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从寻找到集成——敦煌文献整理推进传统文化与文明交流研究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内发现的数以万计的写本、刻本、绢纸绘画，是记录中古中国文化的宝藏，也是丝绸之路传来的印度、波斯等域外文化的结晶。这批宝藏的精华在1907年以后陆续被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日本大谷光瑞、俄国奥登堡等攫取到手，流散于世界各地，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伤心史”。中国学者从1909年开始就利用抄写、影印等方式，收集整理敦煌文献，比如罗振玉等通过伯希和的寄赠，刊布四部典籍为主的影本和录文集；还有学者利用到伦敦、巴黎开会的机会，寻找敦煌本禅宗典籍。其中王重民的收获最大，通检了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全部敦煌文献，为北京图书馆拍摄了大量照片，并就他所关注的四部典籍、变文、曲子词、诗歌等做了许多提要和研究。但这些早期的工作大多数是“挖宝式”的方法，并未形成集体的力量，因此调查也不够系统和规范。

我自1984年赴欧洲访学开始，系统调查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走访过收藏敦煌、吐鲁番、和田等地出土文书的英、法、德、俄、日、丹麦、瑞典、美国等公私收藏单位，也调查过中国国内数十家单位的收集品，对海内外敦煌文献的收藏、编目、整理、研究情况有了系统把握，曾出版《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所得信息和资料推动了中国敦煌学的研究。最近，我又把多次调查敦煌文献的过程写在《满世界寻找敦煌》（中华书局，2024年）一书中，引起读者不小的反响。

其实更大规模的敦煌文献整理，是中国学者从1990年代以来集体努力的结果。其标志性成果是大型（八开）敦煌文献图录的编纂出版，包括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15册，1990—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法藏敦煌西域文献》（34册，1994—2005年）、《俄藏敦煌文献》（17册，1992—2001年）。其中尤以上海古籍出版社贡献巨大，他们在“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丛刊中，还出版了《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2册，1993年）、《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2册，1995年）、《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7册，1996年）、《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4册，1999年）等国内一些重要收藏。这些敦煌吐鲁番文献大型图录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外敦煌学研究的进步，也让中国学者掌握到许多第一手资料，改写了敦煌学的“伤心史”。我本人就先后几次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拍回俄藏敦煌文献照片后，去上海检阅这些未刊文献，发现诸如唐人诗集、法令、归义军文书等关键性材料，合作或独自撰写了一些重要的文章。但这些大型图录毕竟是以黑白照片为主，只有在每册的前面有若干彩色照片，随着敦煌学研究的进步，这些黑白图片逐渐显露出不足之处。

近年来，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持下，中国的敦煌学者和出版机构合作，正在推进“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其中把《敦煌文献全集》列为首批进行的项目。上海古籍出版社又独占鳌头，率先获得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的全部高清彩色图片，并邀请我来担任《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全彩图录的主编。我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敦煌学的师生为基础，吸纳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政法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复旦大学的一批学有专长的敦煌学者和充满活力的学生，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团队密切配合，目前已经出版了第1至70册（2023年7月—2024年5月），取得了初步成果，受到学界的好评。与此前单色版《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相比，《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全彩图录将为学术界提供高清全彩的敦煌文献图像，并且在广泛吸收学术界最新成果的基础上，给予全新的定名、解题，以期全面揭示4至10世纪敦煌文献的真实面貌。

敦煌文献和绘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表现，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典籍、佛典、道书、摩尼教与景教文献，《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高清彩色图片的发表，让读者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这些传统文化经典的真实面貌。比如我们整理的P.2532《周易注》卷四、P.2538《毛诗传笺》卷二、P.2514《毛诗传笺》卷九、P.2506《毛诗传笺》卷一〇、P.2529《毛诗传笺》卷一至卷七、P.2516（1）《古文尚书传》卷五、P.2630《古文尚书传》卷一〇、P.2509《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卷七、P.2540《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卷二六、P.2536《春秋穀梁传集解》卷四、P.2500《礼记注》卷三、P.2510《论语郑氏注》卷二、P.2545《孝经》并序，这类重要的经部文献，往往用大字写正文，双行小字写注文，多有朱笔句读、注音及分节符，还有雌黄改字；有些写本，如P.2501《阃外春秋》卷四至卷五的背面，有朱墨笔写的正面文字的音义，为正面“隐义”。其他史部、子部、集部写本，如P.2513《汉书》卷九九、P.2505《朋友书仪》、P.2517《老子道德经开题序诀义疏》卷五、P.2525《文选》卷二五、P.2526《华林遍略》等，都有朱笔点记、句读；P.3714唐苏敬等编《新修本草》卷一〇则是朱墨兼书，有双行小字注；这些小字、朱书、音隐在黑白图片上有些看不清楚，有些无法显现，这次都通过高清彩图，清楚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还有大量的公私文书，如P.2504唐天宝《令式表》的朱笔点记，P.4072（3）、P.2547 pièce 3《唐乾元二年（759）尚书祠部授张嘉礼告牒》的朱文印章，许多告身、判集、榜文、户籍、各种牒状等公私文书，都可以清晰判读。原碑立于莫高窟第332窟前室的《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P.2551v（1）有朱笔抄本，间有墨笔描字，过去黑白图片很不清晰，这次也得以卒读。

敦煌写卷和早期印本的书籍形式，也展现了5—10世纪中国典籍的变迁历史。比如P.2508A《南华真经》卷一五有外题“《南华真经》卷第十五”，还残存卷子的褾带，可以让我们看到正规写卷的装帧形式。P.2606《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存有木轴，轴头有螺钿宝相花图案，卷尾有题记“清都观道士刘䛒（辩）校”，说明这是唐朝都城长安的高等级写卷。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典籍，保存有从早期写卷，经过经折装、贝叶装等，到册子装的整个书籍演变形式，提供给我们观察写本时代书籍形式的各种样貌，还有从写本到印本的过渡情况。另外，有一些上图下文的插图本书籍，也提供了早期图文对照本书籍的形态。此外，还有星图、堪舆、相面等带有各类图案的写本，都是书籍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敦煌藏经洞宝藏中还有许多经过丝绸之路传来的外来文明，如P.3303v写本中的五印度用甘蔗造沙糖（砂糖）法，P.4071（1）《宋开宝七年（975）康遵批命课》中保存的波斯星占术，佛典、道书等宗教文献中保存的人类智慧，还有稀见的P.3884《摩尼光佛教法仪略》、P.3847《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和《尊经》，是极为难得的摩尼教和基督教东传的史料。此外，还有不少晚唐、五代、宋初佛教僧侣西天求法和印度僧人东来传法的珍贵记录，是研究丝绸之路的重要资料。

总之，敦煌文献高清图录的出版，必将推进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丰富我们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的研究，加深我们对中外文明的理解和互鉴。

（作者：荣新江，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