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江涛：都邑遗址考古与中华文明探源——陶寺考古的历程与成就

陶寺位于临汾盆地的核心区域、塔儿山脚下，如果将其置于更大的时空背景中考察，可以发现陶寺遗址处于我国两大农耕区的交汇地带。考古学界多用“重瓣花朵、多元一体”形容史前文化格局，其中，花蕊所在区域就是中原地区，即陶寺所在区域。可以说，陶寺遗址是探索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代表性遗址之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中的“亮点”，也是探索与传承中华文明丰富内涵和精神标识的典型遗址之一。全面系统梳理陶寺遗址发现与研究的历程，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与总结其成就和贡献，对于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初识陶寺

1958年，山西省开展文物普查工作，在陶寺村的南沟与赵王沟之间，发现面积可能为数万平方米的史前遗址，陶寺遗址遂被发现。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山西队。同年，徐旭生的夏墟调查研究给当时的中国考古学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推动了“夏文化”研究的升温，甚至成就了时至今日未曾中断的研究热点，夏文化探索也成为“考古中国”的重大项目之一。

1959年至1963年秋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在晋南地区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考古调查，从行政区域看包括临汾地区和运城地区的15个县，8000余平方公里，发现仰韶文化至北朝时期遗址306处，其间发掘垣曲县的丰村、龙王崖、口头遗址等，尤其是1963年冬，在陶寺村南、李庄东南、中梁村东北和沟西村北又发现4处遗址。以往学界对1959至1963年晋南大调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这次调查不仅发现了众多遗址、开展了一些田野发掘，一定程度上还奠定了山西考古的早期基础，也是徐旭生夏墟调查工作的延续，调查中发现的陶寺遗址以及东下冯遗址等成为探索晋南夏文化的重点遗址。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考古调查材料揭示出河南龙山—二里头时代晋南政治中心的兴衰, 学界普遍认为与陶唐、夏墟传说紧密相连。此外，在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上，此次区域调查可以说是聚落形态考古引入中国前，具有聚落考古特点的“区域系统调查”。

值得注意的是，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复查了陶寺遗址，敏锐地发现之前陶寺周边的几处遗址基本连成一片，面积已达到数百万平方米，陶寺从一个普通规模的遗址跃居成为超大型遗址。考古工作者初步认识到它是一处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十分重要的遗址，于是将其确定为晋南首选发掘对象。1977年，高天麟、高炜、郑文兰与襄汾县文化馆的尹子贵、陶富海，再次复查陶寺遗址，为接下来的正式考古发掘打下基础。1978年4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开始正式发掘陶寺遗址，拉开了陶寺考古科学发掘与研究的大幕。

1978年至1985年，是陶寺遗址的初始发掘阶段。考古学是一门实证学科，根据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田野发掘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手段。这一阶段，陶寺遗址的发掘获得突破性进展，发现了面积达4万平方米的墓地，发掘了1309座墓葬。此外，对居住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发现年代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遗存。随着墓地和居址的发掘，在边发掘、边整理、边研究的理念指导下，发掘者初步认识了陶寺遗址的内涵、特征、年代，并建立起了陶寺文化早、中、晚三期文化发展序列，将其文化性质认定为中原龙山文化的“陶寺类型”，为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研究深入

发掘整理与研究阐释应是考古学同等重要而不可偏废的两个基本方面，不能重“发掘”，而轻“研究”。1985年之后，陶寺考古在之前重要发掘的基础上，开始转入不断深化研究与阐释阶段。

首先是对陶寺发现墓地和墓葬的研究，主要成果集中于对大、中、小型墓葬进行了细分：9座大墓分为甲、乙两种，80余座中型墓分为甲、乙、丙三种，610余座小型墓分为甲、乙两种。这些墓地和墓葬的研究表明，陶寺文化早期族群内部就已经呈现金字塔式社会组织结构，极少数贵族占有大量财富和拥有权力，90%的墓主很可能是族群一般成员甚至是奴隶，没有任何随葬品。发掘者据此认为其可能进入了阶级社会，国家的雏形已经产生。

具有突破性意义的研究是张岱海所撰《陶寺文化与龙山时代》和高炜所撰《陶寺考古发现对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意义》，在之前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基础上，直接改称其为“陶寺文化”。文化命名的提出意义非凡，使得学界对史前时期这一特殊区域、特定年代、特有属性的文化体及相关人群有了具体而清晰的研究对象，大大拓展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使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国家形成等重大问题成为可能。

需要强调的是，“陶寺文化”并不等同于“陶寺遗址”，陶寺遗址被发掘之后，考古学家发现它周边还有很多与其物质文化类似的其他遗址，经过考古调查，大概有近百处，主要分布于晋南地区的临汾盆地，即峨嵋岭以北汾河下游及其支流浍河、滏河流域。陶寺遗址是其中典型代表且发现较早，所以以“陶寺”命名这个地域的考古学文化为“陶寺文化”。自此，分布于晋南区域的这类龙山时代遗址有了统一的考古学文化称谓。即使如此，这一考古学文化却也存在观点上的分歧。1990年，一些学者曾提出陶寺文化早期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而非陶寺文化的看法，可谓是基本统一认识之前的小插曲，这恰恰是研究不断被引向深入的直接体现。

正是因为陶寺遗址所在“夏墟”的史迹和探索夏文化的预设背景，早期发掘后主流观点认为其是夏文化遗存，1983年发掘简报的结论就指出其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资料。同时，高炜、高天麟、张岱海撰写《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一文，专门探讨了陶寺遗存与夏文化，认为陶寺遗址及墓地很可能就是夏人的遗存，但同时也不排除这里是与夏人居处邻近的另一个部落。这种肯定而又留出开放讨论空间的认识为之后夏文化属性的探讨拉开了序幕。何建安、刘起釪、黄石林等学者认同陶寺文化很可能是夏文化，有的学者考虑到陶寺遗存的测年数据与传统认为的夏纪年有所抵牾，认为陶寺类型文化可能是夏代早期文化，而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夏代中晚期文化。1985年，十分关注考古发现的先秦史研究专家李民首先挑战了当时的主流观点，在《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一文中提出了陶寺遗址与尧舜相关而与夏文化无关的看法。一石激起千层浪，陶寺一类遗存的属性姓“夏”，还是姓“尧”，乃至“尧舜”及其他，争论逐渐火热起来。1987年，王文清明确指出陶寺文化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遗存。紧随其后，罗新和田建文等明确指出陶寺文化属唐尧文化。大体同时，刘绪也专文否定陶寺类型属夏文化。还有学者如许宏与安也致持陶寺文化属有虞氏文化遗存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高炜等专家改变原来夏文化的看法转而主张尧文化，而2001年王克林改变原来认为龙盘与夏人有关的认识，认为陶寺文化是以陶唐氏为首的联合有虞氏和夏后氏等氏族部落联盟所在的文化遗存。

硕果纷呈

世纪之交的1999年，陶寺遗址重启田野发掘工作。2000年，考古人员在陶寺遗址的北部，钻探解剖了疑似夯土墙遗迹，分别编号Q1、Q2和Q3，并排除了城墙Q1和确定了城墙Q2、Q3为陶寺文化中期的性质，确定了城墙Q2、Q3的年代。在遗址东部与南部，发现并确认陶寺文化中期城墙Q4、Q5与Q6。陶寺三面城墙相连而成、面积约280万平方米的大城逐步得到确认。此外，2001年还在大城以内的东北部发现有疑似墙基的夯土遗迹，即墙Q8～Q11，暗示大城内还有重要城墙类遗存。1999年至2001年，经历三年的逐步发掘确认，陶寺发现了当时黄河流域最大的“城址”，一座面积达到280多万平方米、沉睡4000多年的大城渐渐露出“庐山真面目”。陶寺遗址再现大城意义重大，成为陶寺考古史上的又一次突破，使得陶寺遗址由一个重要的聚落成为一个大型城址。

2002年至今，陶寺考古进入了新阶段。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与推进，陶寺遗址重大发现层出不穷，主要有“观象台遗迹”、中期墓地及中期大墓M22、城北夯土建筑基址、手工业区官署基址、宫城及其门址、宫城内的大型宫殿基址等一系列重大发现。其中，2012年至2017年钻探发现并历时五年发掘确认大城之内面积近13万平方米的“宫城”，2018至2022年又连续在宫城内发掘面积达6500平方米的1号宫殿基址和面积近600平方米的2号夯土基址，使得陶寺出现了外有郭城内有宫城的“双城”结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这些重要发现逐渐确立了陶寺遗址为史前一处都城的重要地位。一座“文明都邑”逐渐显现在世人面前，而且这座都邑又很可能与我们共同的文明先祖尧密切相关。

值得关注的是，陶寺遗址正式发掘伊始，就较为广泛地采取自然科学手段如古地磁、孢粉分析、动物考古、铜器分析、地貌水文考察等，有着先进的发掘理念和研究思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展以来更是如此，包括系列测年、古环境、动植物考古、手工业技术、天文考古、同位素分析、古DNA、残留物分析等手段全面展开并推向深入。可以说，从单一学科研究到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联合科技攻关，陶寺遗址是考古技术与方法理论的“实验场”与“孵化器”。在不久的未来，陶寺考古还将在都邑的年代序列、环境、资源、生业、人群族属等科技考古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六十余年陶寺遗址的一系列不间断重大发现和丰硕研究成果表明，陶寺文化已经呈现早期国家特征，礼乐文明初步形成。距今约4300至3900年间，以陶寺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在广泛吸收各地文明要素的基础上创造发展、迅速崛起、走向一体，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进入新的重要阶段。这些考古成果体现着几代考古人的不懈求索、薪火相传，展望未来，我们仍将脚踏实地、孜孜以求，向着不断推进陶寺考古取得新的成果稳步迈进。

（作者：高江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