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东三环华威桥附近的居民周先生，每日通勤至西二环的办公室，途中必须经过一家大型三甲医院周边的拥堵路段。他无奈地描述了那里的交通状况：“车辆堵得动弹不得，医院门前短短几百米的道路，有时开车竟能耗费半小时。”周先生亲眼目睹了救护车在几乎停滞的车流中难以前行，以及行动不便的患者因长时间堵车而不得不在家人搀扶下步行前往医院。
《法治日报》记者在对北京、江苏、河南、广东等地的多家三甲医院进行实地走访时发现，高峰时段医院门前的主路和辅路常常被车辆堵得水泄不通，车流几乎停滞不前；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鸣笛声和叫骂声，场面混乱。部分医院还出现了高价带路停车的“黄牛”。
成都市卫健委近期召集市内19家医院讨论治堵问题，几乎所有医院代表都坦承存在交通拥堵问题，其中停车难是主要原因之一。许多患者抱怨停车排队的时间甚至超过了看病时间，并对非就诊车辆占用医院停车位表示质疑。
专家指出，解决医院停车难问题需要综合施策、对症下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提高车位周转效率，例如推行预约车位服务，患者可以通过App预约停车，实现供需精准对接，并实施阶梯收费，通过价格杠杆引导短时停车；或者在医院建设地下、立体车库，增加车位供给；提供更多就医交通选择，加强公共交通与医院之间的衔接，合理设置公共交通站点；此外，还需大力推行分级诊疗，避免优质医疗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大医院。
天津市河东区的张先生家的孩子每次生病去医院，停车难都是一大难题。他们为了孩子方便，选择自驾前往医院，但停车成了大问题。张先生表示，他们不得不将车停在对面大厦的地面停车场或附近商场的地下停车场，费用远高于医院停车场（白天外面停车场6元/小时，院内停车场2元/小时）。“没办法，因为医院根本‘进’不去。”
北京市北五环的于女士怀孕3个月，家人选择了某三甲医院国际部进行产检和生产。尽管该院国际部停车位相对宽松，但排队等候的车辆太多，导致车位一位难求。“有几次，我产检都结束了，我先生还没能等到车位。”于女士说。
记者在江苏南京某三甲医院观察到，许多患者选择将车辆停在医院附近的广场，然后步行前往医院。一位患者家属告诉记者，进入医院停车场的路很窄，且一边道路还有道边停车位，想进入停车场至少需要20分钟，而且堵车是常态，进出医院会耽误很长时间。对于行动不便的患者来说，可能只能在队列中慢慢等待。
北京朝阳的王女士表示，她希望就诊车辆能够将车停得更远一些，至少不要停在非机动车道上。她骑电动自行车上下班时会经过一家三甲医院，常常被迫在非机动车道上停下。“接近医院门口大概五六十米，非机动车道上全部是一辆辆行驶缓慢、打算开进医院的车辆，导致最右侧非机动车道只剩下很窄的一段。我只得下车推过医院门口。”
医院停车位供给不足是许多医院，尤其是知名三甲医院面临的普遍问题。例如，四川省肿瘤医院2023年门诊量达76万余人次，日均门诊量达3000人次以上，且一年住院患者超8万人次，而医院的车位仅有830个。
天津市民李先生曾前往天津某医院就诊，排队20多分钟好不容易进入停车场，但找停车位又用了很长时间，最后只能又开了出去。他观察到，除了医院停车位不足外，一些医院位于繁华地段，有游客、居民将车辆停在院内，加剧了停车难问题。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郑毅表示，医院停车难已经成为一项较为突出的民生问题，不仅直接关乎医疗服务的供给质量，也是直观反映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多地积极探索治理医院停车难问题。例如，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发布《我市持续推进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多部门多举措开展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累计治理医院133家。
受访专家指出，医院停车难问题不仅仅是交通拥堵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医院、交通、住建、城市规划等多部门合力解决。停车难的底层问题是供需不平衡，应在法律制度层面对症下药。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刘志伟认为，在供给端，应当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有效实践探索的稳定性。实践中已经有不少医院开始探索差异化收费、与周边机构合作、增设摆渡车等方式缓解停车难问题，但尚未转化为普遍性的法律制度，也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对此，应当在立法中明确医院区分就诊车辆和非就诊车辆差异化收费的合法性，并建立多元主体合作的协同治理机制，以政府力量为牵引，以社会力量为补充，引导、鼓励医院周边停车设施运营机构与医院共享停车位，建设“停车+换乘”（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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