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应该统治世界的》试写第四章《天命》第四节

他们应该统治世界的          

 ——They  Should  Rule  the  World

第四章   天命——Mandate  of Heaven

第四节   西式天命观是一神教影响的产物

塔曼奇、基辛格以及后面将要提到的霍布斯鲍姆都是西方社会的“别人家的孩子”，这些文雅聪敏的“别孩儿”涉及天命概念时的反应，暴露了一条重要的事实：

从明代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一代又一代的西方汉学家大多深受基督教神学的影响，像费正清那一批美国汉学家都是来华传教士的儿子。基督教的思想世界笼罩着他们，让他们身不由己地利用原生文化去理解和解释中国——除此之外，他们也没有别的思想工具。于是，有人出于自觉，有人出于无意，汉学家们分工合作，团伙作案，遵循一神教的神学观念建立了一套关于中国历史的基本模型，也可以称为“原则性历史”、“元叙事”、“底层叙事”。汉学家们都是优秀和严肃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文章精湛严谨，结果就把那套神学叙事藏在了现代学术的下面，让人们——包括他们自己——都察觉不到。其他领域的学者生活在同样的文化环境里，就很容易地接受了他们提供的中国史观，不具备免疫力。

在西方中国史观的神学模型里，一部分构件是这样的：

上帝手搓出来“中华帝国”那么一个神奇玩意，让它早早就出现，还决意让它就此长存。万能的主大概对它搓出来的帝国很得意，给它又搓出来全套的配置，诸如勤劳的中国人、从冰淇淋到足球的发明等等。众所周知，上帝是统治制度的创造者，所以他自然地要想到怎样统治那个尘世里的帝国，于是他按需设岗，设立了“中国皇帝”的岗位，让中国皇帝代替上帝统治人间。

按照上帝的旨意，中华帝国是绵延不尽的，但人的寿命却有限，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上帝想出了一招儿，专门为皇帝设置了天命——上帝的委任状。它规定，只有拿到那件委任状的人才能成为中国皇帝。

一旦哪个幸运儿得到了上帝的委任，就会处身于人类社会的封建等级制度的金字塔尖，享受无限的权力与财富。不过，如果中国皇帝做得不好，那么上帝就会收回委任状，皇帝就会跌下宝座，他所属的王朝也会崩溃。然后，上帝会再发一张委任状，于是新的皇帝、新的王朝上台，如此不断循环。所以，Mandate of Heaven，既是上帝给中国皇帝的授命，也是上帝与中国皇帝立的约。

咱就说，马舒赫教授并没有译错，人家是抓住了西方中国学的精髓。

上面所讲出来的明明是一则神话，哪里与社会科学有丝毫关系？哪里与人文精神有丝毫关系？它就是按照神学的原则编造的，所以成品当然是神话。然而，就是这样一套天真的神话，却构成了西方的中国研究的基础，还延伸到当代的国际政治研究、地缘政治研究、全球史研究等诸多领域，各路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人文知识分子把那套神话当做前提，丝毫没有意识到掉进了什么样的陷阱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基督教文明长达两千年，犹太教历史更长，二者深厚丰绵，构成了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原生文化，他们就像在呼吸空气一样，结果反而很难想到空气的存在。

以“上帝的委任”为关键部件的西方中国史观——我称之为“中央王国论”——遵循的是一神教的神学规则，于是，西方精英一旦涉及到该套史观的时候，就会自动地开启宗教信仰的闭环式自我论证模式，于是便立于不败之地。

例如，我们认为“上帝单给中国皇帝开的委任状”是不存在的，但西方人认为是存在的，而且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其存在。《论中国》有一条表达显露了真谛：

基辛格告诉世人，在“中国”（而非中国人）的意识里，“中华帝国应该如同高塔，俯临在它的地理领域之内，这一条，实际上是被当作”“上帝的委任的一种显相（expression，也可翻译成表现、表达方式）”。

这种表述反映了西方人藏在史学里的一条神学观点：中国文明的成就本身，就是上帝的委任真实存在的显相。对他们来说，固然神意是无形的，没有诏书一类的物质载体，但几千年绵延不绝而辉煌的中国文明，最充分地体现了上帝的委任。

西方精英们的认识大致是这样的：

从商周（甚至黄帝时代）就有了皇帝和帝国，这是真的吧？嗯，是真的。从有了皇帝和帝国起，就有了朝贡体系，中国人就把周围的异族看成野蛮人，这也是真的吧？嗯，是真的。中国人从公元前就修起了长城，此后两千多年那条长城都屹立不倒，绵延万里，这也是真的吧？嗯，是真的。那么，如果不是出于上帝的意志、上帝的特殊安排，怎么会出现这种种奇迹呢？

我们可以观察到西方人当中的一种奇怪现象：

当他们讲述中国历史时，总是倾向把一切现象都说成是在文明初期或早期就成形，然后就此不变，还特别结实，摔不碎打不烂。越到通俗读物层面，这种情况就越夸张。诸如认定商周形成帝国，然后一路贯穿下来。

萨克斯教授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位昔日的“神童”经济学家在别人家的孩子里算头等，幸亏目前中国的父母还普遍不知道他，不然中国的孩子们头顶上又多一层压力。近来这位哥大教授以清明与犀利的直言不讳引起中国网友的尊敬与共鸣。让中国人民尤其好感的是，他明确地拒绝“中国威胁论”，而且反驳得很雄辩。不过，中国网友也都能察觉，他对中国历史充满误解，但是没有人去分析那些误解是怎么回事。实际上，萨克斯教授接受的是全套的“中央王国论”，而他误以为了解的是真正的中国历史。

例如，他在剑桥联盟给学生们进行谈话式讲演时，告诉剑桥的新一代“别孩儿”：

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就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这点没错——然后两千多年，基本上就在同一片区域保持了该制度；

中国历史上尽管有些分裂和动荡，但有着一系列的中央集权制度的王朝——这点没错——只有“遭受北方游牧的入侵”（大意），包括“蒙古人的入侵”，以及——非常荒谬的误会——16世纪日本幕府的一次疯狂入侵。

他的第一点误会，是相信“中央王国”、“中华帝国”是一个结块化的实体，从秦始皇之后就大体上没有变动。换句话说，中国是板结化的、静止不动的物体，没有人类社会那些激烈的变动与碰撞。

他的第二点误会，是否认中国文化、中国传统里的叛逆与造反精神。而中国文化之所以有激烈的造反精神，恰恰是因为没有一神教，没有绝对的神。在中国，天道或天命即人道，如果任何人——包括皇帝——不干人事，那么任何其他人都可以审判他，判定他有罪，然后推翻他。

但是中央王国论的底层逻辑，恰恰包括扎根在一神教的种族主义，把“中国人”设定成绵羊，温顺、麻木、没有思想、没有意志。勇气，思想，意志，都是单属于“野蛮人”的。

因此，在中央王国论里，中国历史里不可能发生那些连绵不断的动乱与战乱，更没有大大小小不断的农民起义。这就是说，中国是和平的，也是静滞的、死气沉沉的。

在另一场对话里，萨克斯教授同样真诚地说：

从汉代起，中国就建立了一套制度，从此以后就没有改变，一直沿用到今天。

这当然也是同样性质的误会。稍微关心中国政治史与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历朝历代都在努力总结前朝教训，建立新的制度，以便避免前朝的积弊。然而解决旧问题的努力总是引出新的问题，因此，读中国的政治史总给人挫败之感。然而，恰恰是在不断失败不断努力的过程中，中国文明在一直踉踉跄跄前进。（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反对诋毁和否定清朝。）用我们在中学政治课上学到的道理讲，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是个“扬弃”的过程，后来的尝试未必更合理更成功，甚至未必是进步，反而可能是到退，但尝试从来没有停止过。

实际上，稍微用心想一下，就能意识到：

怎么可能有那么个地方，那么个文明，从两千多年起（如“应许还是威胁”那样的疯狂，则声称是三四千年起；基辛格则暗示从上帝创世之始）就一直原封不动地延续下来，没有大的变化，内部没有激烈的冲突与斗争？

实际上，中国真正的奇迹是：

尽管所有的努力似乎结果都很挫败，尽管有那么多的不公，尽管那么多的不公引发了持续的激烈斗争，有那么多的灾荒与不幸，但仍然形成了绵绵的辉煌的文明，人们在不幸中同样不断创造福祉？——包括发达的农业与手工业，医学，算术，等等，有力地提高了“中国人”的生存水平。

但是中央王国论成功地让人们避免去想到中国文明的复杂性，避免想象“中国人”最有反抗精神，充满创造力，热爱思想，热爱从思想到行动的交锋。该伪史观坚持宣称，有“中国人”这样一种人，他们歧视野蛮人，但同时懦弱，被动，干等着野蛮人来入侵。

然而，能够接受这种设定，前提只有一个，那就是相信创世神话，相信这个世界是神的造物，“中国王国”的一切，包括“中国人”，都是一次性成型的产品。

这里不是在针对萨克斯教授，他的正义感，他的洞察力与见识，让我们中国网民很敬佩。但从他身上反映出，在西方以及西方笼罩的世界，文化精英、知识分子越是努力试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就越容易掉进中央王国论。而且，由于从小浸淫在特定的文化传统里，他们很难意识到中央王国论的荒谬。

这种现象是由西方中国史的神学特性决定的。西方中国史的底层逻辑是，中国的一切，帝国、皇帝、思想、文明成就等等，包括某种“人”，都是上帝动用工匠精神手搓出来的精细产品。产品当然只有一次制作过程，然后就原封不动地放在某个地方了。比如长城的真实历史，他们怎么也记不住，不管导游怎么介绍，最终，在他们的心目中，从北京郊区横亘而过的那条长城就是秦代树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