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应该统治世界的》试写第四章《天命》第二节

感谢私信催更的朋友。在写这个系列的时候，注意到西方对“天命”的痴迷。刚刚发了一篇相关讨论，观友们给以了精彩的评论：

​https://www.guancha.cn/wumaiye/2024_10_26_753107.shtml

围绕该话题，该仔细研究的还很多，因此写成了长稿，作为”成吉思汗”系列即《他们应该统治世界的》  新一章。               

他们应该统治世界的          

 ——They  Should  Rule  the  World

第四章   天命——Mandate  of Heaven

第一节   天命等于上帝与中国皇帝立约？

（此节即上面链接中正式发表文章的第一节，此处从略）

第二节  天命是上帝颁发的信托令？

美国通俗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在《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以下简称“史迪威”）里如此简介：

“中国纵贯其历史，都相信她自己是文明的中心，由野蛮人们包围着。她是中央王国，宇宙的中心，其皇帝为天子（Son of Heaven），由天命（Mandate of Heaven）所统治。”

从塔奇曼真诚的文字可以看出来，在西方，天命的对译词组Mandate of Heaven，是嵌合在一套完整的中国史观里。因此，不能孤立地讨论西方文化里天命一词的含义，而要将其置于西方的中国史观内观察。

在英语世界，中国文化里的特定词汇“天命”，统一翻译成Mandate of Heaven。然而，实际上，Mandate of Heaven所蕴含的理论内容与中国文化里的天命没有一丝相合的成分。经由“中国通”们的演绎，这一词组变成了“中国皇帝”与“中华帝国”的专属品。

heaven本意为“天、天空”，但一旦首字母大写，便成了“上天、上帝”以及“天堂、天国”。mandate的意思则包括：

（书面）命令；委任统治权；授权，委任；受命进行的工作；指令；（罗马教皇发布的）圣职授任令；（罗马法中的）委任契约；代理契约，（英国法律中的）私人财产委托。（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

如果把Mandate of Heaven直译，那就是“上帝对神圣统治的委任”、“上帝的授权”、“上帝授命代治的契约”之类的意思。在西方现代文明里，该词组也确实就是那一类含义。乔纳森·芬比（Jonathan Fenby）于2008年出版的英语通俗历史读物《龙之宝座》（The Dragon Throne）就给读者解释“由诸神把天命交给统治者的那一理论”（the theory of the Mandate of Heaven handed down by the gods to the ruler）。   

西方汉学家为什么如此翻译？那是需要用专著去分析的。至少有两点很清楚：

其一，汉学家们从一开始就把天命的命理解成了命令或任命。参考费正清、崔瑞德等主编的《剑桥中国秦汉史》“班彪关于天命的论文”一节即可看出来，西方汉学家是把“受命于天”简单地理解成了“从上帝那里接受任命”。

其二，也是更为根本的原因，是他们陷在亚伯拉罕三教的叙事模式与思维方式里跳不出来。

一个例子是德国慕尼黑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霍斯特·J.赫勒（Horst J. Helle，中文名又译作“何磊”)于2017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应许还是威胁？——一场文化的比较研究》（China: Promise or Threat?A Comparison of Cultures，以下简称“应许还是威胁”），其中两节《甲骨文：上帝的委任（按，即天命）》（Oracle-Bones: The Mandate of Heaven ）、《上帝的委任与客观的秩序》（Heavenly Mandate and Objective Order），阐述他对“天命”——Mandate of Heaven的歪解，惨不忍睹。诸如：

“古希腊的大神宙斯尽管拥有全部的神力，但仍然受制于预先设定的命运规则，即使他也没有万能的力量加以改变，而（商代人的神化祖先——帝）也是类似的方式。帝（Di）成为命运（fate）的中国版拟人化代表。

人们不再直接宣称，是帝以帝国的权力（imperial powers）授命于这个或那个部族，更为普遍的是谈论上帝的委任（即天命。为方便感受原文语境，以下将视情况把天命表达为上帝的委任）。是帝，而且可能还有围绕在他周围的众多祖先与宇宙中的精灵，奖励出那一委任，或者收回那一委任。于是，就此，世上便不再有用于控制皇帝行为的机构，因为(中国皇帝作为)上帝的信托人(the heavenly trustees of the mandate)，所接受的信托乃是统治大地(to rule the earth )的委任，而在这个世界上并无相应的抗衡物。这部分地解释了，与欧洲中世纪统治者相比，何以中国皇帝的权力是那么的非凡与绝对。”

（我去笑一会儿。各位也抓紧时间笑一会儿，免得待会儿笑呛到。）

在如此非凡和绝对的误会里，那位德国教授长篇大论地展开了文化比较，诸如：

“然而，可以假设的是，至少，西方的上帝在其形象的变迁中导向一种父亲的隐喻，影响到西方的家庭生活。在那里，家庭的形象以神界为基础，建立在对‘天国的父’的信仰上……而在中国，帝国政府(imperial government)的世俗机构，变成为在云端之上由帝统治的宫廷的模版。

中国的神‘帝’被理解成‘天国里的皇帝’(emperor in heaven)：甲骨上的刻文提及帝如何在他‘神性的官僚机制’的帮助下统治宇宙，以及他如何向这个世界发送信使，那些信使的头衔，是在政治层面的行政中打滚儿的人们所熟悉的。那些上帝的送信人不是称为‘天使’，而是唤作类似‘上帝的外交大使’(heavenly ambassador)、‘神界国务卿’(divine secretary of state)的名称。”

读上述最后一段让我空前地痛感自己没文化，都不知道商代的政治学家在甲骨上咔咔刻出了那么高深的帝国理论。

商 《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 正面。河南安阳出土，高32.2cm，宽19.8cm，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是甲骨文断代第一期商武王时期的一块牛胛骨版记事刻辞。骨版巨大且完整，正反两面共有一百六十余字，背面字内填朱，色彩炫丽，内容为商代社会生活和天气等方面情况，有重要的文史价值。字体瘦硬劲直，工整端严。 风格豪放，字形大小错落，生动有致，各尽其态，富有变化而又自然潇洒。

相关释文。（引自知乎萧熠“甲骨文《商 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再译”）

赫勒的一段“文化比较研究”极具启发性：      

“在西方传统中，犹太人如此看待他们的上帝：那上帝进入了与他的人民（按，即犹太人）立约的状态( entering into a contract with his people)，然后，即使人们违反了所立的约（breaks the agreement），上帝也仍然会遵守那约。而在周公给出的‘上帝难以依赖’（即天不可信）的警告中，显示出似乎其中也存在着客观标准，一位统治者的表现会受到那客观标准的审判，如果显得必要的话，‘上帝的委任’有可能被收回。”

这种所谓的对比研究恰恰暴露出，作者的脑子里只有他从小熟悉的宗教模式，只能把他熟悉的模式四处乱套。在彻底的误会当中，赫勒展开了中西的比较研究，结论包括：

其一，把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论拉出来，证明西方文明肯定进步与普世主义，所以不比不知道，一比西方都赢麻了。

其二，“(鸦片战争以后)来自日本、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军事威胁同侵略，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列强对华的傲慢外交，由中国的知识分子理解为，历史形势在迫使这一中心国家接管西方的方式，并且那是一种应许（a historic situation compelling the Center Country to take over Western ways as a promise）。”“中国人希望从西方那里学习的，是中西关系中的一种应许(a promise in the East-West-Relation)。而他们所做到的，则是一种威胁。”

中国读者可能很难理解该位德国知识分子的意思，他是化用了“得天命”与“失天命”的西方歪曲版，推出了“得应许”和“夺应许”的新理论，警告西方人说：

西方文明天然地含有进步的本性、普世主义的本性，原因在于从上帝那里获得了一种“应许”。也就是说，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进步性与普世主义，都是上帝一高兴白给西方人的，并不是西方人凭借自身智慧创造出来的，连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是上帝搓出来的。没想到鸦片战争打开了一道门，让中国知识分子逐渐发现了西方人所拥有的那种应许，于是就下决心把它夺过来，变成由中国人独占的“应许”。要把西方文明的老本儿都给夺了，那当然对西方人构成了威胁。

赫勒的理论曝光了一种情况，那就是，西方在近年出现“中国威胁论”，原因是综合性的，其中深藏着宗教观念。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右翼人物们表面一幅现代人的样子，内心却翻腾着宗教制造的迷信，是迷信控制着他们关于中国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