文本的情感内涵与意义落点，增强文本的可信度与可亲度，构建共情叙事话语体系。文本作为传播的内容基础，承载了大量的信息与情感元素，文字所承载的情感力量是引发受众共情的直接因素。习近平的“书信外交”可以说是营造“在场感”共情叙事的生动文本典范。党的十八大以来的10年间（2012年11月至2022年11月），习近平共给国内外民众来信写了90封回信，其中有17封回信寄给国外相关群体与个人。2020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给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的学生代表回信中写道：“四十多年前，我在中国西部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村庄劳动生活多年，当时那个地区的生态环境曾因过度开发而受到严重破坏，老百姓生活也陷于贫困。我从那时起就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己。”在这里，习近平通过现身说法回顾四十多年前在中国西部小村庄的生活，向受众展现了一个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困苦的生态场景，既体现了真实性，更引发了人类饱受生态问题所困的情感共鸣，自然而然产生情感投射，最终实现对“生态问题关乎你我”的认同感。2022年4月，习近平复信英国弗朗西斯·霍兰德学校小学生时指出：“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人类要合作应对。”这里巧妙地使用“家庭”概念，降低了主客体距离感，同时也拉近了传播主客体之间的边界：人人都是家庭的一分子，我们都生活在家庭里。“在场感”得到提升，受众自然产生家庭共情感，同时对生态的责任意识得到强化，进而理解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也就易于达成“全球生态问题是全人类的共同挑战”这一共识，提升对人人都应尽力合作应对生态困境的赞同理解。文本中自然又亲切诚恳的话语，不仅展现了一个大国的责任与担当，更展现了领导人贴近人民的表达倾向，用自己对生态的情感表达唤醒他者潜在共情的能力，从而提升传播的可信度。

其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在场感”营造要注重场景体验真实感和空间实体感，拉近叙事人和受众的传播距离，构建共情叙事技术体系。这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技术升级来营造“媒介在场”的体验真实感，另一方面通过多维度强调个体存在来营造“社会在场”的空间实体感。研究发现，传播过程中决定“在场感”的最重要变量是感觉的丰富性，环境所能引起的不同类型的感官体验越多，用户的在场感就越强，这就意味着在进行场景搭建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多样地丰富用户的感官体验。技术升级的媒介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加深人类感官沉浸感的过程，这种体验的延伸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话媒介拓宽了人的听觉体验，电视媒介拓宽了人的视觉体验。21世纪以来，随着VR、AR等虚拟现实技术的革新，人的嗅觉、味觉、触觉等体验也得到不同程度的丰富。技术升级带来的人的感觉的多样体验，可以称之为是一种“移身感”，即交互中用户产生正在接近一个遥远的物体，或者一个遥远的物体正在接近用户的体验感。因此，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过程中可以也有必要通过技术升级的“媒介在场”营造出各种生态场景的真实感，通过增强受众的多感官沉浸“移身感”来营造“在场感”。而“社会在场”感强调人在传播的过程中具有的作为“真实的人”和与他人进行联系的感知程度，通常通过受众的社交丰富感和社交主动感得以体现。“社会在场”理论关注人机传播中如何影响用户“与他人共同在场的感觉”。在互联网领域，有学者将“用户界面”比作城市，将“信息的抓取、分享、存储工具”比作城市居民个体间的行为，个体之间的交流日积月累就能形成一个“复杂的秩序”，人在虚拟空间领域解放了身体的实然，实现了人在互联网空间的社会线索的丰富和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过程中，“社会在场”的实现往往受到受众、空间和媒介多元素交互影响，它有助于受众在接受思想的过程中形成与其他受众的社会关联和一种近似真实存在于社会中的社交安全感，从而释放出更多的社交主动性，进而易于营造“在场感”而达成共情，形成国际传播的良性循环。

三、三“面”着力：彰显目标导向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之“点”的着手和“线”的描绘最终指向的是对“面”的辐射与把握。在哪些层面实现什么样的国际传播态势，彰显出怎样的世界意义，是我们进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路径擘画所追求的目标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应在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对接和谱写人与自然共生新篇上彰显经济层面、政治层面和文化层面的世界意义。

（一）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经济层面国际合作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在经济层面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上，这一转型不仅是促进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国际经济合作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纵观人类工业化历史进程，许多国家都存在过甚至仍然存在着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发展悖论。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选择遵循古典经济学原则，追求物质和利润最大化的发展道路，也承受了长期的环境问题困扰。生态系统失衡、生物多样性锐减和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日益严重，碳排放严重超标，人民时常生活在“雾都”般的城市里。长时间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虽然让西方国家率先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但是难以触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的变革，导致无法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寻找科学、可持续的发展方式问题成为平衡经济和生态的关键问题。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方式呈现阶段性高消耗和高污染的粗放型特征，资源支撑力和环境的承载力受到威胁。新时代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对生态环境认识不断深入，针对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一系列平衡发展和保护生态的新政策，取得了历史性进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进行了系统部署，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怎样实现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国新发展阶段进一步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价值归依、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从历史逻辑上看，世界经济的绿色发展有一个从片面走向全面的过程，各个国家由于发展进程不同，对绿色发展的认识层次也不同，需要通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思想财富的国际传播来消弭差异，达成共识，推动形成经济层面的国际合作。

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基础是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生态劳动成为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必然路向。如何在国际层面推行劳动诸要素及其整体的生态化，达成生产劳动生态化的全球合作意向，成为我们推进生态文明国际传播的重要课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绿色发展领域的国际合作，倡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设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深入推动经济层面全球生态合作。在政策上，始终秉持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理念，推动合作国家之间的政策沟通与协调；在成果上，积极推动清洁能源、生态农业、环保产业等一系列绿色项目实施，为合作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在人才队伍建设上，注重技术转移和人才培养工作，为合作国家提供了技术支持和人才保障；在资金支持上，通过组织绿色金融论坛、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等方式，为合作国家提供了绿色金融方面的支持和帮助。这些领域的国际合作成果不仅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经济层面的世界意义，也为全球经济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和动力。未来，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合作的不断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继续引领全球经济朝着更加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二）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制度对接，展示政治层面的中国智慧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在政治层面的世界意义主要体现在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制度对接上，由此可以推进全球生态治理体系的变革与完善，提升全球环境治理的合力，展示中国政治智慧。

制度是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是以一定目的为导向、由一系列要素组成、遵循一定原则规律、按照一定程序运行、具有一定价值判断准则的系统。制度与制度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互相影响，共同构成一个制度体系。制度数量的增加导致了制度密度(Institutional density)的变大，这一指标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对制度复杂性判断的重要依据。生态文明制度作为一种适用范围广、有效时间长、规则标准高的全球公共环境事务的制度，在不同国家、地区、组织实现对接，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回顾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制度建设之路可以发现，其框架构建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开始到2023年“阿联酋共识”达成，当前以联合国框架为主体的全球气候治理方案正逐步形成，然而在实践中这一治理体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是高收入国家的资源消耗与资金投入反差巨大，二是具体国家、地区的气候转型制度与全球框架存在一定程度的融合困难，难以实现多层面的制度化协同，现有体系的权势转移和扩散态势日益明显。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多样化、生态议题剧增和生态利益方涌现的态势日益明显，环境等领域的政治博弈暗流涌动，这都使得国际社会现行生态文明制度难以凝聚全球共识。不同治理主体或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或着眼于短期目标，或出于对治理话语权不平衡的不满，导致很多平行制度，甚至是反向制度的产生，缺乏目标与理念的一致性，其治理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视野，致力于建设完整且符合人类生态文明发展总要求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包括基础制度、绿色发展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等方面，同时还出台了支持生态建设和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等政策法规，以及河湖长制、林长制等具体制度，具有责任明晰、执行严格、制度规范、架构完备的鲜明特征，彰显了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政治智慧，是我们能够进行国际生态文明制度对接的底气所在。需要指明的是，这种国际对接不是对现有国际生态治理体系的被动跟随，而是基于中国自主发展的主动理性选择，其要旨在于以我国生态文明制度的先进性和巨大成效引领国际社会改进生态治理体系，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因此，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中，我们要以自信自立和开放包容的姿态，把握中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与国际生态治理体系的对接点，通过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政治智慧的主动展示，不断提升对接成功率，为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全球生态体系贡献中国的制度力量。

（三）谱写人与自然共生新篇，厚植文化层面中国情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在文化层面的世界意义主要体现在谱写人与自然共生的全新篇章上，由此可以为各种生态思潮注入科学新思想、提供合理新主张，在全球厚植中国生态文化情怀。

近百年来，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成为中西方生态学者积极探索的领域。西方的生态领域思潮可以划分为生态中心主义的“深绿”思想、人类中心主义的“浅绿”思想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红绿”思想等。前两者违背了自然观与历史观的根本统一，将自然观与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割裂开来，不是从特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来分析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实际过程，而只是从生态价值观的角度来考虑生态危机的原因及其解决方法，说到底是“空中楼阁”，而且无论是生态中心主义还是人类中心主义，在根本上都陷入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悖论。“红绿”思潮部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观，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生态异化，反映了自由主义的弱生态性，但理论难落地，难以产生良好的现实效果。在20世纪90年代，以李泽厚“无人美学”的生态美学观点为代表的现当代生态人文主义讨论达到高潮，这一观点引起了如曾繁仁、程相占等生态美学家的驳斥，他们认为生态美学应是一种新型美学，注重强调人的生态性，将生态、人文和审美观点融为一体，其核心是以生态学的视野重构当代人文美学。这其中包含的新型人文观就要求生态美学不应该是“无人美学”，脱离了人的目的性要求的“纯生态”也就不具有称之为美学的标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展现了深厚的人文情怀与生态文化思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魂脉”坚守与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发展，不仅破除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悖论，昭示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和合境界，而且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民性，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破解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制度优势。这些新思想、新主张是其他各种生态思潮无法企及的，也为解决其他各种生态思潮的偏误问题提供了思想武器。

习近平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一表述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民生福祉的高度，把生态与民生紧密结合在一起，让广大人民吃穿住行更放心、更称心、更安心，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情怀。因此，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中，我们要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惠民、利民、为民的成就现身说法，表明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对于世界人民福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引导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共同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共同呵护好地球家园，让子孙后代既能享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又能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在文化层面厚植中国情怀，奏响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时代强音。

综上所述，用“点线面”三重逻辑来构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路径，是提升“传播”效能的合理选择。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中，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传播堵点的打通、传播亮点的打造和传播站点的拓展所涉诸问题，着力其受众特质的把握、传播符号的塑造和新兴传播平台的搭建；注重其叙事方式方法，在文明叙事构建上突出历时性经线，在国家叙事构建上侧重共时性纬线，在共情叙事构建上贯穿“在场感”营造主线；坚持胸怀天下，通过讲好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中国故事以推动经济层面国际合作，通过中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与国际生态治理体系的对接以贡献政治层面的中国智慧，通过人与自然共生中国新篇章的谱写以展现文化层面的中国情怀。由此彰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全人类的贡献，推动全球生态文明之路走向纵深。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