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从“国军主旋律”影片的一个细节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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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因为兴趣……不,更准确地说,是因为斗争的需要,看了几乎全部的“国军主旋律”电影,发现很多影片都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决战开始前,国军长官往往会让士兵自报籍贯,得到答案后,再讲一番“誓以我命固我土”之类的大道理。

比如,在《铁血昆仑关》《捍卫者》中,都有长官在阵前一一询问士兵“你是哪里人?”的桥段,在管虎执导的《八佰》中,更让国军士兵身上绑着手榴弹,一边自报家门——XX(地名)XXX(姓名)——一边从楼上纵身跳下,与日军同归于尽。

顺便说一句,在四行仓库短短几天的战斗中,没有出现士兵身绑手榴弹从楼上跳下的战例,这纯属编导虚构,我对此有专文考证【点击阅读】,这里不赘。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国军长官为什么不问士兵的出身?

比如:你当兵前是干什么的?农民?雇农?长工?短工?做小买卖的?家里有地吗?是自愿当兵还是被抓壮丁?等等。

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人民电影中,也有许多人民军队基层干部和新入伍战士交流的桥段,这种交流,无一例外都从询问家庭出身开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

仔细一想,倒也简单:国军长官不能询问士兵的出身,因为报了出身,就会发现,这些士兵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的社会结构中,都属于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很多人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没有任何政治与经济权利,当兵前,受到土豪劣绅的奴役,当兵后,又被国军长官喝兵血——他们与国军长官挂在嘴边上的“我土”,完全缺乏有机的联系。

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军长官又怎么敢询问士兵的出身呢?如果询问了出身,不仅不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反而会让士兵对战斗意义产生怀疑。

所以,国军长官只敢问士兵的籍贯,你是哪个省的?哪个县的?以便通过某种地域认同,唤起士兵对故乡的朴素情感,进而起到激励士气的目的。

不能说这种做法完全无效,但这只能使士兵和“我土”建立起一种浅层次的、表面的、物理性的联系,而无法在政治和经济意义上与民族国家建立起深层次的、有机的联系。

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惨烈的:国军士气始终是低迷的,战斗力是低下的,以至于抗战八年,除了初期的台儿庄一役外,没有能够拿得出手的胜仗,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还在丧师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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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种状况,根本原因就在于:蒋介石在1927年,通过发动反革命政变上台后,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社会改良。

这里的“反革命”,指的是“反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一方面,蒋介石自己蜕变为最大的军阀,使“打倒军阀”的目标落空,另一方面,他投靠英美帝国主义,使“打倒帝国主义”的目标落空。

在此基础上,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蒋介石变孙中山的“扶助工农”政策为“摧残工农”,成了真正的人民公敌。

蒋介石叛变在政治上的后果是:在其统治大陆的22年间,根本就没有建立真正的民族命运共同体,在处于统治地位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之间,存在着深深的,无法跨越的鸿沟。

许多热衷于拍摄“国军主旋律”的编导,有着美化国军,改写抗战历史的强烈动机,然而也无法跨越这条鸿沟,他们想把国军士兵表现得壮怀激烈,但无法解释士兵的动机,于是只好用“你是哪里人?”来搪塞观众,甚至蓄意欺骗观众。

与之呈鲜明对照的是,八路军、新四句的基层干部,总是从询问出身开始对战士进行政治启蒙与动员,其全部的努力,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句话:毛主席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从改善最底层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地位——抗战时期主要体现为“二五减租”与“三三制政权”——入手,来建构民族共同体的,这一路线最终使中华民族凝聚成了一个坚如磐石的命运共同体,“占人类总数的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今天,为什么要批判“国军主旋律”?

批判“国军主旋律”影片,并不仅仅是为了纠结历史,而是因为“国军主旋律”影片,实际上反映了一小批既得利益者隐秘的渴望:在不做出任何利益让步,不改善底层民众的政治经济地位的情况下,单凭廉价鸡血,就召唤出民族主义热情。

他们能做到吗?

质之历史,则不能。

质之当下,只能说,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擦亮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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