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邵燕祥老师帮我“填空”

（2020年）八月二日，得到邵老师于八月一日去世的消息，非常震惊。就是去年八月一日，我与妻子还到邵老师家，与邵老师、谢阿姨畅谈半日，不久前，还与他通电话，相约疫情过后，再去拜访。

回想与邵老师相识，已有二十余年，近十几年，来往更多。邵老师幽默风趣但又有内在的严肃，认真较真却又豁达大度，坚持原则却又理解宽容……邵老师谈话，总是妙语连珠。有一个经常的、人员固定的餐聚，最有趣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他与张思之先生时不时“斗机锋”。都是耄耋老人，都是“右派”，经历坎坷，历经沧桑，一位是全国着名的杂文家，一位是全国着名的律师，如此二人斗法，好生了得。张先生席间谈话犹如庭辩，声音洪亮，滔滔不绝，总是正在兴头时，邵先生就像他的杂文一样，不紧不慢、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地刺上一句。张先生岂能善罢甘休，立即声若洪钟地奋起反击，邵先生仍是慢声细语却话里有话的回应。两位老人你来我往，辩才无碍，才思敏捷，听他们“斗法”，确是享受，更令我等后辈自叹不如。

邵先生对我最大的帮助，是帮我做“填空题”。由于种种原因，政治的、社会的、个人的，历史文献中会出现许多“空白”，许多回忆录中，回忆者对一些当事人往往“姑隐其名”。史学研究，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填空”，考证出这个“空白”究竟是哪位。邵先生十七岁就发表诗作，开始跻身文坛，重新获得写作权利后，“忆旧”是他写作的重要内容，为文学史留下珍贵史料。但这种回忆中，有他个人的考虑，也有出版社的考虑，反正涉及到当代人与事，这种“空白”不少。与邵先生熟悉，他经常赠我大作，也就就便，或是在餐聚时，或是去他家中，请他帮我“填空”。

例如，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初，是诗歌的“黄金时代”，略通文墨的青年似乎都爱写几首诗。“诗界”动向，往往成为或大或小的社会热点，1983年由中国作协举办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获奖作品（1979～1982）”就引起一场风波。邵老师作为当事人之一，在“岁暮忆胡昭”中披露了事情的原委，但这场风波的关键人物，也只能用“热心人士”代之。这位“热心人士”是谁？去年八月一日，在邵老师家中谈到此文此事，邵老师帮我“填了一空”。我真没有想到会是“他”，背后还另有个人私怨。

1983年，由中国作协举办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获奖作品（1979～1982）”，因中国作协的权威性再加“首届”，更是分外引人注目。经过为时不短的评选，由评委会投票，最终公布了评选结果。奖分二等，获奖诗集共十部。一等奖七部，分别为：《归来的歌》，作者艾青；《祖国，我对你说》，作者张志民；《我骄傲，我是一棵树》，作者李瑛；《仙人掌》，作者公刘；《在远方》，作者邵燕祥；《流沙河诗集》，作者流沙河；《曾经有过那种时候》，作者黄永玉。二等奖三部，分别为：《山的恋歌》，作者胡昭；《绿色的音符》，作者傅天琳；《双桅船》，作者舒婷。

此结果甫一公布，立即议论纷纷。本来，诗无达诂，是好是坏主观性甚强，诗歌评奖如无议论不但不可能，反而有些不正常。但是，这次引起人们议论、疑惑的主要倒还不是哪部好哪部坏，哪部应得未得哪部得不应得，而是开始公布的规则只说评优秀作品奖十部，并未说要奖分两等。就是说，十部并列，不分一等二等。

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一二等奖却是“一反常态”的“倒金字塔型”。大凡评奖，总是等级越低获奖者越多，等级越高获奖者越少。而这次评奖，却是一等奖有七名，而二等奖则只有三名！显然，其中大有文章。不过，议论归议论，一直无人出来解释说明，谁也无可奈何。

几十年后的，作为当事人之一的邵燕祥先生终于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评选首先由初评小组大量阅读、提出入围作品，在此基础上，评委会的委员们经过认真阅读、讨论，最后投票，选定了上述十部作品。大功告成，众人如释重负，非常高兴，在向作协领导汇报的同时立即在第一时间向获奖人通报恭贺。

不料，此时即有“热心人士”给中国作协的上级主管部门写信，指名道姓说像舒婷这样年轻的作者，怎能跟例如艾青这样的大诗人并列？原信谁都没看见，是由作协一位分管诗歌评奖的书记传达的。他同时传达了作协的“上级”的指示，要求重新考虑选举结果。这个要求，使评委中包括冯至、公木、严辰这样的“老同志”听了都极表诧异，感到很难照办。这三位不仅是德高望重的老诗人，而且从官场重视的政治资历上说，也都是“老资格”。冯至是作协副主席、中共作协党组第一副书记，公木、严辰都是“老延安”。其实，评委会深谙中国“国情”，对获奖排名已经作了调整。如果按实际得票排列，舒婷将名列第二，评委会考虑到“中国特色”，基本采取以资望为主兼顾年龄的原则，将她排在倒数第二。现在，“上级”要求舒婷不能与艾青并列，那就只能将舒婷撤掉了。但如此一来，“那将置评委会于何地？置民主与公平的原则于何地？”这时，有人提醒，评奖结果已经告知获奖者，外地的已经电报通知，事实上已经在一定范围传开，“如果粗暴改动，影响难以估计”。最后，在那位作协书记的主持下达成妥协：即更改规则，将此奖分为一等奖和二等奖，以“拉开老诗人和新作者的距离，拉开有‘定评’和有‘争议’的获奖人的距离”。然而，具体排座次却并不容易，如按通常评奖一等不能多于二等原则，那至少排第六、第七的流沙河和黄永玉也要被“硬拉下到二等奖，总是师出无名，说不过去”。最后的结果，就是从第八名开始为“二等”，造成“二等”反大幅度少于“一等”的反常结果。（邵燕祥：“岁暮忆胡昭”，《南磨房行走》，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页）不管怎样，大家都以为此事就此结束。

没想到的是，风波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更加严重。正在社会上议论纷纷之际，有香港媒体火上浇油，不仅讲了违反原先规则突然奖分二等、且是不合情理的“倒金字塔”格局，更重要的是道破了舒婷得票数第二这个事实。这可非同小可！于是“作协那位书记又奉命前来布置清查，查是什么人把评奖工作的机密泄露到境外！”一时间，凡与此有关的人员都成为清查对象。但真正一查才发现，有可能涉嫌泄露此国家机密的人员实在太多。初评小组成员、评委会委员、曾经进出会场的服务员、随身照应老评委的家属、向作协领导汇报时党组面员、书记处其他成员、作协其他门类文学奖前来并报的负责人……而且，所有这些人的亲朋戚友也都应该是怀疑对象。好在此时毕竟已不是“文革”时期，对如此众多的“怀疑对象”不可能以“关牛棚”、“隔离审查”、“办学习班”等手段“集中审查”了。结果，清查对象紧张一阵之后，此事也只能不了了之。这，也是时代进步的标志之一罢。

虽然不了了之，心有余悸的邵先生由此得出一个“最大的教训”，那就是“要远离机密”：“在我们这里，既视‘暗箱评奖’为当然，难免什么琐事都上了密级。一个文艺奖如此，其他可想而知。从此，我就决心不看任何标明‘内部文件’的东西，很快也就不再听任何其他所谓‘内部传达’，这样庶几可免于‘泄密’之嫌了。”（《南磨房行走》第186页）

文中传达信件内容的“作协那位书记”，邵老师对我说是时任分管书记朱子奇。我以为，职责所在，他的做法大约只能如此。但我确实想不到的是，关键的写信人居然是诗、文俱佳的“他”，而且动机“严重不纯”，背后另有个人恩怨。走笔至此，发现对“他”及背后恩怨，我也只能留下空白，待以后的历史学家“填空”；或许，今后时机适宜，我再公布“答案”。

比对个人的“填空”更重要更值得的是，与历史上的“大事件”相比，这场风波小而又小。不过，小事一桩反映出的“特色”却非常典型，更说明这特色确已“深入骨髓”。如：从来不乏出于种种原因、爱向上级打小报告的“热心人士”；而且，这种小报告往往一打一个准儿，上级总爱相信。缺乏规则意识，虽然事前定好了规则，然而一旦结果不如己意就临时更改规则。虽然投票，但又不公布投票具体情况，仍习惯暗箱操作任意变动投票结果，对“选票”缺乏起码的“尊重”。还有，什么琐事都要上密级，以“保密”为由拒绝公开真相……

当然，这是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从那时到现在，一代人的时光已经过去，我相信这类“特色”，肯定大有改观――少有“打小报告”者，即使偶有“小报告”上级也不会偏听偏信；遵守规则、坚持程序公正、尊重并公开选票等等，想已成为政治文明的准则和全社会的共识。――这一直是邵老师的理想和追求，我想，邵老师在天堂仍会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祈求、祷告的。

转载自“雷颐游走古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