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也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方向,但目前相关理论研究不足。农业强国本质上是一个政策概念,需要与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融合等政策方针结合看待。因此,设计符合长期农业强国建设的指标体系难以实现,需要结合核心问题调整政策目标。目前,我国与世界农业强国或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相比还存在明显不足,要正视劳均农业增加值、劳均固定资产等核心指标的差距,通过科学技术和物质投入逐渐缩小差距。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意,是基于我国国情农情的战略举措。早在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出要实现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并体现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目前,研究农业强国的现有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由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农业强国战略至今时间较短,很多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在现有文献中,属于理论研究的文章大体上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理论研究明显不足。本文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讨论建设农业强国的基本理念、核心或最重要的几个指标,并针对核心指标提出推进路径。
关于建设农业强国的几个基本认识
第一,建设农业强国与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融合的关系。在2050年实现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之前,农业强国和后三者是同步的;2050年之后,农业强国建设有了很好的外部条件,推进速度就会大大加快,再过10~15年,我国就会建成现代化的农业强国,届时,也就不存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问题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因此,农业强国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是递进关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农业强国是终极结果。可以认为,国强是农强的前提条件,农强是国强的基础。
第二,农业强国是一个政策术语,对它的理解必须结合一定时期的政策目标和政策环境,即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的:“我们要建设的农业强国、实现的农业现代化,既有国外一般现代化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因此,建设农业强国必须符合我国的国情农情,建立我国自己的农业强国标准体系。实际上,农业强国建设不可能找到一套适用于不同国家的标准体系,必然是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农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农业强国道路。
第三,我国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在这“五强”中,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供给保障能力强应该放在首位。从历史上看,2004年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首次出现逆差,此后基本上呈增加趋势。目前统计口径的大类农产品中只有蔬菜保持净出口状态,其他全部为净进口。
既然供给保障放在第一位,那么净进口国家有没有可能成为农业强国?魏后凯和崔凯在研究中筛选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丹麦、以色列、日本等10个国家作为农业强国,其中,美国为综合型农业强国,其他均为特色型农业强国。按照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上述10国首先是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其中,德国、日本、以色列都是农产品净进口国。看来,净进口不影响农业是否强,关键是出口部分是否有竞争力。
按照2022年数据计算,上述10国2018—2020年谷物进口依存度分别为美国-23.2%、加拿大-85.6%、澳大利亚-132.6%、法国-104.4%、德国-0.3%、意大利38.1%、荷兰85.9%、丹麦-8.4%、以色列95.9%、日本68.9%。两组数据对比,荷兰谷物进口依存度达到85.9%,却是农产品净出口国,拥有世界一流的农产品加工等技术;德国农产品净进口,食物自给率一直低于90%,但小麦、生猪、杂项食品等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优势;以色列是农产品净进口国,其谷物自给率只有4.1%,但节水农业世界领先,水果、蔬菜、花卉等农产品大量出口;意大利是世界上农业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利用耕地,小麦、稻米、玉米、大豆等适度进口,蔬菜、水果、畜产品及其加工品大量出口;日本农产品长期净进口,出口的农产品主要是具有特色的饮料、调味品、扇贝等水产品和牛肉等畜产品,而且主要面向亚洲国家,基本不具有竞争力。
可见,农业强国即使农产品(或谷物)净进口,出口的农产品仍然具有很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这就是这些国家农业“强”的原因。而日本作为人口超过1亿的大国,农产品需求主要通过国际市场来满足。因此,日本可以算作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国家,但竞争力不强,只要国门一打开,不少农产品会在国际竞争中受到巨大的冲击。一个国家的农业若经不起国际市场竞争,就不能算作农业强国。因此,在农业强国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根据资源禀赋条件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让世界通过农产品了解中国。如果主要农产品依靠进口,出口的产品都处于低端且没有竞争力,是不能算农业强国的。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深化对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的理解,“大产业”一定具有明显竞争力,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也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由之路。
农业强国的核心指标
目前对于农业强国的认识尚处于见仁见智阶段,很难梳理出实质性特征。而我国农业强国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距离这个目标的实现还有近30年时间。速水和拉坦认为,农业技术和政策的创新总是倾向于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短板,补齐这个“短板”就是这一时期农业强国建设的目标。而不同时期的“短板”是不一样的,不断补齐“短板”,才能把农业强国建设推向更高的水平。因此,设计一套能够评价未来30年农业强国建设的指标体系是不可能的。本文的任务在于通过理论分析梳理出当前建设农业强国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及其衡量指标,并将其与世界上比较公认的农业强国进行比较分析。
世界上公认的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是要有一些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力,做到这一点需要具备较高的资本有机构成。农业资本有机构成表现在具体指标上就是单位劳动力占用的投资资金。本文数据来源于202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鉴于数据可得性,我们将劳均化肥投入量、劳均农药投入量、亩均化肥投入量、亩均农药投入量作为参考。这样,本文选择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和劳均固定资本投入三个(类)主要指标,衡量主要发达国家农业强国建设情况并进行中外对比。劳均耕地面积和农业劳动力占比表示农业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禀赋水平,本文将它们作为分析性指标,将2022年玉米、小麦、稻谷及大豆的亩产值作为辅助性指标。除了上文所述的10个国家之外,本文进一步选取了姜长云筛选的新西兰,共11个国家与中国的12个指标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对比,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劳均农业增加值无疑是农业强国的核心指标之一,它反映的是农业劳动力对国家的贡献水平及其富裕程度。这一指标的数值与资源禀赋高度相关,即劳均耕地多,所产出的农业增加值自然就高,但这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一般逻辑,在高度现代化国家,二者的关系很复杂,难以判断。如以色列的劳均耕地面积低于美国、法国、德国、丹麦,但劳均农业增加值却高于这些国家,其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在所有国家中也是最低的。
第二,劳均农业增加值与劳均固定资本投入高度正相关。在全球农业生产绿色化过程中,各国都在减施化肥、农药,但劳均农业增加值和劳均化肥、农药投入呈现高度正相关,同时,亩均化肥、农药投入则与劳均耕地面积正相关。这说明,农业强国与高投入是密切相关的,既包括固定资本投入,也包括流动资本投入。这代表着我国要建成世界农业强国,必须逐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业资本有机构成。
第三,从玉米、小麦、稻谷、大豆四种主要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看,各国的劳均农业增加值、劳均农业固定资本投入和主要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基本呈正相关关系,农业固定资本投入高的国家主要作物单产相应也高,这也说明了土地生产率和投入之间的密切关系。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三国土地资源丰富,其主要谷物单产也相应地处于较高位置,显然是物质投入和技术投入的结果。根据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在现代化初期阶段,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侧重于用机械技术代替劳动力,但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注重生物技术进步,这是上述三个国家成为公认的世界农业强国的原因。
对比数据可以看出,我国与世界上的农业强国(包括日本)还有很大差距。首先,我国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达到24%,而除了新西兰为6.1%外,其他国家均在0.8%~4.1%,这是这些国家劳均农业增加值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劳均农药、化肥均远低于其他国家,也是劳动力数量过多所致。其次,我国劳均固定资本投入只有910.32美元,在所比国家中最低,说明农业缺乏投入。劳均化肥、农药投入水平低则主要与劳动力数量大有关系。再次,从化肥、农药的投入强度看,我国亩均化肥投入21.27公斤,在所比国家中最高,为最低澳大利亚(4.43公斤)的4.8倍。尽管不同国家的土地质量不同,对化肥的需求差距很大,但这个数值依然提醒我们要注意农业生产的绿色化、无害化。我国亩均农药投入量为0.12公斤,除丹麦(0.08公斤)外,在所比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这可能与作物结构有关,也与我国近年来实施的化肥农药零增长计划有关。最后,除水稻外,我国另外三种农作物单产均低于大多数所选国家,如果与最高水平比较,玉米是以色列的28.5%,小麦是荷兰的62.3%,大豆是美国的59.5%。单产差距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有土地条件,也有品种技术和耕作技术等,我们必须正视并通过技术和物质投入逐渐缩小这个差距。
我国农业强国建设的推进路径
第一,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稳产保供。尽管从长期看人均直接消费的粮食数量呈下降趋势,但间接消费粮食数量是上升的。间接消费包括蔬菜、瓜果、肉、蛋、奶等需要占用耕地和需要以粮食为原料的农产品。随着消费需求呈增加趋势,粮食保产一刻也不能松懈。保产量最直接的就是保耕地数量和播种面积。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所提升、生态不断改善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重要任务。在耕地和播种面积稳定的前提下,影响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的最核心因素就是单位面积产量,要集成推广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良田主要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也包括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以及提升耕地质量的各类措施;良种就是要研发、推广更高产、优质的品种;良机就是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尤其是针对薄弱环节;良法包括的范围很宽泛,一切提高单产的方法都属于“良法”。近年来,各地大力推行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节本增效效果明显,实质上是良田、良种、良机、良法的综合。
第二,大力发展农业新型经营主体。首先,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两类主要的新型经营主体同时还是服务主体,对于提升农业的技术水平、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效衔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不断完善各项支持政策。财政、税收支持政策方面,尽快从项目制转变为普惠制。金融政策方面,地方金融机构要建立新型经营主体信用名录,给予信贷支持。创新担保品方面,推动农用设备、土地经营权等依法合规抵押融资;不断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并提高新型经营主体保费补贴力度。用地政策方面,对新型经营主体建设仓储设施、农机库房等用地给予支持。最后,用财政和信贷政策切实推动大型农民合作社创办加工和流通企业,不断延长产业链。从实践中看,农民合作社投资办企业,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第三,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使现有农业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益。对于粮食尤其是口粮,即稻谷和小麦,要依靠国内资源满足需求,国际市场的作用只能是调剂余缺,而对于玉米、大豆等口粮以外的粮食品种,则可以较多地依靠国际市场;畜产品也很重要,我国对肉、蛋、奶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国内资源很难满足,必须适当依靠国际市场;对于水果、蔬菜、水产品等,则采取大进大出的策略,出口换取外汇,进口满足需求。无论哪一类农产品都要不断提高竞争力,力争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比如粮食,要确保“口粮绝对安全”,但不能像一些国家那样,单纯依靠政府高补贴或者设置高关税壁垒进行保护,把粮食产业培育成“巨婴”。要做到即使是完全依靠国际市场的农产品也有较强的竞争力,主要依靠质量和特色制胜。
第四,培育一批职业农民队伍。一是以能力提升为支撑,以政策支持为保障,扶持壮大家庭农场主队伍,不断提升家庭农场主生产经营能力和对其他农户的带动能力。充分发挥农广校、职业院校、农技推广单位、农业企业等机构的培训功能,帮助青年农场主尤其是返乡创业就业的青年农民工提升生产能力、对新技术的运用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二是加快培育一支能力强、素质高的农民合作社带头人队伍,重点是提高他们的生产经营水平、服务带动能力和规范办社水平,以及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能力。三是吸引高等学校尤其是农职院校的毕业生返乡创业,提高农业产业整体素质和现代化水平。
第五,不断提升农业产业资本有机构成水平。一是要提高农业装备水平,核心内容是农业机械化。发展方向是推动良机与良田、良种、良法、良制系统集成,加力推广增产增效、减灾减损、绿色智能机械化技术装备。广义的农业机械化也包括设施农业设备,如塑料大棚、温室等,以及在田间测度温度、湿度、风力等农业环境因素的设备。要进一步加强丘陵、山区等薄弱地区和塑料大棚、温室内部农业机械的研发和运用,提升油菜、甘蔗、大田蔬菜等薄弱作物的机械化水平。二是要加快推进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点是解决玉米、大豆、生猪、肉牛、奶牛等品种环节的“卡脖子”难题。要打通科技进村入户的通道,坚持政府系统公益性服务和市场社会化服务协同发展,解决先进实用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问题。
孔祥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程泽南,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生;李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生
摘自:《学习与探索》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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