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利：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坚守与巩固

内容提要：文化主体性是文化的核心表征，是文化所具有的客观独立性、主体自觉性、实践自强性、改造创新性和开放包容性的凝结与体现。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适应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经济与文化、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具备政治、经济、思想、制度和政策方面的支撑条件，并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深走实，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扩大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和辐射力。

关键词：新时代 文化主体性 文化自信 价值主体 守正创新

文化主体性是文化的存在依据和价值依托，是文化自信的基础和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新时代我们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题中之义之一，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强精神力量。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需要坚定文化自信、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然而，中华文化主体性有什么特点，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何以坚守、如何坚守，如何坚定文化自信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这些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程中亟待解答的现实问题，也是实现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课题。

一、文化主体性的意涵及其特征

主体性（subjectivity）是一个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广泛使用的概念，自柏拉图以后的西方哲学家对此概念多有解释。他们往往把主体性与人的意识形式、认知世界和实践关系联系起来。柏拉图曾把人的认识主体化，提出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可知世界和可见世界的划分方法，并从主客关系的角度明确了主体性的独立存在。西方古典经院哲学把人的主体性归为神性的附庸，把主体性神秘化了。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强调人的解放，彰显了人超越神秘主义的主体性。法国思想家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强调人的理智胜过自由意志，从而确立了人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原则。近代西方主观唯心主义者把人的经验和理性看作创造实体之源，认为主体性创造客体。德国哲学家康德反对笛卡尔对主体性的解释，认为他混淆了认识与被认识的主体。黑格尔认为主体性是主观性的同义语，他在哲学逻辑论和美学感知论两个维度对主体性作出解释。在哲学逻辑维度上，黑格尔认为主体性和客体性都是精神自身矛盾分化的结果，绝对精神的运动表现为能动的发展过程，即主体自我认识和认识世界的过程。在“法哲学”即客观精神领域，主体性指个体的特殊性、自我意识的独立性、自由和能动性；在美学领域，主体性则指体现在艺术家绘画、音乐和抒情诗等艺术形式中的内心生活和自我意识。法国哲学家萨特认为主体性是人之为人的主要特性，即人必须造就自己的特质。他提出：“当我们谈主体性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谈的是某种内在的活动，某种系统，某种内在性的系统，而不是某种与主体的直接关系。”与上述观点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提供了认识事物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主体性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认识论和美学观在人的主体性上的错误观念，同时也批判了费尔巴哈直观人本主义的主体性诠释论，建立了以实践原则为基础的人的主体性学说。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循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通过各种对主体性的解释的综合与辨析，可作如下归结：主体性一般指主体在主客体关系中所具有的能力、地位、作用和特性，是主体彰显自身主体意识、能动性和独立性的特质，也是主体驾驭自身和客体的价值属性与品质属性。就此而言，人的主体性的核心要素则可以归结为基于人的能动性和独立性而产生的对主体自身价值的忠诚坚守与坚定信仰。

文化是人类能动性实践的结果，是人的创造物的积累和呈现。文化主体性是基于对文化的理解而衍生出来的对文化主体根本特质的判断，是对文化主体价值的一种描述。长期以来，人们对文化有过多种解释，并常常以文化的内容、形式、载体、目标和结果来代指文化。从创造主体角度看，文化是人创造和传承的，也离不开人这一主体因素。马克思指出，人是社会联系的主体，“是总体，是观念的总体，是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正如人在现实中既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这样一来，由人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就始终离不开人在文化上所留下的痕迹。因此，从原初意义上看，所谓文化其实也就是人化，即人改造外在的客观物质世界而产生的变化及其结果。众所周知，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客观存在的物质对象及其外部环境，更离不开作为创造文化的主体的人，尤其离不开人的思维创造与实践活动。在一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人们的文化生活会形成特定的文化样式和文化规制，从而赋予文化以特定的主体范式。文化主体性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和反映了作为文化创造主体的人的主体性。换言之，文化之所以会有主体性，是因为创造和传承文化的人把自身的思想意识、道德情操、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念熔铸于文化之中，进而使集成的文化观念和精神成果呈现出文化本身独有的品质和个性。这样一来，作为从人的主体性中衍生出的概念，文化主体性就成为某种文化所拥有的对自身作为内在主体而非外在对象的确证。它是享有特定文化生活方式的人对该文化的基本势位、内在价值和社会意义的理性认同，也是文化本身所具有的自在性、自主性和自觉性的有机统一。文化主体性为人们的文化认同提供了立身之本，为社会的文化自信提供了力量之源。当一种文化发现并拥有了自身的主体性时，该文化就不再是漂浮的、游移的和跟从性的文化，而成为恒定的、主动的、自觉的文化，在该文化中生活和成长的人也就成为自信而善成的人，就会成为捍卫母体文化的主体，成为文化价值的忠实践行者、文化形象的坚定维护者和文化创新的主要驱动者。

文化主体性反映文化的本质属性，揭示了文化作为主体存在的根本价值。从总体上看，文化主体性是文化的核心表征，是以下诸方面特性的凝结与体现：其一，客观独立性。某种文化之所以具有主体性，是因为文化创造者和文化人群具有主体性，而文化的主体性源于客观且独立的文化，具有客观存在的实在性和卓尔不群的独立性。客观独立性是某一文化主体与其他文化相区别，同时也不依赖其他文化对象而自成自在的性质，是文化成为主体的内在规定性。其二，主体自觉性。主体自觉性是指文化主体对自身的地位、价值、优势和劣势有鲜明而准确的认知、有清晰而独到的主体自觉的意识和主动自知的能力。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其三，实践自强性。文化的实践自强性是指某文化主体通过对自身优势的占有和发挥，主动地积极地使本文化发挥出自身主体价值和综合竞争优势，促使文化本身日益走向更加自主、更加自觉和自强的光明前景的属性。这体现的是文化自身求变、求革新的活力和能力。当然，文化的实践自强性本质上也就是从文化人群的能动性和自强性中积淀而成的文化惯性。中华文化就是一种自强、进取的文化。其四，改造创新性。具有主体性的文化不是僵化的、停滞的文化，而是具有创造品质和创新潜质的文化。改造创新性是文化主体性的内在品质和基本属性，是文化在不断地改造和创新中实现自立自强的根本保障。其五，开放包容性。开放包容性是文化发展和维护其主体性的基本特质，具备主体性的文化绝非封闭狭隘的文化，而往往是交流互鉴的、开放的文化。坚持开放包容是文化避免湮塞自绝，促进文化因子统合、归化，并维护其主体地位的重要途径。总之，作为文化的本质属性，文化主体性是一种文化区别于他种文化的根本标志，也是主体文化能够独立存在和自主发展的前提与条件。

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变迁

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民族，从上古时期就开启了创造具有自身特质文化的历程。中华文明起源的早慧性、文明形态的独特性、中华先民在文化创造上的主体性以及思想文化对人们生存生产所发挥的主导性既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特殊样态，也熔铸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使中华文化呈现出同其他文明截然不同的品质和特色。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聚居、共同生存发展、共同书写历史的民族，中华文化并不是某个单一实体民族的文化，而是多民族共同创造、共同拥有的融合性的文化。中华文化主体性也是融合性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生命中的主位性及其对全民族文化发展方向的主导性的体现。近代有学者曾使用过“中华文化主位性”，并指出：“中国文化是否有其本身的主位性？这则不只是一个应付一时需要的问题，此乃永恒性的、高一层次的问题……必得往后、往深处看这个文化的动源、文化生命的方向。”实际上，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形成并不是一个简单纯粹、一蹴而就的文化生成过程，而是伴随着中华先民创造中华文明的生活生产过程而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文化的积累与中华文明的创造同程并进、相得益彰。与此同时，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形成并不是仅由文化单一因素造成的。在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的中华先民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蕴含了中华民族卓尔不群的精神品格、社会风俗、道德价值、思维习惯、信仰模式和行动取向，并由此构筑和塑造了中华文化独特的主体性。

从历史上看，先秦时期是中华文明孕育和发展的首个“轴心时期”，该时期也是在诸子百家的思想争鸣中塑造中华传统文化主体性的关键时期。思想的交锋、观念的碰撞以及文化形态的竞相迸发，代表了中华民族在思想上的活跃和繁荣，也反映了不同文化思想在碰撞与融合中争取主位权，熔铸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事实。秦朝统一后所形成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尤其是“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地同域、量同衡、币同形”的社会运行和管理体制，为中华文化的统一化进程提供了重要保障，也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塑造作了铺垫。自秦以后，以土地由皇权分封和贵族私人占有以及纳税赋租种经营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封建礼教和宗法体制维系的政权组织方式、以儒释道相蓄共振的社会观念体系和文化价值传承模式，共铸了中华文明的运行机制和发展模式，也支撑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中华文化主体性。在社会发展、时代变幻和朝代更迭中，中华文化思想经历了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季朴学的形变与革新。从总体上看，这些思想学说所代表的文化形态始终没有离开儒学的基础根脉，而儒家文化由于实现了学统与政统、道统的融合，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支撑了中国文化自身的主体价值。需要指出的是，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关键在于中华文化本身构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运行系统。这个系统实现了内部的自我循环、自主运行和自动调控，也保持了适度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吸纳性。因此，中国历史上因时而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要素在排斥中有容纳、在关联中互制衡，构成了一个具有高度自洽性、强大平衡性和持久凝聚力的复合性的文化体系。

当然，中华文化主体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发展和历史变革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时至今日，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呈现方式和支撑因素已随经济社会进步和文明变革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历时性更新。所以，今天所说的中华文化主体性固然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也有其一脉相承的主体要素和主位价值，但也在与时俱进地丰富发展。就此而言，文化主体性不应当从被历史尘封的传统儒家学说中去探寻，而应当从建构发展鲜活而客观的中华新文化的实践中去发现和定义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会是什么、何以如此、应当如何。就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进程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打碎旧社会、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变为主动。此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正是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革命文化、借鉴西方优秀文化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培育并夯实了中华新文化的主体性。就其形成和发展的历程而言，“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在每个划时代的历史时期内，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都会呈现出其时代特色和实践特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肩负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这一思想中具有鲜明时代精神的思想创新和文化创造，恰恰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品质和主体精神，反映了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品格。

三、新时代提倡中华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的意义

中华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积淀，在长达数千年的变革和演进中培育了显着的文化主体性，塑造了中华文化的自尊自信和自立自强，也形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思想品格和文化精神。不同时代对文化主体性的倡扬，是以该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体制机制条件和思想文化氛围为基础的。从数千年来中国历史的基本进程看，国运昌隆的时代往往伴随着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也是文化主体性得到发扬甚至大放异彩的时代。而当国运凋敝之时，文化常常处在封闭保守甚至僵化停滞的状态，不仅文化主体性丧失，人们的文化自信也不复存在。在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巨变和文化的创新变革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觉承担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领导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新征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尽管存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积极文化与颓废文化、过时文化与新兴文化的交织和激荡，可是深植于中国人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并没有湮灭。当今时代，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发展变革中获得了新的经济基础、思想保障和制度支撑，无疑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先进文化，代表了新时代中华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进程中，文化自强与文化主体性的命题应运而生，成为新时代中华文化建设的关键议题，也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课题。

新时代中华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必然要求。众所周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改革开放以来正确发展道路的基础上，新时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使中国发展具备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更为完善的制度保障。相较于经济发展成就，当前中国的文化进步和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仍然相对滞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和现实进程中，无论是从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和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角度看，还是从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和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角度看，大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都势在必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进行科学设计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自信的命题。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至此，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并列，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坚守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关键议题。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这一论断揭示了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的内在联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创造和实践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升中华文化自信、坚守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适应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解决经济与文化、物质与精神的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精神文化的要求也日益增长，注重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就必须在更大范围内把提升文化自信和巩固文化主体性作为重要任务抓紧抓好。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内在统一、有机结合。文化自信来自文化主体性，是文化主体性的客观表达和外在表现。毋庸置疑，没有主体性的文化不会是自信的文化，丧失了主体性的文化也难以支撑人们的文化自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者和实践者，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教育、专题教育和教育实践活动，把提升党员干部政治思想的价值主体性与提升全社会各界群众思想文化的价值主体性结合起来，把政治文化和社会精神文化统合到人们思想教育和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中。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和党的初心使命教育夯实了党的信仰基础，通过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厚植党的宗旨原则，通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巩固了党的思想阵地，通过提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了全社会价值共识，通过发掘党的精神谱系高扬了全党的精神旗帜。这些思想文化育人活动贯穿的主线是社会主义文化和共产主义思想，也可以说是围绕着夯实人的文化主体性、坚定文化自信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来开展的思想文化建设。

四、新时代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基本条件

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不断完善发展，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在本质、形态、目标、内容和载体上已经截然不同于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坚守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依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具备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条件作为支撑。

1.政治条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实践者。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文化建设，为改造旧文化和创造新文化作出艰辛努力。中国共产党指引着中华文化前进的方向，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是中华文化发展和建设的引领者，是熔铸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强大政治力量和内在组织灵魂。在坚守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领导力量，发挥着重要的政治领导和组织保证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等是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体现。所以，坚守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在文化主体性建设中的核心作用。

2.思想条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文化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为中华文化赋予了崭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塑造一方面源自中国具体实际和客观实践，另一方面源自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化的创新和提升。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基于“两个结合”，作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有力体现和科学证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南，而其中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最直接的思想指引，能够为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注入思想精髓与价值灵魂。坚守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离不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

3.制度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

一般情况下，文化与社会制度相互依存、密不可分，文化反映社会制度的性质和要求，社会制度决定文化的本质和形态。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中，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受到社会制度的制约，但同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对社会制度产生影响。具体来说，社会制度为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和可靠保障。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就会孕育和产生出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式，从而呈现特定的文化主体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长期的实践基础，也汇聚和借鉴了人类文明社会的综合优势，拥有涵养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价值标准和内容资源。具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的制度条件，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必然会得到坚强的保障。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健全完善和成熟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必然会得到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性也必定会在更大程度上得以彰显。由此，坚守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始终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撑和保障。

4.经济条件：强大的经济基础的支撑

文化是上层建筑的内容，并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物质条件和经济状况是文化形成的基础，决定文化的基本样态、主体模式和核心品质，影响文化的发展走向，塑造文化主体性。社会经济发展是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为文化主体性的基质和内涵注入动力与活力，并从根本上决定了各文化发展阶段的主体价值。当前，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及其积累的物质条件为网络文化主体性的塑造做了铺垫和支撑，促使网络文化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经济模式的新颖的文化主体特征和价值主体取向。同时，依托于互联网平台产生的“流量经济”深刻影响了网络文化主体性，网络世界出现了文化经济化和文化物质化的发展方向。由此可见，坚守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以当前的物质条件和经济条件为基础的。

5.政策条件：文化纲领和发展政策的引导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始终把文化发展纳入国家五年规划的总体布局之中，从文化纲领和政策上予以设计和规划。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连续制定了“十二五”“十三五”和“十四五”文化发展改革和规划纲要，从文化纲领和文化政策上指引文化发展道路，保障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程中，中华文化主体性并不是仅仅停留在思想推论和逻辑演绎层面的空泛概念，而是有着具体的、现实的内容和客观呈现载体的重要范畴。简言之，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与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密不可分，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密不可分，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密不可分。这种主体性只能在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实际过程中得以坚守和塑造，也只能依靠科学的文化方针和政策引领。因此，坚守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恰恰寓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际过程中，由文化纲领和文化发展政策来引导，由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来规范。

五、新时代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路径

文化主体性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一种文化得以存在和创新的基础，也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质。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坚定文化自信，需要坚守并不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对中华民族而言，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统一思想观念、建构社会秩序、凝聚价值共识、厘清文化边界、捍卫国家权益的必然选择。从实践的角度看，新时代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持续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夯实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根基。

1.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巩固其主导地位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在民族国家体系内，主导意识形态是文化主体性的集中表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显着标志，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核心和灵魂。巩固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首要的任务是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引领力，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方向。具体来说，一要始终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特别是掌握思想舆论引领权和话语权，消除思想杂音和舆论逆流，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二要在“两个结合”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党的创新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夯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想基础，巩固其作为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之核心思想的坚实地位。三要培育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夯实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和学术基础，完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中国学术思想的主体性，用中国学术创新提振中国学术精神，用中国式学理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总之，只有建设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巩固中华文化的根基，从根本上坚守住中华文化主体性。

2.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深度扎根

价值观是文化主体性的要件，也是文化主体性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继承和发扬，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凝结和创造。在新时代中华文化体系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表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承载和展现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历了从酝酿提出到培育践行的历程，弘扬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精神风貌。要坚守和巩固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就要铸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深度扎根。具体而言，一要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阐释，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原则与人们日用而不觉的价值体系相结合的角度，讲清文化主体性与价值观的关系，避免出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肤浅理解和片面认知。二要抓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和生活践行，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落细落小落实，成为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践行方针。三要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人们的思想选择和价值判断，敢于与不良的价值倾向和思想观念作斗争，防止不良的思潮对人们思想价值主体性的侵蚀和影响。

3.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要在传统文明的基础上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培育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键就是努力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其主要做法是：一要在文化建设上立足本来、面向未来，用现代化的、世界的和未来的眼光择取最佳的文化进路，在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中涵养文化生命体，培育文化生产力，发展壮大中华文化主体性。二要充实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时代内涵，培育和提升新时代文化的中国特色、科学思维和民主价值，吸收进步性文化的精华。三要始终把握文化建设的主动权，厘清文化发展的主方向，坚守文化进步的中国阵地。

4.扩大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

当今世界，文化时常会跨越国家边界而互动共生，仅仅把本土文化局限于一国范围内是不现实的。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属性，是中华文化自觉自信、自立自强的文化特质，但中华文化的发展和创新也离不开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往、交流和交融。在一定程度上，中华文化主体性只有在与其他文化的对话中才能更好地得到坚守与巩固。要不断扩大中华文明对世界的影响力，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一要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增强中华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保持中华文化自信和尊严，捍卫中国的文化利益和中华文化主体性，维护中华文化的国际形象。二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高中华文化美誉度和认同度。三要加快培育和锤炼中华文化主体性，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交往水平。只有不断扩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影响力，中华文化主体性才会得到长期坚守和持续巩固。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

[2]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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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利（1972-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 100871）。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10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