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追求做学问的淑世精神

受访者：温儒敏

采访者：李浴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时间：2024年8月6日

从河源到燕园

李浴洋（以下简称“李”）：温老师，感谢您接受访谈。2022年年底，我们曾经做过一次对话，围绕2021年和2022年出版的几种带有总结性的新着，您分享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思考（参见《人文学者也要“接地气”——温儒敏教授访谈录》，《传记文学》2023年第1期）。这次访谈的重心有所不同，希望更多讨论您的学术生涯。

1978年，您考入北京大学，成为“文革”结束后中文系招收的首届研究生中的一员，也是您的学术起点。但对于这一起点的“前史”，我想多了解一些。您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基督徒，“阿?”（母亲）更是虔诚。这样的家庭氛围，对于您有怎样的影响？

温儒敏（以下简称“温”）：我在新出版的散文集《师友感旧录》（河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中，回忆我曾聆教或共事过的许多学者，也说到我的父母与家庭。

我出生于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父亲是医生，20世纪30年代开业问诊，是当地最早的西医之一。父亲开药店是为谋生，却也有“悬壶济世”的念想。记得我家药店柜台上贴着“童叟无欺”4个大字，有些贫穷的病人来看病，拿不出钱，父亲照样给他们医治。父亲70岁时，被下放到农村当医生。见到村民喝浑浊的河水（用明矾沉淀），他就亲自打井，让村民喝上干净的水。

我们算是小康之家，1955年公私合营，父亲的药店“合营”到公立的门诊部，一个月拿80元工资，这在当时是高薪。可是家庭人口多，我们兄弟姐妹七人，生活还是很吃紧的。父母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寅吃卯粮也要全力供我们上学，十分不易。

“阿?”（母亲）出身于较为富足的家庭，她读过中学，女孩子上学在当年还是罕见的。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乐善好施，晚年在老家居住时，她连15瓦的电灯都舍不得点，可是把子女寄给她的钱大部分都做了慈善。小时候常听母亲讲《圣经》故事，教我们要有信仰，正直做人，有善心爱心。我虽然受唯物主义教育，不是基督徒，但很尊重母亲的信仰；也心仪那些在复杂苦难的世界上能够保持真诚与善良，并能淑世助人的境界。

作为一名老师与学者，我并不满足于在本专业做学问，而想以学问去“淑世”，做点有益于社会的实在的事情，这可能与小时候的家庭教育有关。我并非聪明人，只是勤奋一点，比较独立，偶有发扬踔厉的时候，更多的还是平实谨审。

李：有学者注意到，在您的广东同乡中，出现了不少研究现当代文学的文学史家，比如洪子诚、杨义、黄子平、陈平原与陈思和等。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仅是一种巧合，还是可能的确存在某种地理与文化上的因缘？

温：这是巧合。就地理位置而言，我的家乡和洪子诚老师的家乡揭阳接近，离陈平原的故乡潮州也不远，杨义则在粤西。我们都是广东人，可是语言（方言）并不相同。陈思和虽然是广东人，却从没有在广东生活过。把我们拢到一起有些牵强，我看不必去“放大”这些因素。前些年广东举办了一个关于文学研究岭南学派的研讨会，也邀请我去参加，我在会上唱了“反调”，基本否定了这种说法。

李：您1964—1970年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当时您有比较明确的专业兴趣吗？“文革”后，您报考研究生时为何选择了现代文学？

温：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的前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大“文艺理论研究班”，周扬主持办的。到1960年，才有语文系，招收本科生，每一届只有二三十人。1964年，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对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兴趣更大一些。大学二年级赶上“文革”，就不上课了，我基本是“逍遥派”，曾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参加关于“毛主席去安源”的展览。那时空闲的时间很多，读过很多书，哲学、历史、文学、政治经济学都读，是“漫羡而无所归心”的杂览。对鲁迅、《红楼梦》和各种史书读得更多，知识面大为拓展。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韶关工作，在地委办公室当秘书，也在农村当过驻队干部，相当于生产队队长，这对我了解国情、民情大有帮助。照理说，我在机关发展也是有些前景的，但还是更喜欢读书。1977年恢复高考，同时开始招收研究生，我就报考了。其中也有实际考虑，我爱人是北京人，我们想回北京生活。记得我跟北京大学的王瑶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唐弢先生都联系过。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同学刘梦溪劝我考北京大学，他说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是高校，学术氛围不如大学。而严家炎老师又代表王瑶先生给我回信，鼓励我报考北京大学。这样我就决定考北京大学，跟随王瑶先生读书了。

李：今年是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1978年，您考取王瑶先生的硕士研究生，1984年您又以在职身份继续跟随王瑶先生读博。关于王瑶先生，您写过回忆文章，也写过研究论文。如今回看，您认为王瑶先生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温：主要有两点吧：一是王瑶先生做学问很关心社会、关注时事，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说王瑶先生有魏晋风度，还有五四精神，是恰切的评价。王瑶先生很正直，敢于说话。其实他的级别并不高，只是三级教授，但他却是知识分子的风向标。他的这种社会责任感对于我们学生的影响很大，钱理群在许多场合也讲过这种意思。

第二是王瑶先生学问与思想的通达，视野开阔。他原是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出名的，后来转向研究现代文学，研究鲁迅，他是联通古今，不为现代文学所限。这点对我也有影响。或者说，是我心之向往，不太情愿拘泥于现代某个题目或者项目，想拓展出去。

从作家论到文学思潮研究

李：读研期间，您在1979年撰成了一部20万字的《郁达夫年谱》，此后接连发表了《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期）与《略论郁达夫的散文》（《读书》1982年第3期）。您当时为何会选择郁达夫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温：其实读研究生期间，我较多关注的还是鲁迅，也发表过几篇鲁迅研究的论文。我喜欢郁达夫，是被他那真性情所吸引。郁达夫的创作似乎随意挥洒，毫无做作，却能充分和读者沟通，是所谓“模拟的颓唐派”，袒露又真诚。中国文学史上极少像郁达夫这样的作家。而且他古今兼通，旧体诗写得好，这也是我的兴趣所在。

为了研究郁达夫，我看了很多材料，做了许多卡片，编成《郁达夫年谱》，王瑶先生还为之写序。那时不像现在，资料都可以在网上搜索。做一个研究，得从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开始，这种学术训练其实很有必要。

我在硕士期间就写了一些关于郁达夫的文章，硕士论文本来也想研究郁达夫。王瑶先生不主张，他说：“从你写过的文章就大致可以知道你做郁达夫能够做成什么样子，这样就没有挑战性了。”他要我研究鲁迅。我说鲁迅的研究太多了，很难做好。他说：“正因为很难，你若有一点发现或者进展，就很值得肯定。”在他的指导下，我的硕士论文就研究了鲁迅。所谓“挑战性”，或者“问题意识”，是选题必须考虑的，直到现在，我还是遵循王瑶先生的教导，并以此来要求我的学生。

李：您从读研期间就开始介入彼时尚属新兴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硕士论文《鲁迅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即有此显着痕迹。毕业留校任教以后，您又编选了《比较文学论文集》（与张隆溪合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与《中西比较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后来您以外语水平不够为由，就不做了。那么，比较文学当初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

温：我们那一代人，普遍都曾经受到比较文学的影响。比较文学一下子打开了面向世界的视野，推动了学术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比较文学是最具时代精神的一门学问。我和张隆溪都是比较早地在季羡林、杨周翰、李赋宁和乐黛云几位老师的指导下进行比较文学的译介与研究的。

后来之所以不做，除了外语水平的限制，还因为参加了几次比较文学年会以后，感到这不太像一个学科。研究希腊文学的、英国文学的、印度文学的、日本文学的，都在一起开会，看上去很热闹，但其实都是各说各的。这样就比较容易流于空疏，我还是更想做实实在在的学问。

比较文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研究现代文学的、古典文学的、外国文学的、文学理论的，都需要比较文学的方法，但比较文学却未必适合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乐黛云老师最近过世了，我很悲伤。她是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也曾当过我们研究生班的副导师，对我有过很大的影响。

李：您的博士论文《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作的是思潮研究。您曾经回忆：“20世纪80年代后期许多博士论文大抵顺着这个趋向，以思潮流派的梳理作为题目，出了一批殷实的作品。”（《说说我的研究着作》，《名作欣赏》2019年第3期·别册《守正创新·温儒敏画传》）思潮流派研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其实不仅是博士论文在做，老师一辈也在做，比如严家炎老师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与孙玉石老师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您认为，为何这一时期大家会不约而同关注思潮流派？

温：“文革”以后的现代文学研究起初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是“拨乱反正”，为过去被打倒、被埋没的作家平反，所以很多人都做作家论；然后就是思潮流派研究，这也是为了还原现代文学的本来面目，从单个作家到思潮流派，去把握作家背后那些更大、更深的背景。我的博士论文是比较早的思潮流派研究的成果。后来做的就很多了，像象征主义、浪漫主义、存在主义，等等，都有人做。这是现代文学研究走向深化的一个标志。

1981年硕士毕业以后，我就留校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招收博士方面起初并不积极，好些兄弟院校都开始招生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却按兵不动。我记得李何林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招生时，还动员过我们去报考。我当时觉得博士学位不是必需的，加上工作以后事情也多，就没有去。中文系的重头是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这些学科，像资格更老的王力先生等人一直都没有招生，王瑶先生也就不着急了。后来，王瑶先生终于决定招生，我想着就近跟他读书比较方便，就报考了。这样就有了首批我和陈平原两个博士生。

王瑶先生原本希望我的博士论文接着研究鲁迅。那时，王瑶先生写了篇幅很长的《〈故事新编〉散论》，是他晚年最为重要的文章，写作过程得到过钱理群的协助。我也曾协助过王瑶先生作《朝花夕拾》的研究。王瑶先生希望学生们研究鲁迅，孙玉石老师也鼓励过我，不过我没有想好博士论文要不要把鲁迅研究作为题目。正好那时我写了一篇《欧洲现实主义传入与五四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王瑶先生看到了。他是不轻易表扬学生的，但他居然说我这篇文章写得还可以，于是就建议我考虑以思潮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就是我的博士论文的由来。

批评史与学科史

李：20世纪80年代，您基本以鲁迅研究、现代作家论与思潮研究作为主要方向，这是最能体现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成就的3个领域，您与同一时期多数同行的选择具有某种共性。而进入90年代以后，您的学术个性逐渐彰显出来。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就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着作。与《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以综论的方式展开不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通过个案研究推进，具体讨论了从王国维到唐湜14位批评家，书前的“自序”介绍了选择这14家的理由。您尝试以“点”带“面”，呈现“多元竞存互补的批评格局”。但让人不太满足的是，您在做了丰富的个案研究之后，却没有对于现代文学批评作出总体勾勒与整体判断，这是为何？

温：刚才说到，做完博士论文以后，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思潮流派研究很热，大家分头去各个击破，我就没有再做这一方面的研究。转向批评史，更多出自教学需要。

留校以后，教研室里前面的老师各有各的方向，比如严家炎老师研究小说，孙玉石老师研究诗歌，孙庆升老师研究戏剧，唐沅和封世辉研究史料。我就想，自己可以研究什么？这样也给学生开出相关的课程。于是，我就从博士论文研究思潮转向更加具体的批评史。那时，北京大学中文系有好几位老师研究古代文论，但还没有人专门研究现代文论，也没有这方面的课程。我是在这种背景下转向现代文学批评史研究的。

至于我的批评史研究为什么以“点”带“面”，和我当时受到韦勒克与钱锺书的影响有关。他们都反对文学史写作的体系化。现代文学产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一共30多年，虽然是从古到今的巨大转折，生机勃勃，若梳理成史，却也未必要追寻什么完整的体系。所谓“规律”，也是大而无当，很难提炼的。所以我写批评史时，主要还是采取对于主要批评家的个案研究，而不是链条式的批评通史。

当然，这样的写法也和教学相关。教学最好是带着学生逐一细读，而不是讲述概论，后者对于学生的实际帮助不大。最后成书时，我做了一些调整。比如鲁迅，肯定是重要的批评家，但我没有写他，原因是学界关于鲁迅的文学批评的研究已经不少了。我也没有写钱锺书，因为他的《管锥编》等主要论作，呈现独特的批评方法，却不属于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这本书，我是有遗憾的，但出版后有许多学校当作研究生教材，也许因为以“点”带“面”的教学效果较好，也便于学生更加深入了解不同的批评立场与方法，打开学术的视野。后来这本书印刷10多次，我也始终没有修订。

李：与上面一个问题相关。您曾经提到，作批评史研究旨在“以史为鉴”，但您本人却较少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尽管您也写过贾平凹与莫言等作家的评论文章，可这在您的学术工作中占的比例很低。这是什么原因呢？

温：当代的创作很丰富，不过还需要沉淀。作品我是读过一些的，有的作家功力与成就不在现代着名作家之下。我不善于应酬，当代文坛太热闹了，我是有意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也没有申请加入作家协会。王瑶先生曾提醒我们不要跟作家走得太近，那会影响学术判断。我和当代作家没有太多的联系。

在当代作品中，我比较关心的其实是诗歌，也喜欢读诗。如果我写当代评论的话，可能会多写一些诗评。

在当代小说家中，我比较欣赏贾平凹。他有两大长处：一是对于地方风物的书写，二是对于人性的理解。特别是后者，他从不回避人性中藏污纳垢的那些东西，从文化的视野中对于人性作出了非常完整的剖析。我认为这是他的贡献。记得他的《废都》出来以后，先是广为流行，接着遭到批判，有些批判者是我的朋友或者学生。我和他们说，不能完全从写实的角度去评价《废都》，那样太局限了，而是应当看到它的文化价值。我们今天读《金瓶梅》，还会只觉得这只是一部淫书吗？这100多年来，像贾平凹这样深刻挖掘人性的作家并不多。另外，他对于文化的堕落和崩溃很早就作出了预言，这也是他的一大贡献。我和贾平凹也没有多少交往，就是读他的书，然后得出自己的判断，因为当时都在批评他，我忍不住，就写了评论为贾平凹“鸣不平”。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有记者采访我，我就写了２篇评论文章，对这位作家艺术上的得失都有讨论。

李：在我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后您的学术个性日益显着。现代文学批评史与学科史是您颇为独特的学术贡献。您从1996年开始开设“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课程，此后很多精力都聚焦于此。2005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着作与黄修己老师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迄今为止都是这一领域最为重要的参考书。现在很多高校的现当代文学专业都有了学科史课程。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规划做这样一本书的？

温：我始终认为，自己的第一身份是教师。留校任教以后，我的学术研究很多都是围绕教学展开的。刚才说的批评史是这样，关注学科史的动力也是如此。

我们培养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就需要让学生熟悉自己所在学科的来龙去脉和左邻右舍。作为导师，有义务为学生提供一张“学科地图”。这门课我在北京大学上了很多年，后来积累了一些讲义，就邀请年轻朋友和我一起整理成书了。

我在北京大学，以及后来在山东大学，还开过一门课，叫“文论精读”。这里的“文论”指的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论文。每次上课，我会挑选10篇左右论文，再加5部左右博士论文，带着研究生一起细读，深入研究这些论文在各个方面的得失。每堂课读1篇（部），要求大家至少要读两到三遍，请一位同学来主讲，然后大家共同讨论：这篇（部）论文的经验在哪里，又有哪些问题，经验和问题是否具有普遍性，我们可以从中取得什么启示和教训，等等。这对于学生进入博士论文写作，也会有些帮助。

除了上学科史的课、“文论精读”课，我还会给博士生修改文章。我的学生没有一个人像我，因为我从来都是顺着他们的思路和文风给他们修改。我希望学生可以有自己的特色，学生太像老师不是好事。像学科史这样的课程，本来也是为了展示给学生各种各样做学问的方式，希望他们的眼光不要固化。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编写出版

李：20世纪90年代，您除了进行批评史与学科史研究，还有一大贡献，就是1997年出任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之后，启动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修订。此书早在1987年就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但真正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还是1998年出版的修订版。这轮修订的幅度很大，修订版此后成为20余年最主要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有一轮教材编写的高潮。袁行霈老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与童庆炳老师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都是在此前后问世的。您当初是怎么想到“激活”《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而不是另起炉灶呢？

温：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做总编辑期间，有三件工作是我引以为傲的：一是推动《全宋诗》出版，那是集全社之力做成的大工程。二是引进《十三经注疏》出版，这也成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具有标志性的出版物。出这两套大书，社里当时在经济方面承受了很大压力，不少同事不理解，甚至反对，但坚持做成了，现在已成为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品牌。三是抓教材。教材建设是高校出版社的重中之重，我在任上促成了一些教材出版，包括各个学科的，不仅是文学专业。中文系老师新写的也有一些，比如张少康老师的、洪子诚老师的，但总体上不多，因为在当时大家的观念中，教材不属于学术成果。我就想到现代文学专业应当带头做，而《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也有基础。经过协调，我把版权从上海文艺出版社引进来，邀请钱理群和吴福辉一起认真作了修订。我们专门到香山住了10多天，集中精力修改了出来。

关于修订，我们制定了三条原则：一是尽可能吸收初版以来现代文学界的最新成果，二是从教学需要出发，三是在保留原有特点的基础上增加艺术分析的比重。三项原则在修订中基本都实现了，不过1998年的版本篇幅太大，后来2016年我们第二次修订时有意识地把字数压下来，这样更加适合教学使用。2016年出版这个版本时，还遇到一些障碍，不给新书号，只能标“重印本”，这让许多读者感到困惑。直到202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才把2016年这个版本冠以“第三版”再次出版。这本文学史迄今已印刷170万册，这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

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的三位作者中，钱理群老师和吴福辉老师后来又写作了更具个人色彩的文学史。您有此计划吗？

温：没有这方面的计划。文学史有各种写法，但既然是史，主要功能也就是提供文学发展的历史轮廓，大致了解一些代表性作家作品。对读者或者学生而言，读点文学史也就如同浏览一份“文学地图”，掌握一些作品书目。真要了解文学的得失兴衰，提升文学素养，还得读作品。如今许多文学史研究缺少的是“文学”，虽然也可能有其所获，但毕竟离开了本义。我是主张回到文学的，无论大学中文系教学，还是中小学语文教师的业务水平提升，对于作品的审美能力培养仍然是很重要的。近年，我出版了《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就是想回到作品中去。

李：为了准备这次访谈，我又通读了一遍您的《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现代文学研究自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书中一共收录了57篇文章，平均每篇不到万字。在我的印象中，您似乎很少写作长文。其实您的同代学者中不乏擅作长篇大论者。但您的文章好像一向比较精炼。是这样吗？

温：我的确很少写作长文。虽然有时我会做一些长篇讲话，但在成文时，则尽量压缩。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可长可短的话，简短一些更好。这是我的习惯。当然，我也相对缺乏理论铺排的能力，尤其不喜欢做“概念滚动”，这大概也是文章写不长的一个原因吧。

现在文风不好，铺排浮夸，好用新词，博士论文的“样子”都差不多，需要改一改。毛主席的白话文写得很好，很大气，放得开，又简明精粹，生动幽默，我很喜欢。

以前我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时候，曾经提倡论文一般不要超过15000字。有些文章写得很长，其实可以化繁为简，更加精炼一些，绝大多数文章在15000字以内足够可以说清楚。

当然，这不是一概而论，又长又好的文章也有。比如赵园的有些文章，写得很长，但很精密，很少废话。她下死功夫，而且也把自己的生命投射到研究中。她比作现代文学研究的人扎实，又比搞古典研究的人活泼。这样的长文就让人愿意读。

在很多时候，“守正”比“创新”更重要

李：我们这个学科好像特别容易受到外界影响，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大环境是一方面，在学术内部也经常被其他学科牵引，您对此十分敏感。新世纪初，您相继发表《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学史》（《中华读书报》2001年10月31日）、《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与《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等文章。我知道，您并不保守，这在我们前面说到的您是20世纪80年代最早参与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上便可见一斑。您警惕的是过分依赖其他学科的启示可能导致现代文学研究主体性的丧失。用您在《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及“价值尺度”问题——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状的梳理与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开篇的说法，您是希望“找回现代文学研究的‘魂’”。那么，您认为现代文学研究最为根本的立场与方法是什么？在与其他学科对话时，那些不能被取替的东西又是什么？

温：从学科史的角度看，现代文学这个学科刚开始的时候并不特别成型。到了20世纪50?—?60年代，因为政治需要，才被提了起来。20世纪80?—?90年代成为“显学”，很大原因是贴近时代。这是这个学科的优点，也是它的不足，和时代跟得太紧，学术沉淀就可能不够。

现代文学学科可以容纳各种各样关怀的人，久而久之，就“人多地少”。这个时候很多学者就想到“扩容”，比如把起点提前，把范围扩大，等等。我对于这些做法持有保留态度。

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作为一个学术命题是完全正确的。没有晚清时期的变革，怎么可能有五四文学的爆发？他提示大家注意晚清文学的丰富性，这是一大贡献。事实上，学界已经普遍接受了他的观点，包括严家炎老师，也受到王德威的影响。

问题在于，肯定晚清文学的价值，是否必然需要改写现代文学的起点？晚清出现了一些带有现代性的作家作品，但中国文学真正实现现代化，还是要等胡适这一代人登场以后。所以，我认为现代文学的起源还是“五四”，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心还是“五四”之后这30年的文学。

起点提前更多反映的是一种学科焦虑。而除了起点提前，还有一种倾向是范围扩大，比如把通俗文学、旧体文学都纳入进来，杨义甚至主张把同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也都作为现代文学。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也都有学术价值，但现代文学研究不是越全越好。少数民族文学和现代文学在很长时期都不在一个文化系统中，有什么必要必须扩展过去呢？

我认为现代文学研究最为核心的部分是对于“现代文学三十年”的阐释，向前和往外都可以做。但我们这个学科能够回馈给学界，还有回馈给社会的，主要还是要靠对于这“三十年现代文学”的研究。

李：您最近寄赠的新书《师友感旧录》，读来令人温暖，这像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部别样的系史，很有人情味儿，从中可以感受到一个学术传统中最为宝贵的东西是什么。2000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90周年纪念大会上，您提出了中文系的发展应当“守正创新”的理念，后来您也在现代文学研究界与语文教材编写中倡导“守正创新”。当然，这一提法现在已经被更大范围接受。您最初是怎么想到这一说法的？“守正”与“创新”两者的关系在现实中其实并不容易协调，太强调“守正”可能压抑“创新”，而“创新”有时意味着需要首先突破原有的“正”。您对此怎么看？

温：当时提出“守正创新”，主要是想强调“守正”。因为几乎每个年代大家都在倡导“创新”，好像只要创新了，存在的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但之所以出现问题，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好的东西守住？

记得我出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以后，曾经召集全系教师在香山开会，每个教研室分组讨论，核心话题就是你们这个学科究竟在全国同一学科中处于什么位置，有哪些长处，有哪些短板，5年、10年以后会有哪些变化？

结果大家讨论下来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如果以二级学科为单位，中文系拥有的全国范围内的一流学者大概有20余位，只要说到古代文学或者现代文学，这些学者绝对是引领性的；倘若把层级放低一些，具体到某个研究领域，比如杜甫研究、鲁迅研究，我们拥有的一流学者还能再翻一倍。可10年过去，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算了一下，在二级学科中具有引领性的学者10个都不到了；具体领域的一流学者尽管多一些，但也不能和10年前相比。所以，问题更多出在创新不够，还是好的东西没有守住呢？

“正”的东西是什么？譬如好的学风、好的学术训练、引进人才的开放态度、不自我封闭，还有梯队意识、支持青年教师的发展，等等。这些都是中文系历史上曾经拥有过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2000年提出了中文系的发展应当“守正创新”。

你的问题很好。“守正”和“创新”的关系的确应该是动态的，我只是说明我提出“守正创新”的背景。小到一个中文系，大到一门学科、一项事业，都需要在“守正”的基础上“创新”，甚至在很多时候“守正”更加重要。

语文教育与“文学生活”研究

李：2007年，您接受聘请出任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组长；从2012年开始，您又担任部编本中小学语文教材总主编。从此，您的工作与生活就与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回顾主持教材编写的这些年，您在语文教育方面得到的最为重要的经验是什么？您的语文教育观和您的现代文学观有没有什么关系？

温：语文教育与文学教育分不开，是相互包容的。文学作品贯穿了语文教育的整个过程，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三分之二的语文课文都是文学作品。

新的语文课程标准提出了“语文核心素养”的概念，语文学科的定位清楚了，就是包括语言文字运用、思维能力训练、审美能力培养，还有文化的传承。学习语言文字运用，这是本义和基础，同时把思维、审美、文化等几个方面的能力提升带进来。我把这个理念简化为一个词叫“以一带三”。我主持的语文统编教材，就是强调“以一带三”。而精选优秀的文学作品作为课文，则提供了学习语言运用的范例。新编的这套教材很注重读书为本，拓展阅读面，把精读、略读和课外阅读结合起来；适度增加了古诗文，加强教学的综合性和实践性；还有，要求读经典，读整本书。这都是新的特色。

语文统编教材很重视文学阅读，不过，这不是进行文学的专业教育，而是作为一种素养，包括思维与审美的素养，通过大量阅读、熏陶和训练，去达到教学的目标。主持编写语文教材，也让我从中学到许多新的知识，更加意识到大学中文系固然要重视专业人才培养，要做各种专业研究，但中小学语文教育也给我们提出了很多之前未必重视的课题，如果中文系有部分人员和精力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研究，我们的专业发展就可能更接地气，更能满足时代需要，也有更多的学术活力与生长点。

李：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您也开始把语文教育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您2010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温儒敏论语文教育》，是为一集。此后陆续又有二集（2012年）、三集（2016年）和四集（2021年）出版，以及《温儒敏语文讲习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与《温儒敏谈读书》（商务印书馆2019年）等数种语文教育研究着作问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有的已经印刷了10多次。最新的一本是《用好语文统编教材》（商务印书馆2024年版）。在这本的“前记”中，您提出了“教材是怎样‘炼’成的”这一命题。在“炼”的期间，您说自己和编写组的同人“如履薄冰”，不仅需要在专业方面探索，还得不断应对专业以外的各种压力。这大概跟您之前在高校从事研究与教学很不同，您会有无奈和失落的时候吗？有没有动摇过？

温：我介入语文教育时间应该更早。2002年，我曾经带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系、哲学系10多位教授，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编写高中语文教科书。2003年，我在北京大学主持成立了语文教育研究所，目的是让中文系有部分精力关注中小学语文，当时的定位是“敲边鼓”，让北京大学重视基础教育，助一臂之力。2012年，中央决定思想品德、历史和语文三科教材由教育部组织统一编写，我被聘为小学、初中与高中语文教材的总主编。2012年启动编写，小学到高中，编了７年，现在这事还未停止，还在修订。

我这几十年写过很多书，做过很多事，编这套教材是最难的，简直用得上“煎熬”二字。教材编写现在提到“国家事权”的高度，要求很高。教材又是公共知识产品，尤其是语文，社会关注度极高，谁都可以批评，隔三差五成为网上的热议，有时还莫名其妙就遭到网暴。从正面去理解，是接受监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是教材编写的学术性、专业性很强，需要安心和静心，浮躁的网络氛围是不利于学术探讨的，还会造成教材编写者的心理压力。编写组常感叹的一个说法就是“如履薄冰”。

从2003年到2024年，我关注和参与基础教育与语文教学已经20多年。起初抱着知识分子“淑世”的想法，想走出“象牙塔”，用自己的学识与学术资源助力于语文课程改革，为国家社会做点实事，也确实做过一些实事。后来又受聘为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总主编，虽然也有某些成就感，可更多的是遗憾。

这项工作并非外界想象的“小儿科”，教材也绝非简单的美文汇编，所涉及的专业知识是多方面的，我这些年其实也都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教材编写涉及的各种矛盾多，工作强度很大，不仅是编写组的一班人马，还需要对上、对下负责，和各个部门协调、沟通。教材是公共知识产品，不是个人着作，涉及千头万绪，做出来很不容易。我们努力坚持，但也要做一些妥协。回想这20年编写教材，我是在为国家和人民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但也是我一生做过的最难的事！无论成败荣辱，已经尽力了。

李：最后，我们再回到您的现代文学研究。我注意到，您虽然没有使用诸如“20世纪中国文学”这样的概念，但在研究中也高度关注“连续性”问题。甚至有时您的问题意识就来自当下。比如，您说过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部分源于“当时文坛正在呼吁回归现实主义”，“但是它的来龙去脉不见得很清楚，梳理一下是必要的”（《说说我的研究着作》）。您作批评史研究，也是因为“置身于当代批评的氛围，仍然能强烈感受到以往这些批评家根须的伸展”，“要是认识到当今所讨论的许多文学的命题由来已久，在进行思考时我们无须从头开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自序》）。后来您研究“现代文学新传统”与“文学生活”，也都充满对于“连续性”的自觉。从朱自清到王瑶都十分强调文学研究的“现实感”，对于“连续性”的观照是您的“现实感”的一种吗？您认为通过现代文学关怀现实的有效性何在？感谢您接受访谈。

温：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不妨更多关注一下社会本身的变化。在我看来，语文教育与“文学生活”是两个重要的学术生长点。关于语文教育，刚才说了很多，这里我想重点说一下“文学生活”研究。这是我前些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曾经在山东大学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也出了一些成果。

我提出“文学生活”的概念，主要是指社会生活中的文学阅读、文学接受、文学消费等活动，也牵涉到文学生产、传播、读者群、阅读风尚，等等，甚至还包括文学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渗透情况，范围是很广的。但这种研究的着眼点，主要还是 “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就是提倡文学研究关注“民生”——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

现下的文学研究有点陈陈相因，缺少活力。很多文学评论或者文学史研究都是“兜圈子”，在作家、批评家、文学史家这个圈子里打转，很少关注圈子之外普通读者的反应，可称之为“内循环”式研究。其实，所谓“理想读者”，并非专业评论家，而是普通的读者。在许多情况下，最能反映某个作家作品的实际效应的，还是普通读者。正是众多普通读者的反应，构成了真实的社会“文学生活”，这理所当然要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

我们设想从“文学生活”的调查研究入手，把作品的生产、传播，特别是把普通读者的反应纳入研究范围，让文学研究更完整、全面，也更有活力。这样的研究做好了，可以为文化政策的实施提供参照，又为学科建设拓展了新生面。

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影响很大的作品，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一些文学史着作并不写它，或者评价不高。坦白说，《平凡的世界》确实不够精致，有些粗糙，可它的影响是很多文学性很高的作品比不上的，这也是文学史需要面对的现象。在文学生活的视野中，这样的现象就可以得到解释。在新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中，我就专门加了关于路遥的一节，希望提醒大家注意。

再如，你去研究一个县的文化馆，考察1949年以来都有哪些文学活动，它们和时代的关系是怎样的，具有哪些特点，受到哪些制约，又做出怎样的成绩？这就是很有意义的选题。我倡导研究“文学生活”是希望打通学术与社会，现代文学研究关怀现实不应当只是喊口号，而需要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本文刊载于《传记文学》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