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笑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视域下制度建设的目标体系与策略方法

【摘 要】制度建设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线。推进制度建设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崛起进程中应对大国竞争的必然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视域下，推进制度建设应当综合考虑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一般属性、国别属性和任务属性，实现由完整性、统一性、层次性、系统性、协同性和适应性组成的目标体系。制度建设的供给者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维度；制度建设的动力包括危机倒逼、发展治理以及对外开放；制度建设的主要原则是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先立后破、破立并举，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制度建设的具体路径包括了填补空白型、筑牢巩固型、规范调整型、强化落实型、健全完善型、废除淘汰型。

【关键词】全面深化改革 制度建设 国家治理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始终高度注重加强制度建设，把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定型作为改革创新发展的内在使命。1992年，邓小平就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1]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的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治国理政中各类风险矛盾交织叠加，国家治理问题的复杂性、关联性、艰巨性凸显。以往在分权改革时代累积形成的治理体系和权力结构碎片化运行特征，暴露出制度成本过高、制度衔接不畅、制度资源分散等弊端。新的形势对于权力运行、职能安排、条块关系、机构设置、权责划分等有关制度建设的关键环节，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过去零敲碎打、分权决策、碎片化修补的改革方式已经失效，亟需新思路新方法。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坚持问题导向、加强顶层设计、尊重基层首创、注重系统集成，推进制度建设，并取得历史性成就。经过多年的改革创新和渐进积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

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聚焦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安全和党建七大主线作出了系统性的改革部署，并以六个坚持的重大原则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其中，制度建设构成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线，具体要求“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3]。因此，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视域下，梳理我国目前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勾勒出未来制度建设的目标体系，并针对性地提出制度建设的策略方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视域下推进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制度是一种引导、约束人们行为活动的规范和准则，具有强制性、稳定性、长期性和普遍性。重视和加强制度建设是我们党从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早在1990年，邓小平就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4]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制度建设先后经历了建构国家秩序时期、推动全面发展时期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时期。[5]在长期的探索实践中，当代中国逐渐形成了由宪法、法律、党章、党规和其他具有强制性的规定所构成的制度规范体系。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把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有效规范现代政党—现代政府—现代社会—现代市场的角色、职能、边界及其之间的互动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表明，社会主义制度承担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使命，需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故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制度建设仍然构成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线，其必要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必然要求。回顾社会主义发展史，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阐明了两个必然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蕴含了共产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按劳按需分配替代剥削关系分配制度；有计划的社会生产取代无政府状态；人民民主取代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摆脱了人对物的依赖关系。[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制度层面的具象化，“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7]。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十三个方面的优势，既包括价值层面的优势，又包括组织运行层面的优势，既包括国体、政体等总体的结构性优势，又包括人才、军事等具体领域的功能性优势。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分激发制度的内在优势并转化为治理效能，不能仅仅停留于论证制度的生成机理、设计机理、结构机理、功能机理的优越性，还需要在实践操作环节革除制度在运行和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中观与微观层面的体制机制弊端和短板，通过完善制度的机制与程序，调适制度的结构与功能，最终优化制度的体系与布局。

二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重点、主攻方向、推进方式、时间表、路线图、工作机制作出了系统性的安排和部署。现代化总体上涵盖了物质、制度和观念三个层面的现代化，既包括了生产力维度的现代化，又包括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维度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的主要标准是在坚持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前提下实现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内涵丰富，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党的建设。这就要求我国的制度建设围绕上述方向展开，根据新领域新实践的需求，及时以制度巩固、制度调适、制度创新的方式实现制度供给，开发制度资源、挖掘制度红利，形成各领域制度体系共同发展、协同支撑、有机联动的动态定型格局，持续不断地解放和激发出新的生产力，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三是中国崛起进程中应对大国竞争的必然要求。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大国的竞争是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是硬实力的核心；“有吸引力的文化、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被视为合法的或有道义威信的政策”[8]则构成了软实力。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均与一个国家的制度结构、制度环境息息相关，是该国制度绩效的综合反映，因此大国竞争归根结底是制度间的竞争。对此，习近平曾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9]西方学者也同样强调了制度因素对于国家兴衰的重要性，在道格拉斯·诺斯的分析中，西方世界的兴起是由于知识产权制度的确立以及一系列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创新，涌现出大量发明成果，进而催生了工业革命，创造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奇迹。[10]同样，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比较研究中，制度也是为什么一些国家走向失败或者繁荣的根本原因，两人提出了包容性和汲取性、政治与经济两个维度的制度分析框架，认为只有包容性制度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11]当前，随着中国以及众多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世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权力中心的转移和国际关系的重塑，中国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要面对更为严峻的国际竞争与挑战。我们必须在日趋激烈的大国竞争中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塑造新的制度优势并转化为发展和竞争优势，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生机勃勃、行稳致远。

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视域下制度建设的目标体系与现实审视

一些国际组织最早对主权国家的治理体系提出了完整的评价标准。最具代表性的是世界银行提出的世界治理指数，包括发言权与问责制、政治稳定与消除暴力、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腐败控制六个指标。但是，这些指标体系仍然具有局限性，忽略了一些国家的特殊国情和现代化发展所处的时空方位。通常而言，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普遍具有三重属性[12]，一是一般属性，例如所有现代国家的治理都必须解决政治合法性、强制性的国家能力建设问题；二是国别属性，每个国家的治理都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的约束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三是任务属性，每个国家的治理都必须解决其所处的现代化进程中特定阶段面临的特殊使命与任务。这三重属性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制度建设的目标体系。综合上述三重属性的规定并结合现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形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视域下制度建设应当锚定六大目标。其中，完整性、统一性具有一般属性，层次性具有国别属性，系统性、协同性和适应性则具有任务属性。

一是完整性。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论述，现代民族国家必备的要素包括人口、领土、主权、合法性、科层制、暴力垄断权和权力的非人格化。[13]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标志之一就是行政权力能够对基层社会形成组织化渗透和稳固的控制，将各个地区整合为一体，并能够与公民的意志形成制度化的双向互动。有效的国家治理必然依赖一整套完整的制度，覆盖到各个领域、各个区域、各个层级。如果出现制度缺失的情况，国家治理就会出现失灵或失败。因此，提高制度的完整性，就必须使制度建设紧跟新实践的发展，满足新实践提出的要求。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迭代升级，我国不断涌现出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业态，传统的以行政审批为主的市场准入规则、准入体系和监管规则无法沿用。与此同时，新兴社会力量在新观念和新技术的赋权下加速聚集、分化、再组织化，其利益诉求更为复杂化、多元化，传统结构功能主义治理体系下的制度参与渠道、公共议程设定模式、吸纳整合网络、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覆盖体系均暴露出短板。在这一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结构下，一方面要改变和更新旧体制运作的功能、机理与逻辑，另一方面亟需在传统治理领域之外，针对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建章立制，实现公共权力对新治理议题和主体的规范与引导。

二是统一性。制度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灵活性，凡是涉及到中央政府领导管理的全国性事项的制度应当具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涉及到地方政府领导管理的地方性事项的制度则可以体现地方的特色性和自主性。但是，不同的制度单元之间、各层级制度之间应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否则将会导致制度成本的高企。历史上，在封建主义时代的欧洲，封建领主贵族一并分封了地产和附着在土地上的统治权，贵族对上为封臣，对下为封主，以领地为依托割据一方。封建割据造成了关税、司法、货币的不同标准，为商业贸易活动来了重重藩篱，使其承担了高昂的交易成本。就我国而言，当前妨碍我国制度统一性的突出表现就是经济领域出现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根据已有研究表明，在1993年前实行的财政包干体制下，按照企业行政隶属关系划分财源的做法，产生了一系列保护本地市场的举措，造成严重市场分割；1994年分税制改革塑造出了“财权向上，事权向下”的央地政府间关系，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扩大税基，人为制造了“税收洼地”“政策洼地”，出现地方政府间恶性竞争、政府职能行使扭曲、资源错配的现象。针对这一问题，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就首次提出了“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十九届五中全会均作出相关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市场基础规则、市场监管、市场基础设施方面明确了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举措，力求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规则制度。

三是层次性。每个国家都有数量繁多、类型多样的制度。但是不同的制度具有不同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层次。1980年，邓小平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14]这一重要论述把制度区分为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两种类型，对于改革开放具有方法论层面的重要意义。前者直接体现了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并具有优越性，故需要维护和完善；后者实际上就是偏重于组织、结构维度的体制机制。根本制度决定了体制机制，并通过其运行和表现出来；根本制度不等于体制机制，改革的对象就是在实践操作中存在种种弊端、影响根本制度发挥优越性的体制机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归纳总结了由13个方面构成，区分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三个层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根本制度具有顶层决定性、全局指导性、全域覆盖性；基本制度体现着根本制度的内在品质和属性要求，对各领域产生重要影响；重要制度实际上就是由前两者派生而来并支撑其运行的体制，直接影响着社会生产生活的各领域各方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视域下制度建设应当遵循分类施策的原则，对不同层次的制度采取不同的建设策略，着重在重要制度层面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切体制机制弊端。

四是系统性。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建立苏维埃国家政权以后，创造性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概念。它“是一个由若干齿轮组成的复杂体系”[15]，主要由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权、人民群众和社会团体等一系列组织主体的关系构成。其中，无产阶级政党发挥领导、统合、引领的作用，苏维埃机关是“执行力量”，工会在执政党和国家政权之间发挥“传动装置”和“杠杆”的作用。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体系是一个复杂巧妙的国家机器。随着经济社会分工的精细化、治理事务的复杂化、官僚组织的规模化，现代国家机器的系统性特征愈发明显，制度单元数量增多，且制度单元之间联系的紧密性也更为显着。与此同时，现代政党—现代政府—现代社会—现代市场之间的互动模式更为复杂微妙，制度呈现出结构化嵌套的特征，个别制度的调整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此，习近平强调，“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16]“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17]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对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诸如户籍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重大的改革任务都指向了不同体制或制度单元纵横交错的联结区域，通常涉及多个领域、多个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谋划，出台配套性的政策组合。

五是协同性。制度的协同性表现为各个制度单元和要素之间的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融合，形成制度合力，提高制度的效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建设取得的显着成效之一就是有大量制度的出台和恢复。在制度建设的过程中，不同部门的利益诉求、目标排序、价值序列不同，不同部门主导建设的相关制度目标和标准不一致。此外，在新旧制度更替代谢的过程中，制度的修订、增补、删减和完善工作缺乏统筹安排和规范引导，不够细致和准确。以上原因共同导致出现新旧制度之间和纵横制度之间的交错重叠、不协调、不衔接、碎片化等现象。例如，在二十世纪末的信息化浪潮下，各个行政职能部门在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过程中，开始发展电子政务，纷纷建立业务数据专网辅助治理。然而，长期以来这些专网独立运作，愈发暴露出条块分割、壁垒林立的缺陷，造成信息孤岛、数据烟囱，制度资源不能联动衔接形成合力，愈发无力应对日趋复杂化、整体化、系统化的风险。这些问题极大地增加了制度运行的成本，降低了制度运行的效率和效能。

六是适应性。健全的制度体系应当具备适应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外部环境，应对不同挑战的能力。对此，亨廷顿指出：“适应性是环境的挑战和岁月的作用。组织或程序经受的环境挑战越多，寿命越长，其适应性也就越强。”[18]这种适应性表现为制度体系在与外部环境的交互影响作用中展现出的自我调适与变革的能力，一方面能够突破传统的体制束缚、僵化的观念束缚、惯性的心理束缚形成政策与制度的创新，另一方面能够在创新与变革中始终不偏离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主张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视域下提高我国制度的适应性，应当主动顺应和化解内部外部环境出现的三个方面新变化新挑战：应对外部“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各领域制度建设中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积极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新期待，着力解决就业、医疗、住房等人民反映强烈突出的问题；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相互交织的新趋势，加快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集聚和配置人才、技术、管理、知识等创新要素。

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视域下制度建设的策略方法

在当代中国，制度建设表现为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群团组织等主体为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和挑战，依据特定的目标和原则，对自身的职能定位、运行机制、组织结构、业务流程、工作方法、技术手段作出的富有针对性和创造性的调整与变革。这一定义表明了制度建设的内涵和外延包含了建设主体、建设动力、建设目标、建设原则、建设领域和建设路径等基本要素。上文已对制度建设的目标和领域作出了分析，接下来笔者将围绕制度建设的策略方法重点明确四个方面：

一是制度建设的主要供给者。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成为了最主要的制度供给主体，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体在多数情况下只能被动地接受新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后，当代中国的体制改革始终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的良性互动中展开，只不过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体在不同阶段改革的制度建设环节发挥的作用也有所区别。在改革的启动和初步探索阶段，从地方与基层政府以及社会层面自下而上发起的改革和推动的制度创新较多，通常由中央在考察和总结地方和社会层面的实践创新后，再提出某一领域整体性的改革方案。这一路径具体表现为地方制度创新—上级吸收采纳—推广实行，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吸纳扩散模式。在改革的全面深化阶段，更需要各领域改革的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由中央主导的自上而下顶层设计将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这一路径或是表现为中央主导下的政策局部试验—全面推广，例如新时代启动推行的农村“三块地”改革；或是表现为采用行政指令要求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市、县（市）、乡（镇）五级政府统一实施某项政策。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建设环节而言，应当根据制度的不同类型和不同特征，遵循“分类指导、精准施策”的原则：中央层面重点抓全局性、顶层性、根本性的制度建设，例如财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把准政治方向，加强顶层设计，形成总体方案；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体距离制度运转的场景最近，对于制度的效能感受最为直接和真实，应当成为具有实践性、操作性、程序性特征的具体制度的创新主体，在制度建设过程中遵循意识形态和合法性边界、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因地制宜地提出务实管用的制度试验和创新方案。

二是制度创新的关键动力。根据制度建设主体自身的能动性以及制度创新的背景，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动力并形成了三种类型：（1）危机倒逼。各国制度史表明，诸如重大事故、自然灾害、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重大决策失误等各类型的危机，构成了制度变迁的重大原因，例如美国在2008年次级贷危机后就进行了重大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重大危机对改革之所以形成了倒逼效应就在于其在短时间内冲破了既得利益固化的藩篱，迅速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利益、人事、治理压力，从而为改革扫清障碍。新形势下，世界范围内风险点增多，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带来了新的传导机制、叠加机制、演化机制，局部风险外溢扩散。为有效应对和解决危机，就必须对治理体系进行大幅调整和创新。例如，针对应对新冠疫情中暴露出的不足，我国就开展了疾控体系改革、公立医院改革、分级诊疗体系改革。危机永远存在，关键在于未来如何从危机中充分汲取进一步全面改革的动力。这需要整个国家和社会能够对治理失败进行理性深刻反思，需要决策者不能在危机后停留于维持现状，而是要具备不断学习的能力、自我革新的勇气、改革创新的担当。（2）发展治理的需求。改革开放后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进程相互交织碰撞，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多线发展产生新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不再唯GPD论英雄，而是注重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与此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客观上对于治理体系的变革提出了新的治理需求。例如，浙江省作为改革开放的高地和民营经济的先发地，为方便群众和企业办理政务，先后推行了“四张清单一张网”简政放权改革、建设和运行浙江政务服务网、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等。这一类制度创新需要地方党政干部具备改革攻坚的精神和能力，善于从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问题入手推动治理创新，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要中央为地方治理创新提供包容的环境和鼓励的态度，提供制度化支持，明确考核方式和激励措施。（3）对外开放。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恢复同世界的正常交往后，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界，我国的对外开放总体上经历了要素性资源积累到被动性制度学习创新再到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转变。2001年后，面对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以及中国主动对全球治理的深度参与，国内的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形成了互动关系。入世后的一段时期，我国通过学习国际惯例、国际制度，被迫改变一些国内的体制和政策，体制改革整体上滞后于对外开放。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发生了结构性重塑，WTO多边领导力不断削弱，区域和双边自贸协定（FTA）快速发展，故此次《决定》指出要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此外，未来我们还应当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反过来以国内体制改革保障和引领对外开放。

三是制度建设的重要原则。根据《决定》中相关表述，制度建设遵循的原则分为三层含义：围绕“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谋划”，应当从增强制度系统性和协同性的视角出发，针对跨领域跨部门的重大体制改革任务，必要时由本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高位推动、领衔统筹，避免制度建设过程中出现部门分割、地域分割、条块分割，促成利益交割、利益补偿、利益整合，形成利益相关方可接受改革成本的分担方案，最大程度凝聚和达成共识；应以政策方向、政策工具、政策力度、政策边界、政策时机、政策节奏为主要标准，不仅要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系统中开展政策一致性评估，还要探索和建立科学的政策模拟和试验机制、完善政策约束监督机制和政策预警矫正机制，对涉及重大改革的重要政策的运行进行全过程预测、监控和纠偏，提高制度建设的系统性；充分发挥领导小组、联席会议等议事协调机构的作用，建立跨部门的制度化交流合作、信息沟通机制，提高制度建设的协同性。围绕“破立并举和先立后破”，在思想上破除新旧体制截然对立的错误观念，充分认识到我国的渐进式改革决定了新旧体制之间在内容规定上既有摩擦性，又有延续性、继承性；在时空环境上既具有前后交替性，又有同时并存性；在实践操作上的要点在于政策制定者必须准确地把握改革窗口期，注重时间、速率和力度的平衡，逐步引入新的动力机制、调节机制、信息机制，稳步渐进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在当前中国的环境下，制度建设采取先立后破的方法，其优势在于可以保证既有经济社会发展和利益结构的相对稳定，形成公开、透明、平稳的制度预期，即便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可能出现旧体制的复归或者多方行动者博弈时间过长的弊端，但仍然优于体制短时间内的激进变革带来的动荡和冲突，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有机统一。围绕“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应当在坚持制度属性的前提下，根据制度的内在逻辑和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新需求，利用新技术、优化新流程、丰富新机制等形式，在重要制度层面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开发、优化制度的结构与功能，服务于筑牢根本制度和完善基本制度。

四是制度建设的具体路径。根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视域下制度建设的目标体系以及当前我国制度建设呈现出的现状，制度建设的具体路径可以被概括为六种类型。结合《决定》中提出的改革举措及其表述，这六种类型表现为：（1）填补空白型。针对新兴经济社会领域出现的新议题，若既有的治理体系尚无具体规定，则需要建立新的制度填补制度空白，例如“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2）筑牢巩固型。一些原有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在新形势下仍然需要继续沿用并持续筑牢巩固，例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3）强化落实型。一些制度设计在之前就已经出台，但因为现实中诸种因素的影响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和落实，因此亟需强化落实。早在2016年，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三个区分开来”的重要原则，然而一些地区和单位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没有结合本地区和本领域业务工作的实际制定容错免责的细则、操作办法和工作流程图，没有充分地为党员干部改革攻坚保驾护航，故此次《决定》中提出“落实三个区分开来”。（4）规范调整型。一些制度设计之前就已经存在且运行，但已不能适应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故而需要作出调整、进行规范和完善，例如“规范涉民营企业行政检查”“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5）健全完善型。一些制度的总体设计及其内在精神符合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故仍被继续沿用，但在实践操作中发现治理机制和方式不够精细化、精准化、丰富化，影响了制度效能，因此需要完善和健全，例如“健全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机制”“健全防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制度机制”“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6）废除淘汰型。一些制度既有的设计已经明显违背了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有损制度的统一性或者背离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故而需要被废除淘汰，例如“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

结语：一种新型改革形态的全面展现

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通过发展解决一切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思路没有变。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是改革的目标。进入新时代，一种以党的领导为保障、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以顶层设计为统领、以系统集成为要求、以体制机制改革为载体、以关系再造为重点的新型改革形态正在全面展现。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面对内外各方面风险挑战，只有从实际的世情国情出发，自觉地将改革内化为激发活力、推动发展的内生性动力，不断推进制度创新，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才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显着优越性，才能推动大党大国大发展。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我们必须把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

李笑宇，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