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梧：马克思认识论的当代重构

正如从以认识论为中心的近代哲学转向以存在论为中心的现代哲学，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实现了从社会意识到社会存在的关键转向。尽管这一转向被命名为“形而上学批判”“实践唯物主义”“生存实践论”等，然而马克思的这次哲学转向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具有根本性意义，即宣告了“新世界观”的诞生，这已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共识。在此情形下，重提马克思认识论就显得格外不合时宜，甚至会被误解为“理论倒退”。既然如此，今天重提马克思认识论问题具有何种学术考量呢？

传统认识论研究的式微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认识论问题一度是我国马哲界的“显学”。如果说马克思认识论大体上被理解为“能动的反映论”，那么在反思苏联教科书体系浪潮的席卷下，当时学术界对马克思认识论的研究重心从“反映”转向“能动”，就是把马克思认识论从机械反映论的泥潭中解放出来。这便是学术界高度关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内在原因，当时的全部焦点在于认识活动的本质究竟是反映还是建构。事实上，认识论研究的兴起与变革是20世纪80年代“主体性觉醒”的哲学表征。当时认识论研究的积极思想成果在于，人们在主客体的互动中把握认识活动的本质与过程，在认识活动的能动性上确证人的主体性地位。

然而，一度热闹非凡的认识论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逐渐归于沉寂。究其根源，是因为传统认识论研究面临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挑战。

在理论上，海德格尔等现代哲学家从根基上动摇了认识论的合法性。就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言，如果说古代哲学到近代哲学的范式转换过程可以被概括为从以本体论为中心到以认识论为中心，那么海德格尔便取消了认识论在全部哲学中的中心地位。认识活动只是此在在世生存派生出来的样式。与认识活动相比，“在—世界—中”的生存活动更具本源性。如不先行阐明生存结构，那么认识论就会陷入无根状态。海德格尔不仅取消了传统认识论的优先地位，还直接批判了传统认识论的哲学前提。传统认识论预设了主客体的对立关系，一方是“在我之内”的意识，另一方是“在我之外”的事物。于是，传统认识论的全部问题便是主体内部的意识如何捕获主体之外的对象。康德认为，不能为“我们之外的物的存在”提供令人满意的证明是“哲学和普遍的人类理性的丑闻”。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的耻辱’不在于至今尚未完成这个证明，而在于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期待着、尝试着这样的证明”。这意味着，传统认识论的哲学前提是主体性哲学，而这一点已经被海德格尔洞悉并予以批判。

在实践上，传统认识论因不能有效介入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哲学讨论而被逐渐边缘化。认识论研究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是因为作为认识论前提的主体性哲学高度契合改革开放把人从计划经济等传统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时代诉求。进入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在主体性的解放之后直面现代性的全部复杂性，即现代性在催生“人的独立性”的同时，也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直接挑战“人的独立性”。人们不再满足于主体解放的乐观情绪，而是对现代性复杂境况予以冷静沉思。于是，当学术界确认了马克思哲学变革旨在摆脱意识的内在性而直面社会存在之后，直面社会存在的社会历史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便牢牢占据了基础理论研究的中心地位。相比之下，拘泥于主客体关系、沉浸于大脑意识机制的传统认识论便不可避免地逐渐式微。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认识论黯然失色的同时，意识形态批判逐渐兴起。究其根源，是因为前者无法有效介入社会现实，而后者却能发挥面向现实的批判功能。传统认识论让位于意识形态批判，这意味着认识论已经转变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部门哲学。这更意味着，认识论研究只有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地基上才能取得自己的生存权利。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的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马克思认识论问题的研究空间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实现了从社会意识到社会存在的关键转向。马克思在批判施蒂纳的过程中认识到，“人们的观念和思想是关于自己和关于人们的各种关系的观念和思想，是人们关于自身的意识，关于一般人们的意识（因为这不是仅仅单个人的意识，而是同整个社会联系着的单个人的意识），关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社会的意识”。从意识的内容来看，意识是对人的社会生活及其社会关系的反映。对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随后在“费尔巴哈”章中将其明确地表述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在此通过“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指明了社会意识是从社会存在中派生出来的。

但是，马克思的这场哲学革命只是取消了社会意识的独立性外观，并未否认社会意识的客观存在；只是取消了建立在意识内在性基础上的单纯理论态度，并未取消理论本身；只是取消了认识论的优先地位，并未取消认识论问题。如果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要求把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颠倒关系再颠倒过来，由此从社会意识进入社会存在，那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则是直面社会存在，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论问题由此浮现，即如何把握社会存在？如果说传统认识论研究旨在揭示“社会意识之谜”，那么马克思认识论则旨在揭示“社会存在之谜”。社会存在之所以具有谜一样的性质，是因为社会存在并不总是以直接现成的方式任由人们把握。恰恰相反，要想把握社会存在的真实面貌，需要破除种种幻相逻辑、穿越层层外在表象，这便蕴含着深刻的认识论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社会存在之谜”，认识论问题非但没有被取消，反而变得异常深刻起来。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存在是经由种种中介的总体性存在，而非人们可以直接把握的现成存在。社会存在的非直接性意味着对社会存在的把握必然要经由某种中介。人们总是借助一定的理论框架，而不可能以非理论的方式直接把握社会存在。那么，马克思把握社会存在的理论架构究竟是什么？这便是马克思认识论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论框架本身也是社会存在的产物，于是，一个全新的认识论问题由此出现——社会存在既是规定乃至制约社会意识的前提语境，同时又是社会意识加以反思的对象产物，这种认识论又何以可能？

以上种种问题表明，马克思认识论依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无论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还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它们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仅仅改变了认识论问题的理论基础与讨论方式，并未从根本上取消认识论问题。恰恰相反，生存实践论之后的认识论问题更是必须严肃对待的复杂难题，而非可以等闲视之乃至弃如敝履的陈旧问题。于是，马克思认识论亟待重新问题化，其全部问题可以归结为：在生存实践论之后，马克思认识论何以可能？这个问题的提出表明，重提马克思认识论不是倒退到近代哲学“认识论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而是旨在“实践之后”“切中社会存在”的“活的哲学”。尽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认识论的“思想庭院中却长满了凄凉的枯黄荒草”，但必将“春风吹又生”，迎来属于马克思认识论的春天。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