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樊马克：“回首前尘岂胜怅惘”

一

一九二三年，钱穆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讲授“文字源流”课程，一九二四年编印了《文字学大意》讲义（油印数十本）。这是钱穆唯一的文字学着述，后来他在港台地区四十余年一直找寻而未如愿。在学术回忆录《师友杂忆》中，钱穆回忆了《文字学大意》对“右文说”的贡献。

十年后（一九三三年），沈兼士在北京大学发表《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陈寅恪在和沈兼士的通信中说“‘右文’之学即西洋语根之学”（《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版，183 页），又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同上，202 页），肯定了沈兼士对“右文说”探求语源的贡献。

所谓“右文说”，就是指形声字的声旁（常常在字的右边）同时兼有表义功能的假说。沈括《梦溪笔谈》提到：“王贤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浅、钱、残、贱都以“戋”为声，同时“戋”也表小义。“右文说”是对传统声训的继承与发展，既继承了声训关于“音义关系”的观点，又克服了声训的“主观任意性”的不足（蔡英杰、谭樊马克等着：《〈说文解字〉的阐释体系及其说解得失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

而将钱穆与沈兼士各自所举的“右文说”例子做对比，有一些举例相同，这就成了一桩隐晦。

二

钱穆，原名钱恩鑅，字宾四。江苏省常州府金匮县（今江苏省无锡市）人，吴越钱氏的后代。代表着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朱子新学案》等。吕思勉、钱穆、陈垣、陈寅恪四人并称“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

一九一四年，钱穆中学毕业不久，在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任教。《师友杂忆》当中《私立鸿模学校与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一篇提到：“学生皆住校，余与学生同寝室。卧床在寝室门口，侧临窗。一夕，深夜，月光照床而醒，一足触帐外墙壁，忽念臂与壁皆形声字。辟属声，但臂在身旁，壁在室旁，凡辟声字似皆有旁义。”（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二年版，98 页）钱穆意识到这就是宋人的“右文说”，十分兴奋，一连想出十几个从“辟”的右文例子：“如避，乃走避一旁。璧，乃玉悬身旁。嬖，乃是女侍在旁。譬，乃以旁言喻正义。癖，乃旁疾非正病。躄，乃两足不正常，分开两旁，盘散（按：即蹒跚）而行。劈，乃刀劈物分两旁。如是凡辟声皆有义，此即宋人所谓右文也。是夜在床兴奋不寐，连思得形声字十数例。”上述例子当中，“辟”既表声，也都在谐声字中具有旁边义。

翌日，钱穆上第一堂国文课，不讲课文，而专讲夜晚枕上的感悟。适逢无锡县派督学来校视察，进入课堂，并没有转身就走，而是伫立听完了整整一堂课。“余此讲未涉课文，离题漫述，而督学不以为忤。归后竟详细作一笔记报导，登载在县署所发布之月刊上。惜此督学已忘其名，亦在规格外赏识余之一人也。”从此，钱穆在江苏省教育界落下一个绰号—“讲臂壁右文之钱某”。

三

钱穆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任国文教员期间，除讲《国文》正课外，每年要兼开一课，自编讲义。《师友杂忆》记载，钱穆所开的课，“第一年为文字学，第二年为《论语》，第三年为《孟子》，第四年为国学概论”。

关于“右文说”，钱穆增举出两个新例，但其思考所及，又已超过“右文”的范围。其一，“或”字。“加一口则为国字，增一土旁则为域字，实则或字中涵有国字域字义。至少亦可谓或字中本涵有群字义。群中必分别包含有个人，个人在群中即成或。但后人用或字已忘去其含有群字义，则便不能阐说或字之本义，只认或字为人与人相别义，如从心即为惑字。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彼此不相知，即为惑。”其二，“禺”字。“又如禺字左从阜，即为隅，各居一旁不相通。从辵为相遇，从人为相偶。偶必两人，然既两人为偶，即必有偶然一人如此，一人或不如此。两人相遇，即可有偶然。如群中必有或，无或不成群。禺从心为愚，不知人相偶之必有偶然，是愚也。此皆深切人情而又具有日常人生中之一番深意存在，由此可见中国古人造字精妙。”

钱穆关于“或”“国”的见解经常被学者加以引用，或许其陈述还不能被视为纯正的右文说，乃至更不能被视为专业的文字学观点，但其思考恰符合“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文字学”课程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课表中的正式名称是“文字源流”。笔者在张京华教授处得见他所收藏的钱穆这部文字学讲义，书口有“文字源流”字样，目录下题名“无锡钱穆编，十三. 六. 十九”。此时间为一九二四年。

讲义共三章六节，第一章《文字之本原（生成期）》，第二章《文体之组合（发达期）》，第三章《文字之运用（完成期）》。六节的标题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讲述内容也往往以《说文解字》校准。同时用“生成期”“发达期”“完成期”构成全书框架，又是将六书置于进化论的指导之下。其中，第四节形声部分讨论了右文说问题，共计二十六面篇幅，占全书一百二十面的五分之一强。

钱穆将“右文说”字例推广、阐说到了“数十条”之多，见于其讲义第二节“符号文之变进（六书中之形声）”。笔者据《文字学大意》逐一统计，合计五十一字：曾、音、寺、求、包、尧、票、冓、甫、皮、辟、兑、辰、昷、昏、川、中、蒙、句、申、邕、占、奄、甘、夹、贲、俞、需、咠、兼、佥、韱、交、肖、夸、牙、支、啇、益、委、会、夬、曷、寒、享、刃、盾、仑、真、正、襄。钱穆还系统性追述了宋代以来学者发现“右文说”的历史过程，罗列出四家之说：第一，杨泉《物理论》；第二，王观国《学林》；第三，沈括《梦溪笔谈》；第四，张世南《游宦纪闻》。

钱穆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任教期间的四种讲义中，《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论》都在不久以后出版，现在均已成国学名着。只有《文字学大意》这唯一的文字学着作没有及时出版。“第一年文字学，讲六书大义，以篇幅未充，未付印，今已失之。”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当时在校学生有二百人，一个年级平均有五十人，讲义为一个年级所用，应当油印五十份或略多。虽然历年不远，然而动荡频仍，人事更迭，保存实难。讲义后来也没有带去港台地区，于是直至晚年，竟再无缘见到。钱穆叹道：“惜今都已不可复忆矣。不知往日三师旧学生中，亦仍有藏此讲义者否。今僻在海外，亦无可访求矣。”

《师友杂忆》完稿于一九八二年，钱穆时年八十八岁。《在台定居》一篇感慨地说：“全稿止此乃为一九八二年之双十节，余年八十八，是为余只身居香港以来之第三十四年，亦为余定居台北之第十六年，回首前尘岂胜怅惘。”钱穆于一九九〇年逝世，享年九十五岁，其生前卒后出版的几种《全集》《选集》（包括联经版、素书楼版、兰台版、九州出版社版）都没收入《文字学大意》，这成了钱穆的终生憾事。

四

《文字学大意》除了阐发“右文说”外，还有不少其他新奇观点，如提出“文字画”这一概念。“追溯文字最初之起源，厥为一种之‘文字画’。文字画者，以粗笨之图画表示事物之状态行动及数量等等之观念者也。与其谓之文字，毋宁谓之图画。”“文字画进步，乃为‘象形文字’。”而《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一文对《文字学大意》追忆，连续四次使用了“推广阐说”“阐说”“推阐”“阐说”，这不是巧合，而是暗示。

早在一九一五年，沈兼士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编写《文字形义学》讲义，便已提出“文字画”的概念，将汉字发展史分为文字画、义符文字、音符文字三个时期（王涛、吴咏梅：《沈兼士，不能忘却的百年国士》，《各界》二〇一四年六期）。

沈兼士，名臤，字兼士，以字行。原籍浙江吴兴（今湖州），生于陕西省汉阴县城。代表着作《文字形义学》《广韵声系》《段砚斋杂文》等。

一九三〇年，钱穆被顾颉刚举荐至燕京大学担任国文讲师，次年兼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课程。三年后（一九三三年），沈兼士在北京大学发表了长达七十六页的《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收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论文集出版同时有油印本流行。一九七三年山东大学有手写油印本，一九八六年收入中华书局版《沈兼士学术论文集》 （葛信益、启功整理），近年又有新版单行本（山西人民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沈文一经发表即获好评，被评价为“对右文说贡献最大”“代表了右文学派最高成就”“突破了《说文解字》因形取义的陈法，这是对古代语言研究的一大贡献”。

《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从《说文解字》段注中找出“以声为义”的“声母”，共计五十二个，若干字例与钱穆《文字学大意》的字例相同。钱穆《师友杂忆》当中《北京大学（附清华大学及北平师范大学）》一篇对各家各派多有品评，却全然不谈沈兼士。

钱穆唯一的文字学着作《文字学大意》印行于一九二四年，不为人所知；沈兼士的长文刊行于一九三三年，被论定为创始。沈兼士的《文字形义学》讲义早在一九一五年问世，但却失传；钱穆初次讲授“右文说”在一九一四年，而当时的报道也迄未得见。就目前所见资料而言，钱穆与沈兼士关于“右文说”和“文字画”的探讨，可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似乎更像是一种“量子纠缠”。我们无法单独就钱穆或者沈兼士描述现代文字学中的这一成就，而应当将二人贡献的作始之功与转精之力视为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