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夫：《老子化胡经》与佛道之争

一、《老子化胡经》的形成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曾载有老子西行的传说：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着书。”于是老子乃着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不过，关于老子出关而“莫知其所终”的记载即使在司马迁那里只是一种传闻，司马迁本人也无从证实，而且与佛教没有任何关系。最早将此事与佛教拉上关系的是东汉时期的大臣襄楷，他在延熹九年（166）给汉桓帝的一封上疏中提到：

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伐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殚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后汉书·襄楷传》）

襄楷的奏疏中杂引了《四十二章经》、《老子》、《太平经》等经文，希望皇帝真正做到清虚无为、省欲去奢的要求。这个上疏表明，东汉后期的宫中已经将黄老、浮屠并祠，但佛教（浮屠）只是作为“守一”之法，乃黄老道术的附庸而已。但是，文中提到的“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明显已经改变了《史记》老子本传的提法，将老子出关而不知所终变成了老子出关后在外国创立佛教，当上了佛教的教主。这里的“浮屠”意为“佛陀”。

到了鱼豢所着的《魏略·西戎传》，明确地提出了老子在天竺“教胡为浮屠”的说法：

罽宾国、大夏国、高附国、天竺国，皆并入属大月支。临儿国《浮屠经》云：其国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头邪，母曰莫邪。……始，莫邪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右胁出，生而有结髻，堕地能行七步。此国在天竺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间、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号，合有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三国志》卷30《东夷传》裴注引《魏略·西戎传》）

鱼豢是三国时期魏国的郎中，这个记载表明，至少在三国时期，“老子化胡说”已经在中原地区流行，化胡的地点即是天竺。文中还提到了所谓的《老子经》，并说《老子经》与临儿国的《浮屠经》可相对照，说明老子化胡说最早是出于道教。即便如此，《魏略·西戎传》所提到的老子化胡说仍然隐晦不明，其基本情节就是“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它可能要表达的主旨有两点：其一，佛道同源，殊途同归，并无根本差异，可以兼奉并祠，这可以从东汉桓帝时期襄楷的上疏看出；其二，老子西出化胡，则老子为佛教的创始人，且为释迦牟尼的老师，与中国传统的“用夏变夷”论相符合。

东晋以后，由于佛教的迅速发展壮大，影响了道教的宗教地位和宗教利益，引发了某些道教徒的嫉恨。根据史料，道教最先用老子化胡说来贬低佛教的是西晋道士王浮，其标志就是《老子化胡经》的出台。此说最早出于梁代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祖传》：

后少时有一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苏，云：见祖法师在阎罗王处，为王讲《首楞严经》，云：讲竟应往忉利天。又见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被锁械，求祖忏悔。昔祖平素之日，与浮每争邪正，浮屡屈，既意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以谤佛法，殃有所归，故死方思悔（《大正藏》第50卷）。

这个记载与慧皎的《高僧传·帛远传》几乎雷同。帛远是法祖的字，二者是同一人。从此，王浮造《化胡经》“以谤佛法”便成定论。

《老子化胡经》的基本内容，是老子携尹喜西出函谷关，入天竺化为佛陀（既为佛之父，亦为佛之师），创立佛教，故佛教不过是老子之教的变种而已。道教方面的用意非常明显，不过是借此说明老子高于佛陀，道教优于佛教。

王浮的《老子化胡经》只有一卷，现已不存，其内容只能从佛道双方的争论文献和其他道经中找到蛛丝马迹。但该经以后陆续扩增为十卷，《通志·艺文略》、《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等均录为十卷。今《大正藏》第五十四册所收的《老子化胡经》二卷（卷一及卷十），系法国学者伯希和（P.Pelliot）于敦煌所发现。

研究表明，《大正藏》所收录者完全不同于王浮的《老子化胡经》。因为王浮所作仅有一卷，敦煌本则有十卷；敦煌本第一卷题为“老子西升化胡经序说第一”，王浮本则无此说；王浮本又名《明威化胡经》，敦煌本则无“明威”二字；另外，敦煌本老子不仅为“三教混齐”之主，也为摩尼教之主。从王浮的一卷本到后来的十卷本，《老子化胡经》自王浮最先撰出，经过了数百年的不断完善，才最后定型。虽然敦煌本的化胡经还不能断定为最后的定本，但可以想见，它的结构和内容是非常完整的，因为它将道教和佛教双方、甚至儒家、摩尼教的历史和教理、教义都融入其中，最后确定老子为三教教主，“总摄一切法门”。

《老子化胡经》的这种变化，与佛道二教的争论显然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由于佛教方面的不断反驳，道教方面只有在细节上不断地修正，才能够自圆其说。道教方面力证此书之真，并以此为基础，相继造作了许多与老子化胡说相关的道书，这些道书包括：《老子道德经序诀》《太极左仙公请问经》《仙公请问众神难经》《太上洞玄灵宝真一劝解法轮妙经》《太上洞玄灵宝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老子西升经》《玄妙内篇》《三天内解经》、《老子开天经》《造立天地记》《造立天地经》《广说品》《文始内传》《关令内传》《出塞记》，等等。这些道经，佛教方面在反驳时大都被引用过。也可以说，《老子化胡经》是与老子化胡说相关的系列道经的总称，它们被不断地改变和加工，与上述道书或道经的出现是有联系的，它们构成了《老子化胡经》从粗陋走向完善的中间环节。

二、《老子化胡经》的核心问题

《老子化胡经》本属向壁虚构，其真实性是很容易受到质疑的，道教方面为了回应佛教的反击，将其中的关键性细节作了刻意的处理，以弥合其说。由于佛道的争端，《老子化胡经》或者老子化胡说需要解决的核心的问题至少有三点：其一，老子的出生年代；其二，老子如何化胡；其三，老子为何要化胡。关于老子为何要化胡，涉及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大意即认为夷狄之人根性刚烈，不遵礼教，需要用佛教教化，这里无须多述。本文只论述前两个问题。

（一）关于老子的出生年代

要证明老子西出化胡，其前提则是老子的出生年代早于佛陀。老子的出生年代本来就不明确，而佛陀的诞生年代在佛教初传的时代也是一个问号，但老子化胡说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北周时期的甑鸾在《笑道论》中曾引道教《道德经序》，文称：

老子以上皇元年丁卯下为周师，无极元年癸丑去周度关（《广弘明集》卷九，《大正藏》第52卷）。

这个说法同《葛仙公序》一样，被唐代法琳的《辩正论》所引用：

老子以上皇元年太岁丁卯二月十五日丙午为周师者，即恒王丁卯之岁也。又云，无极元年太岁癸丑五月丙午去周西度关者，即是敬王癸丑之[岁]（《大正藏》第52卷）。

《葛仙公序》比《道德经序》只是时间具体，二者并无根本区别。甑鸾在《笑道论》中曾嗤笑说：“古先帝王立年无号，至汉武帝创起建元，后王因之遂至今日，上皇孟浪可笑之深！”（《广弘明集》卷九，《大正藏》第52卷，P144）意思是说，中国从汉武帝开始才有年号之说，上古帝王哪里有什么年号？“上皇元年”之说乃无稽之谈。《葛仙公序》加注上皇元年为恒王丁卯岁，显然是受到了佛教的反驳才会出现这样的调整。

道教方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老子“代为国师”或“代为帝师”之说。《三洞珠囊》卷九引《化胡经》说：

老子伏羲后生为帝师，号曰究爽子，复称田野子，作《元阳经》……汤王时出为帝师，号曰锡则子，作《道元经》……武王时出为帝师，号曰郭叔子，复称续成子，为柱下史（《道藏》第25册）。

这个关于老子从伏羲开始，代代为“帝师”的说法又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老子的寿命极高，甚至可以长生不老。据甑鸾的《笑道论》曾引《化胡经》说：

三皇修道，人皆不死。上古时，天生甘露，地生醴泉，食饮长生。中古来，天生五气，地出五味，食之延年。下古世薄，天生风雨，地养百兽，人捕食之。吾伤此际，故尝百谷以食兆民，于是三皇各奉粟五斗为信，求世世子孙不绝，五谷生神州（《广弘明集》卷九，《大正藏》第52卷）。

关于饮食长生的神话毕竟是中国上古的传说，它容易被现实生活的实证所推翻。后来，道教干脆用道家的“气化说”来解决老子“不死”或“长生”的问题。《三天内解经》对此有详细的描述：

道源本起，出于无先。溟涬鸿濛，无有所因。虚生自然，变化生成。道德丈人者，生于元气之先，是道中之尊，故为道德丈人也。……老子者，老君也，变化成气，天地人物，故轮转而化生。炼其形气，老君布散玄、元、始气，清浊不分，混沌状如鸡子，中黄，因而分散玄气，清淳上升为天，始气浓浊，凝下为地，元气轻微，通流为水，日月星辰，于此列布。老君因冲和气，化为九国，置九人，三男六女，至伏羲、女娲时，各作名姓，因出三道以教天民，中国阳气纯正，使奉无为大道，外国八十一域，阴气强盛，使奉佛道……老子帝帝出为国师：伏羲时号为郁华子，祝融时号为广寿子……汤殷时号为锡则子，变化无常，或姓李名弘安九阳，或名聃字伯阳，或名中字伯光，或名重字子文，或名元字伯始，或名显字伯元，或名德字伯文，或一日九变，或二十四变，或千变万化，随世沉浮，不可胜载。至殷武丁时，又反于李母，在胎中诵经八十一年，剖左胁而生，生而白首。……反胎于李母者，自以虚空身化作李母之形，还以自胞，实非有李母也（《道藏》第28册）。

老子因为从“虚无”之道而生，可以隐显变化，生天生地，至于出为国师，教化民众，更不在话下。道教的这个“道本”说比佛教的“轮回”说和“化身”说似乎更为圆融，至少在理论上解决了老子的出生要早于佛陀的问题。按照这样的说法，老子可以在任何需要时候出现于世，也可以在任何不需要的时候退出人间。

（二）关于老子如何化胡

这个环节包括老子如何西出函谷关、如何在西域诸国教化胡王、在中天竺如何化身为太子悉达多、如何往返中土与天竺两地而为三教教主，等等。其中的每一个具体细节在相关道经中都能找到若干线索，但各经文之间却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太上道君造立天地初记》载：

老子以周幽王德衰，欲西度关，与尹喜期，三年后于长安市青羊肝中相见。老子乃生皇后腹中，至期，喜见有卖青羊肝者，因访，见老子从母怀中起，头鬓皓首，身长丈六，戴天冠，捉金杖。将尹喜化胡，隐首阳山，紫云覆之。胡王疑妖，镬煮而不热，老君大瞋，考杀胡王七子及国人，一分并死。[胡]王方伏，令国人受化，髠头不妻，受二百五十戒。作吾形，香火礼拜。老子遂变形，左目为日，右目为月，头为昆山，发为星宿，骨为龙，肉为兽，肠为蛇，腹为海，指为五岳，毛为草木，心为华盖，乃至两肾合为真要父母（《笑道论》，引《大正藏》第52卷）。

道经《广说品》的情节则有所改变：

始，老国王闻天尊说法，与妻子俱得须陀洹果。清和国王闻之，与群臣造天尊所，皆白日升天。王为梵天之首，号玄中法师，其妻闻法同飞，为妙梵天王。后生罽宾，号愤陀力王，杀害无道。玄中法师须化度之，[乃]化生李氏[女]之胎，八十二年剖左腋，生而白首，经三月，乘白鹿与尹喜西游，隐檀特三年。愤陀力王猎，见便烧沈，老子不死，王伏，便剃发改衣，姓释名法号沙门，成果为释迦牟尼佛。至汉世，法流东秦（《笑道论》，引《大正藏》第52卷）。

对照上述两部道经，情节虽然改变，但思路并无不同。这种化胡说实际上是老子变形的故事，其基本情节当取材于中国上古时代的神话，思路是老子以神力慑伏胡王，使其受戒。这种化胡说显然是较早的道经才有，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佛教的历史和教义。

《三天内解经》则有巨大的突破，以下试引一节：

至周幽王时，老子知周祚当衰，被发佯狂，辞周而去。至关，乘青牛车，与尹喜相遇，授喜上下中经一卷，五千文二卷，合三卷。尹喜受此书，其道得成道眼，见西国人强梁难化，因与喜共西入罽宾国，神变弥加，大人化为胡王，为作佛经六千四万言，王举国皆共奉事。此国去汉国四万里，罽宾国土并顺从大法。老子又西入天竺，去罽宾国又四万里，国王妃名清妙，昼寝，老子遂令尹喜乘白象化为黄雀，飞入清妙口中，状如流星，后年四月八日剖右胁而生，堕地行七步，举右手指天而吟：“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三界皆苦，何可乐焉？”生便精苦，即为佛身。佛道于此而更兴焉（《道藏》第28册）。

此处最大的不同是以道教在前，佛教在后，加入老子或尹喜乘白象或日精之类入王妃清妙口中、最后生出太子而成佛道，这样最能满足当时某些道教徒的虚荣心理。又引入了佛教《本起经》中的相关历史，如太子四月八日生，堕地行七步，即能右手指天而吟，这样的处理应该比前者更有“可信度”。比较敦煌本《老子化胡经》的相关内容，《三天内解经》这样的化胡处理应该是比较成熟的。

三、佛教方面的回应

王浮造《老子化胡经》在西晋惠帝年间（290—306），到了南朝宋泰始三年（467），顾欢作《夷夏论》贬低佛教，佛道二教互争短长，展开了所谓“夷夏之争”。这期间相隔约150年，此中，佛道之间是否进行过争论，因史料的缺乏而无法证实。顾欢在《夷夏论》中利用老子化胡说以贬低佛教，而佛教徒在反驳中也提到了佛陀化老子的经典，说明佛教方面在《老子化胡经》出现后，也以牙还牙，制造类似的伪经以回敬道教。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佛教的伪经应该早于顾欢的《夷夏论》，但具体时间则很难考证。由于《老子化胡经》将佛教创立的专利权归属于老子或尹喜，并侮辱了佛教徒，因而激起了佛教徒的强烈不满，他们曾有针对性地提出三圣东行说和宝应声菩萨、宝吉祥菩萨化为伏羲、女娲说来抗衡道教的老子化胡说。

（一）三圣东行说

三圣东行说在题为东晋帛尸梨密多罗所译的《大灌顶经》卷六《冢墓因缘四方神咒经》中就出现过：

阎浮界内有震旦国，我遣三圣在中化导，人民慈哀礼义具足，上下相率无逆忤者（《大正藏》第21卷）。

佛告阿难：震旦国中又有小国，不识真正无有礼法，但知杀害无有慈心，三圣教化遣言不着，至吾法没千岁之后，三圣又过法言衰薄，设闻道法不肯信受。

《大灌顶经》被认为是刘宋时期的疑伪经典。该经没有说明“三圣”到底何指。刘宋时的僧愍在《戎华论析顾道士〈夷夏论〉》中说：

是以如来使普贤威行西路，三贤并导东都，故《经》云：“大士迦叶者，老子其人也。故以诡教五千，冀匠周世，化缘既尽，回归天竺。”（《弘明集》卷七，《大正藏》第52卷）

这里首次出现了大士迦叶是老子的说法，但经文出处不详。慧通的《驳顾道士夷夏论》中则提到了其中的二圣：

摩诃迦叶，彼称老子；光净童子，彼名仲尼，将知老氏非佛亦明矣（《弘明集》卷七，《大正藏》第52卷）。

慧通没有提到具体的佛经，但指出摩诃迦叶是老子，光净童子为仲尼。到了北周道安的《二教论》则曾明确地提出三圣之说，他引用的经文是《清静法行经》：

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光净菩萨，彼称颜回，摩诃迦叶，彼称老子（《广弘明集》卷八，《大正藏》第52卷）。

《清静法行经》最早着录于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卷四《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第一》，录为一卷，无译者及译出时间。该经所提到的三圣即儒童菩萨孔丘、光净菩萨颜回、摩诃迦叶老子，明确了佛教的“三圣东行说”。佛教的其他疑伪经，如《老子大权方便经》《天地经》《空寂所问经》等赞同三圣东行说，甚至是以《清静法行经》为基础而撰述出来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佛教的三圣说出现较早，但刘宋时期的僧愍和慧通都不提全，应该是有时代背景的。因为僧愍和慧通攻击的是顾欢的《夷夏论》，重点是老子；而北周道安回应的是周武帝的三教排序，因此将孔子、颜回、老子都搬了出来，以证明儒道二教皆源于佛教。

另外，三圣东行说的三个人物的称谓在佛教的传说里是不完全一致的。除了孔子、颜回、老子之说外，还有老子、周公、孔子一说，将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周公取代了孔子的弟子颜回。如梁武帝在《舍事李老道法诏》中说：“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广弘明集》卷四，《大正藏》第52卷）同道教的老子化胡说一样，佛教的这些矛盾的说法当出于不同时期的疑伪经，是三教、特别是佛道斗争的反映。

（二）宝应声菩萨、宝吉祥菩萨化为伏羲、女娲说

同三圣东行说一样，佛教菩萨化为伏羲、女娲说也是对道教老子化胡说的一种回应。道安《二教论》中的《服法非老》章云：

八相感成，双林现灭，斯其大也。权入六道，晦迹尘光，斯其小也。小则或画卦以御时，或播殖以利世，或修征以定乱，或行礼以诫物，或谈无而傲荣，或说有而重爵，何为老生独非一迹？故《须弥四域经》曰：宝应声菩萨名曰伏羲，宝吉祥菩萨名曰女娲。但今之道士始自张陵，乃是鬼道，不关老子（《广弘明集》卷八，《大正藏》第52卷）。

《二教论》承认老子是圣人，可以感应变化，但不承认道士或道教与老子有什么关系。文中所引的《须弥四域经》不见于《出三藏记集》，而首载于隋代法经的《众经目录》卷四，传为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所出。《须弥四域经》之所以要把中国传说中的上古神人伏羲和女娲也说成是菩萨的应化之身，其源头还是在道教的老子化胡说。前文提到的《三天内解经》中就提出老子生于虚无之先，为道中之尊，是为道德丈人。又说：

老子者，老君也，变化成气，天地人物，故轮转而化生。炼其形气，老君布散玄、元、始气，清浊不分，混沌状如鸡子，中黄，因而分散玄气，清淳上升为天，始气浓浊，凝下为地，元气轻微，通流为水，日月星辰，于此列布。老君因冲和气，化为九国，置九人，三男六女，至伏羲、女娲时，各作名姓，因出三道以教天民，中国阳气纯正，使奉无为大道，外国八十一域，阴气强盛，使奉佛道（《道藏》第28册）。

按照该经之说，老子不仅开天辟地，而且创造了人类的一切，包括伏羲、女娲为老子造作名姓之始，佛教方面对此不能不有所反应。这在唐代陈子良对《辩正论》卷五的注释得到说明：

依《须弥像图山经》及《十二游经》并云：成劫已过，入住劫来，经七小劫也。光音天等下食地肥，诸天项后自背光明，远近相照。因食地肥，欲心渐发，遂失光明，人民呼嗟。尔时，西方阿弥陀佛告宝应声宝吉祥等二大菩萨：汝可往彼与造日月，开其眼目，造作法度，宝应声者示为伏羲，宝吉祥者化为女娲。后现命尽，还归西方。（《大正藏》第52卷）

《须弥像图山经》也称《须弥图经》，与《须弥四域经》是否为同一经典，不得而知。但《须弥图经》也同样有宝应声菩萨、宝吉祥菩萨化为伏羲、女娲之说。按照净土信仰，光音天为色界天中的第三天，即十八天中的第六天，光音天中的众生是人类的始祖，他们降生人间后，欲壑难填，所以失去了光明，于是，阿弥陀佛派出宝应声、宝吉祥二菩萨造出日月，才使得人类有了光明，继续繁衍生存。这是佛教的创始说，针对的应该是《三天内解经》或者类似道经中的老子开天辟地说，其目的是将人类始祖伏羲、女娲等人归功于阿弥陀佛。

四、佛道关于《老子化胡经》的争论

根据佛教方面的记载，历史上佛道关于《老子化胡经》的真伪之争发生过多次，其中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元宪宗八年（1258）的辩论很具代表性，道教在这三次辩论中均告败北。以下试简述之。

（一）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的佛道辩论

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召释、老二宗上殿，侍中刘腾宣勅，命诸法师与道士对论。清道馆道士姜斌同融觉寺沙门昙无最对阵，争论老子与释迦牟尼的出生谁先谁后。道士姜斌引《老子开天经》，以老子生于东周周定王三年，即公元前604年，而沙门昙无最引《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以佛陀生于西周周昭王二十四年，即公元前1029年，二者相较，佛陀要早生老子400多年。

客观而论，无论是道教的《老子开天经》还是佛教的《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都是双方杜撰出来的伪经，不合事实，但道教更容易露马脚，因为一般人都知道老子只着了五千字的《道德经》，尚无其他着作，《老子开天经》显然属后人伪造。姜斌提到《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在先儒孔子那里并无记载，而昙无最说出于孔子删《易》里的“中备”，也是信口开河。但孝明帝只查《老子开天经》的问题，且大臣们也一致认定“老子止着《五千文》，余无言说”，说明孝明帝集团有意偏袒佛教。

（二）唐高宗显庆五年的佛道辩论

唐初，因太史令傅奕反佛和佛道的排位之争，朝廷多次举行佛道辩论，气氛紧张。唐高宗显庆五年八月十八日，敕召僧人静泰、道士李荣入洛宫辩论。高宗问：“老子化胡为佛，此事如何？”静泰回答说，道教经典除了《老子》《庄子》外，其余经典如《灵宝》《上清》《三皇》等经，都是后人所造，至于王浮伪造《老子化胡经》，佛教方面早就考证出来，无须多辩。

针对李荣引《老子序》“老子化胡为佛”、“西适流沙”之说，静泰引《化胡经》“我师释迦文，善入于泥洹”等文，指出《老子化胡经》前后矛盾，逻辑混乱，并据《西京杂记》“老子葬于槐里”，否认老子有西出化胡的可能。

李荣反驳说，佛经除《四十二章经》外，其余都是佛教徒的伪作。静泰则说，这是李荣不懂佛教的译经史，佛教的每一部经典的翻译，都有作者、时间、地点的记录。这场辩论，李荣明显处于下风（《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大正藏》第52册，P391）。

（三）元宪宗八年的佛道辩论

元朝初年，全真教势力强大，侵占佛教的多处寺院、田产，大肆刻印王浮的《老子化胡经》，并新造《老子八十一化图》，诽谤佛教，遭到佛教徒的强烈不满。元宪宗蒙哥为了平息佛教徒的愤怒，曾两次召集佛道辩论。

宪宗八年七月，蒙哥命忽必烈亲王召请各地僧、道两宗，僧人300多人，道士200多人，佛道两方各出17名代表，佛教方面以少林寺福裕长老为“头众”，道教方面以全真道的“权教”张志敬（张真人）为“头众”。双方围绕道教的《老君八十一化图》《老子化胡经》及其他“谤佛”道书进行辩论。包括儒者在内所谓“九流名士”来到上都和林的皇宫聚会，参加集会的担当“证义”的丞相、大臣及儒者共200余人。辩论由忽必烈主持，掌管佛教事务的那摩国师、八思巴国师、西蕃国师等人一并到场。

这是有史以来场面最大、时间最久的一次佛道辩论。禅宗僧人祥迈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奉敕将此事全程纪录，名为《辨伪录》。在辩论中，佛教方面准备充分，紧紧抓住《化胡经》是否为老子所说、何为佛、老子有无到天竺化胡成佛、道士能否持咒做到入火不烧、白日上升、摄人返魂、固精久视等问题，让道士答辩，忽必烈、八思巴国师也亲自向道士提出质难。道士或“无答”，或“不曾闻得”，或“不敢持论”，也不敢试验“入火不烧”等道术，最后表示认输（《辨伪录》卷四，《大正藏》第52册，P771）。

四、结语

《老子化胡经》自南北朝以来便为佛道二教的一大公案，每当佛道关系紧张之时，《老子化胡经》便首当其冲，双方围绕此书的真伪，辩论了近一千年。老子化胡之说本属向壁虚构，道教方面尽管屡加改装，以补其缺，但仍然抵挡不住佛教的破斥，道教在历次的辩论中几乎没有发现得胜的纪录。

在上文提到的三次辩论中，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和元宪宗八年的辩论对佛教有利，当时的皇帝倾向于佛教，而唐高宗显庆五年的辩论对道教有利，当时的皇帝倾向于道教，然而，无论是皇帝倒向哪一方，道教方面都失败了。这只能说明，一个凭空捏造的故事无论如何是经不起事实的验证的。

然而，《老子化胡经》却在中国长期流传，非因其伪而为历史上的某些道教徒所抛弃而屡加利用，佛教方面也忍不住制造不少的伪经来“以毒攻毒”，这是值得深思的。

究其根源，一是由于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念根深蒂固。中国古人一向相信华夏为世界的中心，文化的正统，只能“用夏变夷”，不能“用夷变夏”，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正是老子化胡说产生的文化基础，也是《老子化胡经》能够长期流行的关键。道教与佛教，一个是本土宗教，一个是“夷狄之教”，道教利用的正是本土文化的优势，通过老子化胡说来为争夺其宗教的正统地位。历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难发生时，皇帝在诏令中无一例外地打出了“夷夏之辨”的旗号，借口佛教是“夷狄之教”而废除之，可见夷夏观念在传统中国的影响之普遍和深入。

二是由于古人对老子和释迦牟尼生平的不确切了解。老子化胡说的一个核心是老子与释迦牟尼出生年代的先后问题。在中国，老子本来就是一个传说人物，司马迁在老子本传中就没有说清其具体的出生时间，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对历史上有无真实的老子其人还持怀疑态度，至今仍无定论；在印度，向来就没有精确的历史记录，它的历史几乎要靠中国僧人的求法记录和考古资料才能弄出个大概，释迦牟尼的出生年代在今天也是靠“记点法”推算出来，因此，在古代中国要说清老子与释迦牟尼谁先谁后的问题也决非易事。当时的一些道教徒正是利用老子的传说加上道教自身的神秘主义说教神化老子，证明老子早于佛陀，道教高于佛教，甚至以老子为佛陀之父亲或师傅，以贬低佛教，这种以出身论高低的做法，显然是传统宗法等级社会的产物，是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在宗教斗争中的曲折反映。（节选自《吉首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