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盛举 谭映晖：中华民族认同的实践逻辑

摘要：中华民族观是党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关于对中华民族认识和观点的总和。其形成和发展的心理本质是以中华民族认同为核心，主要包含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等核心要素。因此，中华民族认同和知情意行心理过程存在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其中，“知”的传播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前提条件，“情”的培育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关键环节，“意”的确立代表中华民族认同的完成，而“行”的形成则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最高体现。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背景下，本文立足知、情、意、行四个心理过程，从理论认知、情感熏陶、意志培育、行动实践等方面着手，提出循序渐进建构中华民族认同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观；知情意行；心理过程

中华民族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中体现，是党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关于对中华民族认识和观点的总和。不仅包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观，也包括“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中华民族互助观，还包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发展观。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中华民族观的最新理论成果层出不穷。从党的文献中看，自从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后，诸如“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以“中华民族”为政治理论话语的相关表述，在不断丰富着中华民族话语体系。

基于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背景，我们要以解决中华民族问题为导向，通过明晰中华民族观的理论基础，考察中华民族观的演进历程，挖掘中华民族观的文化资源，在“中华民族话语体系”中发展中华民族观，从而为中华民族认同建设这一系统性工程添砖加瓦。中华民族认同建设关乎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推进，目前在学术界逐渐成为显学般的存在。学者们的解读主要包括民族观、中华民族观、国家认同、国民认同、心理活动、意识等。这些研究颇具学术价值，然而目前中华民族认知的“现有”与“应有”仍然存在差距，对中华民族形成全面、完整认知的问题仍然存在。由此观之，多维度来认知中华民族，才是对中华民族认知的完整性表达。认同理论认为，认同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被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助推理论也同意从行为选择的心理规律出发改变个体的行为的观点。从多理论角度，可见认同是一种心理认同。延伸到民族认同，斯大林民族定义中的“共同心理素质”要素也验证了这一点。而改变国民的认同心理状态，离不开德育过程。“德育过程中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是由道德的知、情、意、行四个因素组成，德育的过程就是培养受教育者知、情、意、行的过程。”知情意行作为典型的德育概念，与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情感、意愿、行为等核心内容相匹配，所以知情意行对于涵育国民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至关重要。从“知情意行”的德育逻辑出发，在推进中华民族认同建设的过程中融入知情意行机制，将有助于国民形成较为稳定的中华民族认同心理机制。

一、“知-情-意-行”：中华民族认同建构的心理逻辑

认同，译自英语identity。Blake E. Ashforth等人认为认同概念是具有程度区分的连续变量，随着认同程度的加深，其内涵将从认知和情感认同逐渐延伸到行为认同。而中华民族认同离不开对中华民族的阐释，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华民族”？简言之，中华民族是具有国家形式的民族共同体。我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认同建设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构建过程。麦克盖根将这种认同界定为“身处民族国家疆域之中的人们被认为共同拥有的特征”。正是通过民族国家这一制度机制，历史上的中国各民族实现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高度融合，一个以“中华民族”为称谓的国族才得以形成。由此可见，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概念，又是一个国族概念。

今天的中华民族有“政体民族”、“国族”的不同内涵，其认同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密切相关。而在心理学中，心理认同过程是在认知、情感、信念和行为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下，对某一事物或现象逐步形成理性认知、情感认同、信仰引导和行为强化的过程。中华民族“知—情—意—行”的认同生成机制，符合心理学所说的人类对事物认识的规律。剖析中华民族认同的实践逻辑，须臾离不开对中华民族认同生成机制的解读。鉴于此，本文以“知—情—意—行”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具体考量中华民族认同建设的过程。其中，“知”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前提条件，“情”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关键环节，“意”标志着中华民族认同的完成，“行”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最高体现。国民在形成对于中华民族的概念认知后，若想从概念认知转化为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这就离不开“情”的培育。通过构建中华民族观的培育机制，为中华民族认同建设打造出绝佳“培育环境”，使国民孕育出对中华民族强烈的情感认同倾向。进而凝聚强化国民的国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以引导国民从理性认知、情感认同、意志坚定的精神层面逐渐向为中华民族利益和复兴自觉担责深入实践的现实层面转化。

二、“知”的传播：中华民族认同的前提条件

何为“知”？知是认知过程。心理学认为：“认知指人们获得知识或应用知识的过程，或信息加工的过程，这是人的最基本的心理过程。”在中华民族认同建设中，“知”就是国民对中华民族身份以及中华民族观具体内涵的全面了解和掌握。在“知”的传播环节，国民只有在积极认知中华民族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更高层次的认同。

（一）中华民族观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对其进行历时性考察，可以从历史形成、基本原则和目标愿景三个层面来解释中华民族的深厚内涵。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在历史长河中，中华各族人民通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追溯起源，其中“中华”一词，魏晋时期便运用于天文。时人亦有“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之言。其后经过历代王朝的更替，“中华”一词被逐渐赋予了“中国”“中华文明”等新内涵。尤其是对外国使用时，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政权，皆自称“中国”/“中华”。从根本上来说，“中华民族”概念及其思想观念的出现，源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外敌入侵与民族危机。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民族危机不仅改变了“华夷之变”的民族观，也影响了“天下为国”的国家观。面对几千年未有之变局，是否要学习西方民族国家的制度优势，还是保持旧有的朝贡体系，摆在了当时统治者的面前。梁启超认为：“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立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针对清末民族观之争，梁启超首先将中国之“中华”概念与西方之“民族”概念进行结合，在1902年，其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最初文中概念指代的主要是汉族。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建立，逐渐让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国民族国家认同相一致，中华民族认同才得以实现。而“五四运动”的爆发促使“中华民族”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大的包容性。随着中华民族的危亡到了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的爆发明显增强了时人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且这种认同程度是空前的，也是高度自觉的。在这时，中国共产党也认为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此后中国共产党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带领人民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基本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

“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中华民族互助观。平等意味着公正，可以获得民族对国家的信任感和认同感。新中国成立以来，得益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指引，有效开展民族工作。无论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推行，还是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都体现出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在民族区域自治方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已经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即“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五四宪法则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明确规定。不仅彰显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地位，也是为各民族和谐互助提供政治保障。同时，党和政府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创造了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大好局面。在经济上，党和政府根据民族发展实际，在财政、农牧业等方面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比如1963年年底，中央政府批准了《财政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的规定（草案）》，这扩大了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财权和财力；在政治上，以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基础，开展民族识别工作。该工作分为四个阶段，其中1954年到1964年是民族识别的高潮阶段，此阶段基本解决了已填报的族体识别工作。到了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有56个民族得到了正式确认；在社会发展上，考虑到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实行区别于内地的渐进式改革，具体分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即通过和平方式废除剥削制度，在改变民族地区原有社会形态后，完成政治整合和构建社会主义经济。

由此观之，无论是什么方面的帮扶政策，皆是基于中华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原则。中华民族可以视为一个共同体，其中各民族之间是“三个离不开”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不仅是我国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准则，也符合民族和谐互助的发展要求。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发展观。在中华民族观的发展阶段，中华民族得到了快速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下，“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的重要论断被明确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观的发展目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思想体系中，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道路选择，实行改革开放是根本途径，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和维护祖国的安全是根本条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党和政府在民族地区实施了对口支援、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等政策，得益于这些治边政策的实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生存能力得到提升。党的十八大以后，尤为典型的便是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目标，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进入新阶段，发展目标包括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三个具体方面。中华民族发展至今，则主要表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综上，结合梁启超、杨度、孙中山等人的时代见解，“中华民族观”从萌芽阶段到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历史演进阶段，以至今对于民族和中华民族的认识依旧在不断向前发展。鉴于此，笔者认为，中华民族观是指中国境内各个民族在长期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过程中，在民族观和国家观上力求和合共生的外向表现，是对中华民族这一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情感表达。其中，救亡图存是其形成动因，民族富强是其价值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其目标愿景。而在当代，作为党和人民对于“中华民族”的总体看法，中华民族观以维护“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为传播原则，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传播主线，以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传播要义，以伟大复兴中国梦为传播目标。具体涵盖中华民族概念的发轫、特性的形成、载体的构建等诸方面内容。并随着国民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的正确树立，中华民族观的内涵还在持续丰富和发展。

（二）中华民族观的传播

中华民族观的传播需要传播载体和濡化机制的建立。因此，要传播中华民族观，增进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应在传播理论和传播载体上狠下功夫。

灌输理论与中华民族观的传播。濡化作为一种文化传承机制，是中华文化对国民个人潜移默化的熏陶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无意识的，也可能是有意识的，而灌输理论就是有意识地传播。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中，虽然首次使用“灌输”这一概念的是恩格斯，但列宁才是灌输理论的集大成者。列宁在1900年11月《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中明确指出：“由此自然产生……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1902年，列宁针对工人阶级文化水平不高的问题，认为只有通过自上而下地向工人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工人阶级才能够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并在《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中详细阐述了灌输理论。“工人本来……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此时列宁所讲的是工人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主要是通过运用感化、说服、感染等灌输方法来实现。可见“灌输论”的精神实质在于阐明实现革命理论与群众实践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鉴于各民族的实际情况各有不同，使得中华民族观难以自发在国民心中形成，外部灌输中华民族观是应有之义。为了使灌输内容合理，在中华民族观的传播过程中，要提升灌输内容的科学性和时代性。不仅要向国民灌输中华民族观的概念，也要让国民深刻认识和相信中华民族观的要旨。新时代灌输的方式除了采取口头灌输、文字灌输等方式外，也要与时俱进，学会运用新的灌输方式，比如网络灌输等。把握好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新旧灌输方式相结合，以提升国民觉悟，使国民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中华民族观。

创制丰富的传播载体。中华民族观的传播是因为丰富的传播载体存在，传播载体在中华民族观的传播中起着存储和记录的作用。也正是通过符号、故事、仪式、英雄等传播载体的呈现，才推动着中华民族观从抽象到具象的转变。

符号：正如卡西尔所言：“所有在某种形式上或在其他方面能为知觉所揭示出意义的一切现象都是符号。”对中华民族观的传播具有重要影响的符号因子，包括以下几方面：语言文字符号、政治象征符号、仪式庆典符号、地理节日符号、话语范式符号。正是这些符号的知识性传播，才逐渐使得国民对中华民族观转变为认同性内化。

故事：故事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讲好中华民族的故事，就是对中华民族历史记忆进行传承。比如民族团结的故事、民族英雄人物故事等。这些故事承载着国民所追求的价值观念，极易熏陶和提升国民的精神品格。

仪式：“仪式是一系列活动的重复，这些活动能够表达并强化组织的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离不开仪式，仪式可以传递出“我之为我，有别于他”的认同感。常见的中华民族观仪式包括国庆节、升旗仪式、重大历史事件纪念仪式、中华文化博物馆等。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及：“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中华民族观正是通过仪式庆典才得以具象化，从而唤起国民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英雄：“英雄是一些人物，无论他们是在世的还是故去的，无论他们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他们都具有某一文化高度赞扬的品格，因此被视为行为的楷模。”关于英雄，他们为国为民的品格，深深感召着各族群众发自内心地崇敬。“一大群人在一个共同的政治名字下集合起来后，那个名字就可能既有理智上可以剖析的意义，又有感情上的联想”。传播中华民族观，就要善于发现和塑造英雄，不断挖掘和宣传他们的历史事迹。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深刻总结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诸如此类，包括党的领袖毛泽东、邓小平等，以及千万劳动大众，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丰碑。

三、“情”的培育：中华民族认同的关键环节

情就是情感，即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国民在群体性的生产生活中，容易形成共同的心理体验和情感关联。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其情感包括国民的“五个认同”情感和各民族之间“荣辱与共、肝胆相照”情感。

（一）中华民族认同情感

中华民族认同情感是对中华民族产生的情感体验。根据类型的不同，从国民个体来说，表现为“五个认同”的情感。从民族来说，表现为“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情感。

国民的“五个认同”情感。国民之于国家，即国家之本在于国民。国家认同是通过比较实现的，根据相对剥夺理论，如果国民在国家的各项生活领域都能体会到平等，相对剥夺的问题便不会产生。在学术界，国家认同可以分为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其中，文化认同是指国民对国家主流文化和传统价值的认可和接受。政治认同则是国民对国家政体、政治观念、意识形态的主观认知和感受。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民族文化认同建设，认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这将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等紧密相连，逐渐形成了在“五个认同”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团结互助。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加强民族团结，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国民是国家的公民，中华民族作为中国的国族，国民对中华民族的情感便可以投射为“五个认同”。同时，在增进国民“五个认同”过程中，国民表现出对自己身为炎黄子孙和中华民族一份子的归属感。而要增强“五个认同”，则必须正确树立政治观、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

其中，政治观是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的总称。要传播中华民族观，就要坚定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政党。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总的根本观点与看法。要传播中华民族观，就要深入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历史，为传播中华民族观奠定思想基础和历史依据；民族观是人们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看法和观点，以平等合作、团结互助、共同繁荣为价值取向。要传播中华民族观，就要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树立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国族观；国家观是人们对国家的评价和看法，影响着国民对国家的认同程度。要传播中华民族观，整个社会就要确立起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国家观；文化观是指长期生活在同一文化环境中的人们，逐步形成的对自然、社会与人本身的基本的、比较一致的观点与信念。要传播中华民族观，就要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延续文化基因，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各民族之间“荣辱与共、肝胆相照”情感。中华民族是由各民族组成的，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各民族形成了“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情感，从而造就了中华民族这一家庭。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长河中，民族之间会因为经济、战争、混居、通婚等多因素影响，发生分化或聚合。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五次的民族大迁徙、大互动、大融合，在交往互动和交流整合中，诸族间的生产方式、风俗文化互相影响，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民族关系格局。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维护和实现国家的统一的政治前提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被推行开来，加之一系列民族政策措施的实施，在推动民族共同繁荣的过程中，为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良好环境。各民族如“石榴籽”一样变得更加紧密团结。民族之间将心比心，长此以往，不仅可以变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也会成为一个“谁也离不开谁”的情感共同体。

在全球化和新时代背景下，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来说，中华民族作为全体国民共同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在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方面起着巨大的凝聚力作用。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需要国内各民族的交往交融，这符合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发展方向。可以通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建设各民族人民群众共同居住的和谐环境，拓宽民族间的交流渠道。各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将深化“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情感，并逐渐培育出对中华民族积极的态度体验和情感倾向。

（二）中华民族认同情感的培育

增进“五个认同”离不开对国民持续的灌输熏陶，而扩大交往则可以促进民族之间关系和谐。因此，要在反复灌输与启发中培育国民积极的情感倾向，在扩大交往、深入交流、全面交融中孕育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积极的情感倾向。

在反复灌输与启发中培育积极的情感倾向。灌输式和启发式作为教学方法，普遍用于思政教育方面。而中华民族观教育作为一种德性教育，对于国民则要两种方法并用才能收到成效。首先来说，灌输不是笼统的理论灌输，而是将其作为启发式教育的基础。在灌输的过程中，要注重国民价值观塑造的内在与外在统一，努力提高灌输效果。其次，强化主体自我启发的能动意识。具体而言，启发式就是将中华民族观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灌输至国民个体，使得国民认知推动情感得以萌发，学会用理性战胜感性。在形成了对中华民族认同“是什么”和“为什么”等的理论把握后，国民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上形成情感认同，反过来将会推动国民认知的强化。然后内化为国民个体自觉的行为，推动国民的认知水平达到理性认同的下一阶段。再次，启发式以灌输式为基础。理论家们不仅要对国民进行中华民族观的灌输与强化，也需要因势利导，结合实际去启发与诱导国民。从而不断蓄积积极情感正能量，促使国民积极投入到相应的社会实践中去。

在扩大交往、深入交流、全面交融中孕育积极的情感倾向。虽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一个有机整体，但是可以从逻辑上进行拆分。其中，民族交往是不同民族间的互动行为，民族交流是在交往的过程中产生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领域的交流，民族交融则是在交往和交流过程中产生的亲近融合过程。各民族在实际互动中，文化交流、尊重信任、参与共治是各民族认知相通、情感互动、行为交往的重要保障。

一是扩大交往。在扩大社会交往中，目的在于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而族际间的交往能够增进不同民族间的互相了解，产生共情等积极情感，这些积极情感可以通过接触方式的不同得到放大，从而作用于民族和谐的大局。

二是深入交流。在深入交流中，更多地体现为文化交流。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文化内涵是广义的，涵盖了生产生活方式、文化风俗、宗教信仰等内容。各民族在深入交流中，文化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无论是何方面的文化，对于中华民族认同情感的培育都是不可或缺的。根据涵化理论，文化趋同是各民族在进行自我调适后的自然选择。目前，和合文化以其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现代性传承价值，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可资利用的重要文化资源。因此，要尊重各民族差异，包容多样文化，处理好中华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形成共性的文化基础，为培育中华民族认同情感提供文化联结纽带。

三是全面交融。在全面交融中，本质是要实现结构交融。费孝通先生将中华民族认同分为不同的层次，而层次之分意味着结构不同。根据结构理论，强调的是角色而非自我的互动，这种互动更加社会化，而频繁有序的互动对于民族关系的稳定至关重要。

四、“意”的确立：中华民族认同的完成

在知情意行四维结构中，“意”就是行为意向，本文指代的是国民思维模式，具体是自觉维护中华民族利益，自觉将个人利益融入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中去。并通过直接的培育机制和间接的促进机制，去实现“意”的确立。

（一）中华民族认同意志

中华民族认同就是要确立坚定的意志和信念，不仅要自觉认同和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当个体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存在差异时，要自觉将个体利益融入中华民族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持久地作用于日常的行为。

自觉认同和维护中华民族利益。中华民族利益可以分为基本利益和整体利益。其基本利益就是国家统一安全，人民生活富裕，其整体利益指的就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中华民族利益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相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统一。正因如此，才能成为调动国民主观能动性的精神动力。而意志作为精神动力的表现形式，能为国民提供稳定的内驱力。意志的坚定并非一蹴而就，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

价值认同属于思维、观念的范畴，它的状况也只能通过实践得以检验和确证。中华民族利益作为一种抽象观念存在，在自觉维护中华民族利益时，国民行为也会表现为相应的价值倾向，这种倾向会随着实践活动发生改变。实践包括制度建构和物质补偿。国民在这些实践活动中的表现，会检验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程度。届时成效明显，国民将会从情感认同逐渐外化为行为的认同，即在情感上和行为上相互一致。

自觉将个体利益融入中华民族利益。“认同”意味着中华民族的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接受、认可和支持。根据心理学上“知—情—意—行”的规律，只有国民产生强烈的国家认同感的同时，才能形成坚定的意志基础，国家才能获取所需的民心资源。如何让国民产生认同？“他们是谁，要由他们自己来说。”在价值取向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大我和小我进行有机结合。当国民认为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时，便会自觉将个体利益融入中华民族利益。而这就需要涵育国民态度，熏陶国民思想，潜移默化中引导国民个人的角色情感与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要求相一致。

多年来，在党委政府领导下，社会各界都在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形成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良好局面。一方面，国家富强和民族发展，能为国民个体理想目标的达成提供舒适的环境。另一方面，国民个体理想是中国梦的个体具象表现。如果个体梦想积少成多，量变将会引起质变，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在和谐社会大环境的持续熏陶中，国民将逐渐从本民族情感融入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的中华民族共同情感上来，从而自觉将个体利益融入中华民族利益。

（二）中华民族认同意志的确立

由于国民成员的意志品质各不相同，所以要确立其固定的观念与意志，需要通过机制的建立和实施，逐渐形成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即心理自觉，才标志着中华民族认同的完成。

1. 直接培育机制

一是说服教育机制。2002年罗洪铁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一书中首次使用了“说服机制”的概念，涵盖说服主体、说服对象、说服信息和说服情境四要素。说服教育的效果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讲述的道理和实施的可信性。因此在传承传播中华民族观的过程中，要挖掘出中华民族观的资源价值和战略意义，才能达到良好的说服效果。在中华民族观的培育中，理论家们和知识分子作为说服主体，在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工作不断推进的大好环境中，应通过社会环境，内部环境、家庭环境和校园环境等环境和说服内容、说服方式和说服情景等介体等要素将中华民族理论成果信息灌输给国民，促进国民的中华民族认同。

二是激励引导机制。激励引导机制，包括外部引导和内部激励。外部引导主要是通过政府等主体的努力使国民了解和认同中华民族，内部激励则主要是通过建立激励机制，强化国民认同。外部引导方面：建国以来，民族工作不断开展，党和政府推行了许多民族政策。民族政策是多民族国家为解决民族问题和处理民族关系而作出的政策设计。比如党委政府因势利导，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诸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民族团结进步表彰等。云南省也提出了“2035年全面建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目标。这不仅丰富了民族交融的载体和形式，也有利于中华民族观的培育。内部激励方面：包括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物质奖励作为激励前提，精神激励作为更高层级的情感认同。在示范区建设的过程中，示范区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载体，也将会涌现模范集体和个人，可以进行民族团结进步表彰，这是一种正向的激励机制。对于个人来说，国民个体不仅有基本的物质需要，也有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如何实现层次的转换？这建立在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此外，关于国民个人，营造和谐环境，在物质满足的基础上，去实现对自我的超越，以获得更高层次的认同需要满足。总之，内外机制结合，将引导和激励作为手段，不断调整引导激励机制，使国民真正形成对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

2. 间接促进机制

一是善政和善治的国家走向。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善政的主体则是政府，强调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善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最理想状态，是对善政的完善。欲达到善治，首先必须实现善政。因此，在推进中华民族认同建设过程中，我国政府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要努力实现善政。比如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得到较好落实、基本人权得到充分保障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得到较好捍卫、民生得到持续改善等。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只有实现善政与善治的动态平衡，避免“撞车”效应，才能使社会稳定，民心安定。

二是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效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党的十八大首次使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并进行了国家、社会和个人不同层面的概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社会主义国家价值的集中概括，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集中概括，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是社会主义道德价值的集中概括。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合体，必然要考虑各个组成民族的传统价值观。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趋同性的价值观，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于各民族加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具有凝聚性。

五、“行”的生成：中华民族认同的最高体现

行为是指个体对态度对象所做出的反应或行为准备状态。在期许方向上，“行”就是中华民族观的检验标准和传播指向。在实践中，“行”就是国民将中华民族认同建设作为自觉履行的责任和使命，把认识落实为实践。为此，一方面，国家要创造相应的和谐发展环境。另一方面，国民个体也要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中华民族观。

（一）创造传承传播中华民族观的和谐环境

中华民族观在凝练形成后，从抽象观念内化为国民的情感认同，继而外化为国民的日常行为准则，最后将化育成为弥漫于整个和谐社会的良好风尚。这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深化的过程。为此，要创造传承传播中华民族观的和谐环境，形成稳定的国族共同体意识。

一是创新宣传的文化载体，打造中华文化认同平台。比如修建中华文化博物馆等，以此宣传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此外，可以通过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为一体的平台建设，在国民认同中华文化的基础上，营造出良好的传播氛围；二是建立完善的传播网络。传播网络是指在传承和传播中华民族观过程中使用的各种传承和传播方式的总称。中华民族观的传播网络方式很多，主要包括国民教育体系、大众传媒体系、学术话语体系、文化产品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等。通过完成日常教学环节“内化—外化”方式、发挥大众传媒传播社会主流价值的主渠道作用、构建相应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形成涵盖优秀文化观光、学习、认知、参与、推广等全方位的产品体系、启动和实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工程等措施，为创造传承传播中华民族观提供助力；三是做好认同教育。学校应担负起相应的教育职责，通过课堂讲授、主旨演讲、专题培训等方式，让国民成员明确中华民族观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内涵。同时调动社会组织力量。社会组织作为共同体，有社会组织的加入，国民可以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为此，社会组织可以充分利用不同媒介，调动自身力量，让国民成员在潜移默化中了解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建设完善的传播网络。

（二）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中华民族观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推进中华民族建设，既要有国家政策的强力引导，也离不开国民成员的具体践行。“知—情—意”是心理层面的精神状态，其最终要转变成为实现中华民族利益和复兴而自觉担责的实践，也就是“行”的形成，才是对中华民族认同的最高体现。在增进对中华民族的认知基础上，深化心理层面对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

为此，一是国民需要认真学习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因为涵养国民品性，离不开历史观的传承。所以要在认真学习中华民族历史的基础上形成理性认知，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知和认同。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民与国家之间建立起休戚与共、荣辱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关系。二是国民要从日常生活点滴做起。如何做？一方面，从小事做起。把对中华民族观的认知、情感、意志转化为日常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做一个具有良好素质和行为规范的公民。另一方面，从小处做起。英雄可以是大人物，也可以是普通人，国民个人应该学习优秀人物，涵育自身品行。长此以往，内心将逐渐激起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从而坚定意志，在社会生活中自觉践行中华民族观。

方盛举，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政府治理、边疆治理研究；

谭映晖，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昭通学院学报》，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