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是世界性、时代性课题,唯有开放合作才是正道。”发展跨境科技贸易是加强科技合作交流、推动技术转移以及促进科技进步的关键途径。跨境科技贸易是指国家和地区之间按照商业条件和方式进行的有偿科技成果转让,包括技术许可、研发合作、企业并购等。借助跨境科技贸易,国内外科技创新资源可有效融入科技成果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促进外部知识本土化、科技成果产业化,有助于区域创新优势的形成。工业革命以来,正是通过大力发展技术贸易以及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美国等国家才得以成功提升科技实力,成为新的科技中心。进入21世纪,全球科技创新空前密集活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世界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跨境科技贸易为我们迎接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乘势建设科技强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了新赛道。我们要按照构建新发展格局和落实科技强国战略的要求,积极探索和布局跨境科技贸易。自由贸易试验区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大力发展跨境科技贸易,既有利于自由贸易试验区转型升级,又能在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起到国内外创新资源交流与配置的枢纽作用。近些年来,各试验区主动布局,找准发展定位,积极融入国际科技创新大循环。我们要总结经验,进一步分析新机遇和新挑战,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一、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力发展跨境科技贸易既有优势也是趋势
本世纪以来,中国科技研究的水平和规模获得快速发展,国际研发产业化、技术商品化以及数字贸易发展,构成了发展跨境科技贸易的基础条件,也为发展跨境科技贸易提供了需求支撑。
(一)研发产业化和数据要素国际流通推动了跨境科技贸易的发展和成熟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科学研究更趋复杂、更加开放、更多交叉,世界性的科学技术交流成为促进国际科技发展的重要形式。一方面,数字平台可跨越时空与组织边界,将参与创新的组织和个人力量整合起来,科技要素和数据要素得以按市场机制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和扩散。另一方面,随着研发工作外部化,科技研发服务成为新的产业,即研发产业。研发产业化让跨境科技贸易拥有了产业发展的基础。
近些年来,深度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科技贸易的内容与方式。首先,数字化为发展跨境科技贸易提供技术支撑(如视频会议、跨境支付等),直接促进跨境科技贸易端到端发展,贸易变得更加便捷和扁平化。其次,深度数字技术的发展让研发活动实现全球产业链的再造,使得跨境科技贸易的标的不再限定于成型的科技成果,科技研发过程中所有可能的中间品都可成为交易对象,极大地丰富了跨境科技贸易的产品与服务。最后,数字化还为跨境科技贸易提供了全流程、全方位和全覆盖的连接支持,并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智能化的场景融合再现,交易体验感得到提升。
(二)与日俱增的科技研发和产业吸纳能力保证了跨境科技贸易的资源供给与需求
发展跨境科技贸易自身需要拥有成规模的成果供给与需求市场。经过四十多年改革,中国通过大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各种方式,自身的科技水平和高新技术产业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发展至今,中国在保证提供持续的高水平科技成果产出的同时,保持着相当规模的引进需求。
一方面,经过多年独立自主的科技创新,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科技成就。自2019年以来,中国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5年位居全球第一,“自然指数”也从略逊美国到大部分超越美国。据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我国已经在43个主要科技前沿中的37个处于国际领先的水平。这些数据充分表明,中国的科研力量能够为跨境科技贸易提供充足的供给。
另一方面,中国在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逐步建成了一个全领域的产学研科技创新体系。以“新三样”为代表的高科技产品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科技创新体系与产业体系深度融合,我国已经建成相对完整的科技创新循环体系和相对完备的创新产业链网。这个体系和链网拥有在全球范围内吸收创新资源的能力,例如华为的5G技术就是对土耳其数学教授学术成果的创新性运用。
(三)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跨境科技贸易具有政策、区位和环境优势
首先,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多拥有发展国际贸易的政策优势。为高效对接科技与产业发展需求,大科技时代要求科技创新资源在更广泛的时空范围内流动与配置。然而,受地缘与国别的限制,当今许多科技成果和科技创新产品流通受限,无法便利地在世界范围内应用或交易。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相对容易地获得高水平开放政策,可在一些领域提前布局,先行先试。譬如,珠海横琴、海南乐城,都在特许医疗和特许研究等领域获得了国家的政策支持,打通了特许研究与特许产品国际交流与交易方面的堵点。
其次,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多拥有发展国际贸易的区位优势。以浙江自由贸易区为例,一是地处经济战略位置。与国内外多个重要经济区域紧密相连,为贸易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二是岸线资源丰富。便利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也是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一大优势。此外,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还拥有优越的自然生态及人居环境。三是国家战略持续赋能。“一带一路” 倡议、“长江经济带” 战略、“浙江舟山群岛新区” 和 “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 等国家战略进一步提升了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地位和作用。
再次,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多拥有构建国际化开放创新生态的综合环境与便利条件。开放的创新网络、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包容的创新文化,是国际创新生态标杆区域的特性,也是吸引全球人才的重要因素。随着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的整体推进以及对战略性产业与未来产业的培育,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在逐步形成一种大型企业、研究型大学以及专精特新小微企业良性互动的、多层次多元化的创新生态。
综上所述,自由贸易试验区利用自身优势发展跨境科技贸易,既有利于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实现转型升级,又能链接内外创新资源助力国家科技创新发展。
二、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推进跨境科技贸易中的实践探索
国内很多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基本具备发展跨境科技贸易的科技条件和产业基础,并且敢于先行先试。各地的探索与实践既有各自的特色与定位,也有共性的战略性措施。概括起来看,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推进跨境科技贸易的探索中形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经验。
(一)强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升级跨境科技贸易发展硬环境
无论是发展一般性国际贸易,还是跨境科技贸易,都需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国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统一部署,自由贸易试验区在通信、交通、电力、水利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当前,借着国家发展新基建的东风,自由贸易试验区依托自身的先发优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加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长期以来,浙江创新发展的一个突出短板就是缺少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自2017年设立以来,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围绕“一枢纽、三中心、一示范区”功能定位,提出加强行政管理、国际贸易、国际航运中心、大宗商品资源配置等综合管理服务中心以及先进制造业集聚区配套基础设施等建设,努力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海南着力打造总部企业、总部经济和总部基地,构建交通和信息“两个网络”,积极争取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研究机构落地建设。近年来,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持续加大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提升数据传输通道和数据管理平台的安全性可靠性,跨境数据流动日益规范化和有序化,为促进数字经济和跨境科技贸易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
上海围绕光子、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持续打造大科学设施。这些国之重器可跨领域、跨部门集聚科技资源,有助于冲破科技发展阻碍,推动科学技术大踏步发展。目前,上海已在光源、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等大科学设施领域培育形成了基础研究创新生态,前沿基础研究得到进一步加强支撑。总体来看,上海与创新型企业在创新需求创造、创新要素流通,原创成果研发等方面集聚起了雄厚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二)建设有影响力的技术交流(交易)平台,提升跨境科技贸易能级
技术交流(交易)平台能有效提升跨境科技贸易的规模和能级,加强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跨境科技贸易的中心枢纽作用。
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推进大宗商品全产业链发展,创建了国际大宗贸易数字化服务平台 “TradeGo”。该平台基于区块链分布式架构和非对称加密等数字技术,依托自主研发的可转让贸易单据数字化产品 “DigiDocs”,为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用户提供业务模式创新和贸易无纸化解决方案。此外,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还打造了“3+1+N”数字交易平台。其中,建设3个平台,分别是解决商品上架、交易及履约问题的数据交易平台,解决数据确权、定价及开发问题的数据开发与运营平台,以及解决数据生产及交易过程中合规性问题的数据安全平台。“3+1+N”这套组合拳,极大地激活了数据要素交易市场,优化了数据流通交易生态。
上海充分利用自身开放平台和科创高地的区位优势,成立了上海技术交易所国际交易中心。交易中心着力构建符合国际标准的跨境技术交易体系,探索创新国际技术交易结算、孵化落地业务新场景和新模式,打造国内企业“走出去”、海外技术“引进来”的生态体系。目前,上海已完成国际技术贸易科技经济营商服务生态体系和国际技术贸易框架体系的初步搭建,聚集了一批科技服务机构,保证了跨境科技贸易的顺利进行。此外,上海还搭建科技类跨境收并购审核功能平台,试点科技类企业收并购辅助审核模式,简化科技类企业境外投资(以下简称ODI)审核流程,为打通在科技金融领域的梗阻,取得在跨境科技贸易方面的金融优势奠定了基础。
海南自贸港建设了国际知识产权交易所、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等高层级服务载体。借助这些技术服务载体,海南面向全国科技创新体系,培育跨境科技贸易中介,在全球范围内收集、整理和传播科技成果和技术需求信息,打造面向全球的科技成果交易与技术转移市场,加速科技成果在全球范围内的技术转移和共享。
(三)提供“增值化服务”和便利化通道,破除跨境科技贸易中的技术壁垒
在实际操作中,跨境科技贸易措施涉及政策、经济、贸易、市场等方方面面。为了破除企业出口技术壁垒,解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自由贸易试验区持续推进增值化服务和便利化通道。
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秉持“增值化服务”理念,大力开展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区域开放创新体系建设,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在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及政策落地方面,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创建了“风险预警+通报评议+特贸磋商+专题攻关”的全流程体系,扫除阻碍贸易畅通的制度和利益羁绊,降低跨境科技贸易的交易成本,推进高水平的科技贸易营商环境建设,促进国内跨境科技贸易大市场的形成。在扩大国际合作方面,浙江创新性开展“品字标浙江制造”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在全国率先打造“一个标准、一次检测、一次认证、多国证书”模式,与国际权威检测认证机构建立结果采信与互认机制,帮助企业破除出口技术障碍。在开展合规诊断方面,浙江组建由高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等方面参加的专家队伍,综合利用标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手段,深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出口企业的技术难点和堵点,按照“一评议一诊断,一企业一方案”,为企业提供出口指引。
为全面落实《本市贯彻〈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实施方案》和《上海银行业保险业做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的工作方案》的要求,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开通了跨境技术交易结算便利化通道,推动银行使用上海技术交易所等交易机构出具的纸质交易凭证(须经交易双方确认)替代贸易合同并作为真实性审核依据,鼓励商业银行综合运用外部有资质的评估机构或上海技术交易所作出的知识产权估值,更新迭代“跨境人民币结算优质企业”产品。这些举措为优质企业开通了跨境技术交易结算便利化通道,解决技术交易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和缺乏公允定价的问题。
(四)多措并举,加大跨境科技贸易配套政策支持力度
自由贸易试验区既是高水平开放试验区,也是高水平改革试验区。除了优化硬件环境与软性服务之外,各试验区还针对国际科技贸易发展的特点,在制度层面进行了持续的探索与创新。
杭州自由贸易试验区依托政策优势,创新跨境资金结算交易模式,建设了PingPong新型支付平台。借助该平台,境外持牌主体可在自贸区的 NRA 账户上办理跨境电商收结汇操作,同时也将跨境资金结算流程全面纳入境内监管范围,提升了结算的灵活性和时效性,提高了商户资金的安全性。
海南允许财政科技资金在更广泛的区域和国家使用。这一政策能够吸引更多的国内外优秀科研人才和团队参与到科技项目中来,从而提升项目质量和水平。其实质是通过专项政策以奖代补,构建更具国际性开放性的创新服务体系。跨境科技贸易的服务业态种类丰富,有研发服务、知识产权交易以及创意设计服务等。为此,海南专门出台跨境技术交易专项政策以及打造相关产业的激励政策。
产业发展与人才政策息息相关,为推动跨境科技贸易发展,各自由贸易试验区纷纷加强人才政策支持。一些试验区从强化国家政策落实与配套衔接入手,着眼技术知识投融资、科技成果交易、转化服务等重点领域,加强人才招引、税收支持、专利和知识产权奖励等政策的力度。
三、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跨境科技贸易面临的新要求、新机遇与新挑战
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跨境科技贸易,既有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也有一定的科技研发与产业化的基础。但是,近年来,国际贸易总体形势和中国经济的内部结构都在悄然发生变化,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机遇期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期发生历史性交汇,需要各自由贸易试验区勇敢面对和积极应对。
(一)数智化技术的深入发展为发展跨境科技贸易创造了新机遇
当前,智能技术和数字经济加速发展,创新资源快速流动和汇聚,催生出新的跨境科技贸易形式和方式。数字技术正在全面推动整个社会的数字化进程,这也是自由贸易试验区超越先发国家,不断更新科技贸易内容和方式的新机遇。
首先,数字化为发展跨境科技贸易提供新模式,即贸易数字化,又称数字贸易。数字贸易通过新型数字技术与经济融合发展,实现科技、信息、服务的实时流通和协同创新,促进技术的合理利用和共享。数字贸易正在深刻调整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国际贸易增长的新引擎、经济全球化的新动力、全球经济合作的新纽带。与此同时,数字贸易也是全球经贸竞争、规则博弈的新焦点,国际上有关数字贸易规则的主导权争夺日益激烈。
其次,大数据技术让数据资产化,为发展跨境科技贸易提供了新的资源要素。自数字化以来,数据要素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快速融入经济社会运行各个环节。它如同数字经济发展的引擎,为各个领域的发展提供着强大的动力。例如,金融服务行业中的风险评估、投资决策等业务,十分依赖准确、及时的数据流动;数据的顺畅流动也是跨境电商保障商品信息传递、订单处理以及客户反馈等环节高效运作的前提条件;跨国总部办公为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业务协调和管理,更是离不开数据的支持。如何扩大数据的流动效率,是自由贸易试验区目前制度创新的重要方向。
再次,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深化发展,科技贸易的作用越发关键。与之相对应,科研相关数据与专利、商标和技术成为国际科技贸易的核心内容。自由贸易试验区须充分利用各种先进的数字技术,紧抓智能算力、大模型、数据要素、区块链、机器人等技术发展的趋势和绿色低碳节能的要求来发展跨境科技贸易,为中国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进一步推进中国科技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
(二)科技强国战略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跨境科技贸易提出了新挑战
创新决胜未来,改革关乎国运。“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挥后发优势,在技术创新领域成就斐然,有力推进了科技自立自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确立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这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跨境科技贸易提出了新的时代挑战。
科技强国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的必然选择。我们不仅要拥有一个全球的视野,还必须拥有这种深度参与全球创新的实力。在科技强国战略目标下,自由贸易试验区背靠国家科技优势与产业实力,必须迎接时代新挑战,充分发挥开放优势发展跨境科技贸易,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我们应当保持世界性的眼光,既独立自主又开放包容地开展科技创新,坚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全方位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提高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水平,积极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我们要大力发展跨境科技贸易,发挥政策激励的价值和作用,助力国家实现更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跨境科技贸易提出了新要求
科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结合内外环境的双重变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快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新格局的战略决策。新发展格局是基于我国发展阶段、环境和条件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目的在于塑造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科技创新领域,新发展格局强调国内科技创新大循环的主体地位,要求增强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的自给率,减少对国外技术的依赖;也强调国际经济与科技创新大循环中的分工与合作,要求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拓展我国科技创新的空间和渠道。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指引下,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跨境科技贸易,可充分利用国内国际的科技创新资源,构建国际科技创新的开放新生态,是中国影响世界走向和合的重要方式。
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要实现以中国为主导的新的智能数字工业革命,就需要推动世界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自由贸易试验区要把握新一轮工业革命的科技创新规律,聚焦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主导技术与关键要素,强化跨境科技贸易在服务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推进科研范式变革、深度技术创新创业中的作用。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科技实力竞争持续深化。加之,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与主导力量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应提高知识生产与配置效率,强化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将国家科研实力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加速推进新的“技术-经济”轨道。在此背景下,发展跨境科技贸易是自由贸易试验区积极融入国际创新网络、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四、发展跨境科技贸易,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发展
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主题。改革就意味着先行先试,开放就需要主动布局。面对发展跨境科技贸易的新要求、新机遇和新挑战,自由贸易试验区要找准发展定位,在继续保持各自特色的同时,重点在持续推动机制创新、深化数字技术应用、突破数据要素流通和强化“一带一路”带动跨境贸易等方面持续创新,有效对接资源,力争发展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
(一)推动国际数据要素流通管理机制建设,提升跨境科技贸易开放水平
机制创新有利于保证创新要素流动的畅通。在我国,科技研究院所管理还存在较为突出的行政化倾向,科技发展事业化特征明显。一些科研决策缺乏充分的科学论证和民主参与,一些领域科技发展资金不足,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科研成果难以迅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这些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科技进步的关键因素,亟需重点关注。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改革先锋,应积极促进体制与机制的创新,消除制度性、观念性障碍,加快科技要素市场化,优化科技贸易发展的软环境。发展科技贸易,必须以科研、创新、生产与个人发展四类良性预期为导向,形成科技创新与制度革新紧密结合的“社会能力”。
跨境数据交易是提升跨境科技贸易开放水平的关键环节。在现实中,一些发达国家长期打造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和高水平学术期刊,一定程度上为全球科研提供了公共品。但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这些平台也为发达国家从全球吸收科学数据、控制国际科技研究提供了便利。中国等科研大国,可借助跨境数据交易来摆脱这种不利局面。自由贸易试验区拥有先行先试特性,可以从国际数据交易和资源使用的流转环节入手,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同时,推动国际科研数据的双向流动,推进科技研究数据资源共享。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跨境数据流动日益频繁,跨境数据保护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当前,众多自由贸易试验区正积极参与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则的制定,推动我国跨境数据流动取得显着进展。例如,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较早提出开展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评估试点工作。数据保护能力认证机制有助于确保参与数据跨境流动的企业具备足够的安全保障能力,可降低数据泄露和滥用的风险。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积极探索、制定低风险跨境流动数据目录,构建数据跨境流动等公共服务平台,积极推动国际数据产业发展,着力培育诸如数据经纪、数据运营、数据质量评估等新兴业态。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不断加强跨境数据保护国际合作,积极推动数字证书和电子签名的国际互认,共同探索有效的跨境数据保护机制,为企业和个人在跨境数字交易中提供更加高效、安全的服务,为跨境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尽管自由贸易试验区取得了一些值得借鉴和推广的经验,但也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漏洞。例如,在鼓励设立离岸研发中心、数据中心和结算中心的同时,还需持续优化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加快吸引全球数据资源要素集聚,加速跨境科技贸易的扩散带动,提升跨境科技贸易开放水平等。
(二)深化数字技术应用,构建更有利的跨境科技贸易发展的数字化环境与条件
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科技创新推动国际力量此消彼长,数智化技术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新的基础环境与条件。就目前而言,我国跨境科技贸易中的数字化应用水平和程度还比较低,给跨境技术顺利交易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具体表现有:规范化的数字化交易平台仍处于发展阶段,平台之间的兼容性和互操作性较差,交易数据的存储和传输仍面临较大的风险。因此,自由贸易试验区应着力建设跨境电子商务特别是跨境科技贸易数字化平台,充分利用区块链等科技,构建面向全球的跨境科技贸易服务体系。
相对而言,海南自由贸易区的数字化转型比较成功。近年来,海南着力建设面向全国的科技贸易大市场关键主体,并将其与海南国际旅游岛、国际会展设计岛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等建设结合起来。在各方面工作的共同推动下,海南将逐步发展成为集科技交流、文体娱以及消费等功能于一体的轻型现代化港口,对加速和增强海南的科技贸易可起到重大的关键性促进作用。上海也是数字技术应用较为成熟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经过多年谋篇布局,张江产业集聚区、上海浦东软件园、金融数据港以及陆家嘴数智天地将协同联动,聚焦五类数据要素市场关键主体,推进产业上下游及关键基础设施集聚,激发数据价值转化,进一步构建数据要素产业发展生态圈。
未来,各自由贸易试验区需深入应用数字化技术,聚焦发展战略与企业研发需求,“畅通国内国际数据与信息循环,推动构建云端开放创新市场,形成线上线下紧密结合的全球科技创新数字化协作体系,”通过数字化基础环境建设,促进创新扩散,提升跨境科技贸易的服务品质和整体价值。
(三)强化“一带一路”纽带,将中国打造成国际创新大循环的新引擎
在共同应对未来发展、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人类健康、气候变化等人类共同挑战中,世界各国必须携手共进。发展跨境科技贸易是其中关键的市场方式。然而,在国际科技竞争中,一些科技发达国家力图维持科技霸权,通过构建“小院高墙”,限制各类高科技及其产品的对外输出,甚至搞技术封锁和脱钩。中国有责任依靠自主创新,以“一带一路”为纽带走向世界科技与创新舞台的中心,以负责任大国应有的科技实力与开放胸怀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形成有利于世界各国共同进步的新的世界格局。
中国应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技术,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可以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理念,还可以将自身的科技创新成果通过跨境科技贸易等形式推向世界,实现互利共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实力差异较大。以科技合作和跨境科技贸易为着力点,建设面向沿线国家的科技创新联盟和科技创新基地,可以充分发挥各国的优势,实现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中国在下大力气发展本国的基础科研的同时,应将自身发展成为知识与创新的持续源泉,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
中国发展跨境科技贸易,是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如,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中国立足环太平洋经济圈的前沿地区,也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合作的重要窗口。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相继设立了 “一带一路”技术交流国际合作中心的中东、东南亚、东亚、中亚、南美等分中心。这些国际性科技创新交流与合作,拓展了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空间,也扩大了科技创新实力的影响。
未来自由贸易试验区可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大力发展跨境科技贸易业,充分发挥我国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完整的工业体系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构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转移服务载体和创新平台,打造面向全球的国际科技成果交易市场,将自身建设成为国际创新大循环的杠杆支点和核心枢纽。
(作者简介:任丽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任琴,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纪检监察学院))
来源:《浙江学刊》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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