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一国两制”新阶段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一国两制’实践也进入了新阶段。”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新阶段论。这个新阶段不仅包括澳门，自然也包括了香港。“一国两制”新阶段的历史定位来源于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两个结合”的指导思想下，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一国两制”下香港治理也必然在这个大时代的推动下进入到服务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阶段。

正是从新阶段的历史定位出发，习近平主席这篇重要讲话立足民族复兴的政治高度和港澳互鉴的战略高度，对“一国两制”的法理内涵与实践规律进行总结提炼，提出“一国两制”是“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好制度”，以及“‘一国两制’蕴含的和平、包容、开放、共享的价值理念，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些论述虽然立足澳门和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但又从中华文明史、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高度，对“一国两制”进行理论昇华和意义重构。因此，“新阶段”的“新”不只是客观时间的新和形势任务的新，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政治使命中的新，以及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远景中的新。由此，习近平主席特别指出：“实现香港、澳门更好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是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使命。”可见，我们唯有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理解香港，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理解香港，才能真正理解香港在国家战略格局中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港澳枢纽与海外华人圈

从大历史角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中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推动中华文明版图从中原不断向四方扩张，直至与其他文明的扩展出现了相互交融，而港澳地区就属于是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边疆地带。

在中华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大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粤港澳地区始终是中华文明向海外传播的基地，也是中华民族不断向海外迁徙并形成海外华人圈的基地和通道。尤其在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年代，粤港澳地区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展开全球贸易的枢纽，由此形成了东起日本、琉球、西到印度洋、红海和非洲的东方贸易圈，而华人则是这个贸易圈中最有影响力、最具活力的力量。中国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天文、海洋和航海这些开展远洋贸易的知识和能力，而且提供了贸易圈最抢手的中国商品，包括瓷器、丝绸、茶叶等高档奢侈品。更不用说为他们开展贸易提供了安全和政治保护，这就是朝贡体系所发挥出的作用。

正是从联通海内和海外边疆视角，我们才明白香港、澳门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这两个城市，更重要的是以这两个城市作为通道和基地，链接起东南亚、美洲和欧洲的广大海外华人群体。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来看，港澳区域曾是中国移民、流民、难民迁徙汇聚之地，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观念承载之地，更是中国人走向东南亚乃至整个海外的历史中转地。港澳的海外联系，早在殖民主义时代之前就已缓慢、复杂而连续地建立起来了。通过港澳的承载与中转，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之发展呈现出一种面向海洋、海外的扩散性、开放性与包容性。同时，港澳也承担着古代中国之“朝贡体系”的重要连接点作用，是中国周边尤其是东南亚不同族群与文化心向中华、交流互鉴、朝贡整合的区域枢纽。

这是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演进规律看，港澳作为中华民族向海外流动、中华文明向海外传播的基础、通道和枢纽地位，促进了中国南部边疆与东亚商业网络的凝聚演化，我们才能理解“一国两制”构想和实践乃是中华文明漫长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尤其是中华文明向海外发展和传播与西方文明向东方的发展和传播发生激烈的碰撞、冲突与融合，“殖民主义”及其全球性商业网络的接入，在造成中华民族之主权危机与文明危机的同时，也输入了西方现代文化与技术，以及更加多元的族群移民之互动融合。以港澳为平台，中国海外华人圈得以长期、连续地发展壮大，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走向海外及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

二、海外华人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贡献

港澳及其海外华人圈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海外条件下延续和守护着中华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并在历史不同时段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

从国家建设和国族建构的层面来看，港澳及其海外华人圈对中国现代的民主共和国的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国族建构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与建设作用。中华民族的现代自觉也伴随着政治观念的民主化和国家形态的民族国家化。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和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均有提到港澳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国家的重要贡献。在近现代时期，中国面临救亡图存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巨大压力，港澳及其海外华人圈在此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其一，港澳是中西文化交流互鉴及西方观念与技术输入内地的重要平台，是“西学东渐”的重要通道；其二，港澳是晚清时段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动员和活动策划的重要基地，是民主革命思想翻译、研究、传播与革命组织建设的重要据点，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策源地之一；其三，港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不同时期同样起到了革命动员、组织与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港澳的“殖民管治”状态没有实质性影响到港澳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爱国爱港”、“爱国爱澳”的历史和政治基础。

从现代化建设层面来看，港澳及其海外华人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建设力量。港澳从晚清以来已经成为中国南部商业网络的重要节点，成为中国经济与世界市场互联互通的重要平台。在“殖民管治”下，港澳地区的华人自觉自治自强，利用“殖民体系”内的经济网络及背靠祖国内地的经济地缘优势，逐步打下了港澳经济现代化的基础，并通过对内地持续的投资、合作等形式带动内地经济的现代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确定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港澳政策方针，就是对港澳作为国家外交与外贸独特通道作用的高度肯定，并为“一国两制”的战略与政策构思提供先导和铺垫。港澳在中国近现代历次革命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的长期建设、改革过程中，既发挥了思想启蒙与政治动员的革命据点作用，又发挥了引进外资技术及推动内地现代化的杠杆作用。

“一国两制”是以国家政策与法律的方式将港澳固有作用加以制度确认和强化。改革开放以来，港澳及其海外华人圈对内地经济现代化的投资和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港澳在中国式现代化与改革开放中的巨大杠杆作用，是世界很多国家非常肯定和羡慕的，比如印度与中国的现代化比较中，港澳是中国发展优势的显着杠杆，再比如苏联改革失败及解体，俄罗斯人非常羡慕中国有港澳平台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杠杆。

从中华民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的角度来看，港澳长期承担着连接中国内地同胞与海外华人圈的桥梁纽带作用。这种桥梁纽带，是文化的，是民族的，是经济的，更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港澳从历史到现实，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和建设力量，“一国两制”以其创新性的战略与制度杠杆作用将港澳角色与功能发挥到最佳。所以，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上宣布“一国两制”必须长期坚持；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上宣布“一国两制”实践进入了新阶段。这里的长期坚持和新阶段，就是对港澳之于中国式现代化、民族复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传统优势与杠杆作用的延续和创新。

三、“一国两制”新阶段的民族复兴使命

港澳回归之后，中央采取“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来治理港澳地区。而在“一国两制”下，中央治理港澳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人心回归”问题，以至于大多数人认为香港在宪法制度上纳入到国家宪制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然而人心回归问题，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依然没有解决。而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近代以来“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的分离问题。

五四运动以来，激烈的反传统导致中国文化的断裂，形成不同地区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认同的张力。由此，香港人心回归的问题，不仅涉及到“殖民地”教育下对西方价值观念的认同问题，而且涉及到对文化中国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认同问题。因此，我们在港澳台，可以看到很多在内地不容易见到的传统文化的元素。正是由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的错位，我们才能理解在香港争取人心回归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非常关心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个重要问题，并明确提出坚持“两个结合”的重要思想。这意味要把握对“文化中国”的文化领导权，从而推动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的整合。这就意味着要从根本上解决满清以来形成的部分海外华人群体固守文化中国面临的政治认同难题，从根本上解决了部分海外华人群体对新中国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问题，从而将海外华人群体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这必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磅礴巨大的推动力量。

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密不可分。“一国两制”秉持传统中国天下大一统的多元一体性理念，既是解决中华民族内部面临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观念分歧的好制度，也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和平共处的问题。习近平主席同时提出“一国两制”蕴含了“和平、包容、开放、共享的价值理念”。这些理念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共同体”思想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因此，“一国两制”是“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好制度。”这无疑是“一国两制”内在的文明与民族使命，即超越冷战和文明冲突，探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发展之道。由此，“一国两制”本身就不仅仅是一种国家统一方案与发展战略，更是“两个结合”科学方法下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与制度成果，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