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珍：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这是继党的二十大将教育、科技、人才战略统筹布局后，从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层面进行的一体化部署，彰显了教育、科技、人才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作用。教育培养和造就人才，决定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和科技创新能力。人才助推并引领科技进步，科技反哺并引导教育改革和人才发展。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形成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合力，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协同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动力。新质生产力的催生路径是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基本内涵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核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其内涵和特征上看，新质生产力发展遵循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规律。全要素生产率扣除劳动、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后，还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体制机制创新对产出的贡献。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尤其是颠覆性技术变革，是催生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科技创新形成的科技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主要形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按照马克思提出的劳动过程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三要素理论，新质生产力要求的劳动者是具备科技知识、数字素养，适应智能时代劳动主体的人机并存，能够运用网力、算力赋能劳动，熟练驾驭人工智能机器人，通过人机交互提高劳动效率，可执行繁重复杂任务的“复杂劳动”供给者。这样的劳动者就是马克思指出的，“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而是既可以呈现为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又可以是生产过程的监督者、调解者。这种作用于新的劳动对象、利用新的劳动资料形态的过程就是优化组合生产要素、重塑新型生产关系的过程。这种“新质态”劳动者需要教育来培养。由此，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整体性要求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布局，健全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关键环节是找到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路径和抓手。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一体改革的制度优势。只有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协调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才能统筹企业、政府、高校、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协同合作，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党管人才有利于组织和凝聚各级各类、各行业高层次人才攻坚克难，针对重大、尖端技术进行攻关，解决“卡脖子”问题。为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省份层面应在优化整合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科技工作领导小组基础上，成立高规格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工作委员会，改变省域内教育、科技、人才“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纵强横弱、自成一体”的窘境。需要指出的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不能忽视民营经济的作用，应在充分认识民营经济“五六七八九”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激发其在科技创新与产教融合发展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要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因此，应让民营经济作为创新的关键主体在创新链中发挥重要作用。

构建选拔培养机制，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教育部2009年、2018年先后出台了拔尖人才培养计划1.0、2.0，2020年在全国36所高校试点“强基计划”，进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我国探索实施了中学阶段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和培养的改革措施，但尚未建立贯通“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全链条的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体系。因此，要进一步优化个性化的教育教学模式，面向国家自主创新高水平尖端科技、面向现代化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紧缺领域，聚焦人工智能、新一代移动通信、新能源和智慧能源、生物医药工程、新材料、高端装备等领域，有目标、有重点、成建制地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拔尖创新人才。尝试批准成立更多高水平、研究型、新型大学，在全球范围内引进集聚高端人才。

优化高校学科、专业设置，破解人才培养供需不匹配问题。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科技、人才的空间交汇点，在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职普融通上还需努力。高校作为人才汇聚的高地，应成为创新的重要策源地。但部分高校专业设置、培养模式滞后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需求，高校掌握前沿理论和尖端技术、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师资欠缺，产学研融合不足。教育系统需要做出结构性调整，才能在与科技的赛跑中获胜，但教育自身缺乏变革体制机制的动力，存在“充分认识存在的问题”和“主动开启刀刃向内改革”之间的悖论，也就是“路径依赖和路径锁定”问题。因此，教育改革动力需要从外部产生，从社会需求、政府一体化统筹中产生。改革体制机制要在“教育中审视教育、在科技中审视科技”，要“跳出教育看教育、跳出科技看科技”，树立大教育观、大科技观、大人才观。高等教育体系应分类培养，最终目标是形成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大国工匠、卓越工程师、高技能人才等满足科技发展、产业发展的高层次人才群体。高校应围绕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现代信息技术进行专业知识的迭代更新，设置前沿性、综合性、学科交叉型、问题导向型课题研究体系、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构建人才联合培养模式，鼓励企业、科研院所高层次工程人才、科技人才到高校任职，创造有利于教师对接行业需求的环境。高校尤其是“双一流”高校应嵌入行业领军企业、政府政策、金融服务等创新体系中。

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数字教育体系。预计到2025年，我国数字人才数量缺口将达2135万人，其中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领域的缺口合计超过1400万。因此，要大力推动“数字教育+科学教育”“数字教育+工程教育”的创新人才育人体系建设。同时，数字教育不应仅停留在计算机使用和开放数字资源，而应通过数字教育改变个体学习路径，建立覆盖全社会、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终身学习体系。指定数字教育方案和规划，建立跨教育、工信、财政、网信、人力资源等部门的教育标准体系，明确基础教育加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到职业教育的数字教育体系。

建立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目标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事实上，我国存在论文到专利、专利到产业化的数量和质量三级衰减趋势。我国科技领域论文数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30%，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仅在10%左右，其中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仅为3.9%，显着低于企业和科研单位水平。因此，要既突出企业主导和深度融合，也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创新链上布局的主体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政府，要以创新为起点，经过实验孵化、成果转化环节，进入产业链。产业链包括产品设计、生产、服务、营销全过程，产业链的主体是企业。资金链作为企业生产经营、正常运转的链条，应进入创新链和产业链，用耐心资本支持创新，推动成果转化和商业化。人才链囊括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的高素质人力资源，人才链应支撑创新链、产业链和资金链的运营和发展。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过程中，应发挥企业龙头作用，尤其是发挥科技领军企业、科技型骨干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主导的创新联合体作用，推动产学研深度合作。要建立颠覆性、原创性、引领性的科技攻关模式，支持高风险、非共识项目研究机制。企业作为创新决策主体、研发投入主体、成果转化主体，应与其他主体联合建立研究院，形成有组织的研发管理和技术成果转化孵化链条，在联合攻关过程中建立协同育人机制。政府要发挥创新服务作用，打破地方市场分割，构建统一大市场，高效连接国内乃至全球市场，了解企业、区域在国内国际创新链中所处的地位，通过提高创新的预期回报率降低创新风险。此外，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完善科技研发制度、经费管理制度、成果转化制度、人才评价激励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支撑，而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需要体制制度层面的护航，需要实践机制的抓手。优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提高创新人才培养能力，破解社会供需矛盾是基础，建立企业主导、产学研融合的创新联合体是关键，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是根本。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