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的极客、向右转的硅谷——2024年美国大选中的科技行业

硅谷的变化是审视2024年美国大选时无法忽视的重要动态。当埃隆·马斯克在宾州小城巴特勒跃身上台、公开支持特朗普时，观众终于意识到，技术极客反主流文化、去政治化的时代已全然成为历史，硅谷开始在政治中大面积地“选边站”，保持中立已沦为硅谷的小众文化。由于TikTok、Instagram等平台中自媒体创作者深度参与对本次大选的讨论，2024年的美国大选被广泛称作“网红选举元年”（The First Influencer Election）。本文认为，在硅谷发生的一切同样值得关注和反思，甚至2024年亦应被视作“硅谷右转元年”。2024年美国大选中的科技行业内部撕裂感明显，一方面，硅谷科技精英的政治态度开始分化，在支持民主党或共和党间形成泾渭分明的对立阵营。另一方面，部分科技企业高管和雇员的立场出现明显差异，对美国政治的未来抱持不同期望。

一、向右看齐？硅谷精英与员工的大选“站位”

硅谷诞生以来，便宣传其中立自由精神，自诩不偏向任一党派，极力追求“小政府”，热衷于资本主义竞争原则、精英自主管理，以“乐观主义者”（optimist）自居。但长期以来，硅谷文化与民主党的价值观更为契合已成为共识。2017年斯坦福大学的一项调查揭示了科技企业家在种族宽容、非威权主义、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等方面的倾向，这些观点与民主党人的自由再分配、社会和全球主义政偏好。如2012年大选中，顶级科技公司中83%的员工、64%的创始人和投资者都为奥巴马捐款，时任谷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h Schmidt）甚至直接与奥巴马的竞选团队合作，提供技术支持。2016年大选中，包括脸书（现元宇宙）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berg）在内的众多硅谷精英公开表达对克林顿·希拉里的支持。即便是如今与特朗普“捆绑营销”的马斯克，在那场选举中也曾是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硅谷的科技人才还组成了一支超级科技团队，为希拉里开展线上营销、民意数据分析、开发“希拉里2016”等产品。

本次大选中，硅谷精英“向右转”的趋势开始浮现，共和党红开始在硅谷弥散，标志着硅谷政治生态的一次重大变化。第一，部分科技平台领军人物公开押宝特朗普。自特朗普在7月中旬遭遇暗杀未遂事件后，特斯拉和SpaceX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开始公开支持特朗普，个人捐款超过1.32亿美元。[1]马斯克还成立了支持特朗普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汇集了包括SpaceX前工程师史蒂芬·戴维斯（Steve Davis）、人工智能企业Palantir创始人乔·朗斯代尔（Joe Lonsdale）在内的多位硅谷创投人士。在更为著名的摇摆州奖励活动中，马斯克以每日抽取一人赢取100万美元的方式，号召选民支持关于保护言论的第一修正案和拥护枪支自由的第二修正案的请愿书。此外，WhatsApp（属元宇宙）的创始人扬·库姆（Jan Koum）也向特朗普捐款超2000万美元。曾经的民主党支持者、元宇宙公司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此次大选中未参与对任何一方捐款，并声称“没有计划”卷入这场选举，但由于他将特朗普幸免于暗杀称为“这一生中见过最了不起的事之一”，部分观点也将他视作共和党的支持者。

第二，加密货币领域的高管和科技投资者普遍为特朗普背书。特朗普在该领域的支持者包括BTC Inc.首席执行官大卫·贝利（David Bailey）、双子座交易所创始人温克埃沃思双胞胎（Winklevoss）、黑石集团董事长史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盈透证券董事长托马斯·彼得菲（Thomas Peterffy）等。其中，贝宝（PayPal）前总裁、比特币闪电网络公司（LightSpark）现首席执行官大卫·马库斯（David Marcus）的态度转变受到广泛关注，被认为是加密货币领域全面倒向共和党的标志性人物与事件。2024年8月，马库斯在X平台发布长文批评民主党控制选民言论自由、采取反创新的监管政策、实施加剧冲突的外交政策等，宣布他已“跨过卢比孔河”，不再是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转而支持共和党政府的回归。[2]根据彭博社整理所整理的在2024年竞选中捐款最高的20人名单，特朗普从该名单成员中所获捐款超过2.81亿美元，而哈里斯则所获捐款则约为6620万美元。[3]

在硅谷2024年的政治棋盘上，尽管特朗普赢得了部分科技界领袖的青睐，民主党候选人、副总统哈里斯在科技界所长期积累的“盟友”网络依旧不容忽视。领英创始人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为哈里斯的竞选活动捐款1000万美元，网飞（Netflix）联合创始人里德·哈斯廷斯（Reed Hastings）捐款700万美元，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也罕见地表露其政治倾向，向哈里斯捐款5000万美元。9月6日，88位美国商界领袖发表力挺哈里斯的公开信，签署者包括来自硅谷的知名风险投资家罗恩·康威（Ron Conway）、马克·库班（Mark Cuban）。信件称，她的当选是支持我们民主和经济持续强大、安全和可靠的最佳方式[…] 哈里斯副总统在推动刺激美国商业投资、确保美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竞争取胜方面有着良好的记录。[4]

图 1：部分硅谷企业（前）高管在2024年大选中的捐款额（单位：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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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在硅谷精英出现右转趋势的背景下，受雇于硅谷企业的工薪阶层选民依旧保持对民主党的稳定支持。例如，微软、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元宇宙等公司员工都向哈里斯副总统捐款数百万美元，数额超过相关超级富豪高管个人捐款。根据Quiver Quantitative数据，本文将部分硅谷巨头雇员在2024年大选中对两党候选人的捐款额及比例总结于图2。需注意的是，由于美国竞选法规定，仅有在选举活动中捐款超200美元的选民才需登记其雇主，因此该数据未能涵盖参与小额捐款的选民。

图 2 部分硅谷企业雇员在2024年大选中的捐款额（数据来自Quiver Quantitative）

一方面受硅谷悠久的中立传统影响，另一方面为规避在大选中“选边”失败的不利后果，部分硅谷精英选择在本次选举中保持中立。比如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既未公开表态支持哪一位候选人，也未向两党进行任何个人捐款。然而，上述硅谷精英在过往都曾表现出对民主党的倾向，奥特曼在2019年哈里斯参与民主党初选时就捐款支持她，库克、佩奇等也长期在性少数群体权利、环境等方面表现出对民主党倡议的支持。

二、商业思维还是政治追求？硅谷“政治化”背后的原因分析

曾经一度中立的硅谷为何大面积“政治化”？曾属民主党基本盘的硅谷精英又为何开始右转？11月12日，特朗普宣布将由马斯克领导一个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以“瓦解官僚机构、削减多余监管、减少浪费开支、重组联邦机构”为部门主要任务。从表面看，硅谷精英的“政治人”属性崛起，部分研究者认为，马斯克等深度介入选举等政治活动的目标就是换取个人政治地位提升。与此类观点不同，本文认为，本次大选中的“右转”仅仅意味着硅谷选择支持共和党作为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而非将政治结果作为其最终目标。大部分硅谷精英和企业的“经济人”思维仍在其决策中占据主导，硅谷极客们的行为逻辑依旧根植于对创新经济的痴迷，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大政府和监管控制的不满。两位候选人对涉科技行业政策的不同政见是硅谷天平开始向特朗普倾斜的最主要因素。

反垄断方面，拜登政府时期，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莉娜·汉（Lina Khan）与司法部的乔纳森·坎特（Jonathan Kanter）对大型科技公司开展大量诉讼、裁决和清算，这两位官员已被硅谷企业视作商业版图扩张、创新产品开发的障碍。在竞选过程中，由于关键摇摆州选民与科技企业在该问题上存在分歧，哈里斯选择模糊处理在这一议题上的态度。民主党民意调查机构Lake Research Partner指出，超65%的关键摇摆州选民均支持打击科技巨头的垄断行为，而哈里斯与科技企业密切关系或将以失去该部分选民支持为代价。[5]与此同时，谷歌的反垄断辩护律师凯伦·邓恩（Karen Dunn）曾帮助哈里斯准备总统辩论。在这些背景铺陈下，硅谷精英判断如哈里斯接任拜登，则将延续对上一届政府的反垄断政策，继续影响科技巨头的并购和小型企业的估值，进一步压缩硅谷企业的活动空间。

创新技术监管方面，哈里斯副总统长期以来强调人工智能在保护工人权利、公民隐私方面存在风险，[6]2024年民主党政纲亦强调本届政府在推动《人工智能权利法案蓝图》、“安全、可靠和可信赖地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行政令等原则性文件上所取得的成果。与此相对，特朗普在该问题上更关注如何支持联邦政府对新技术的研发投资，以推动美国人工智能技术突破。特朗普甚至承诺废除拜登的人工智能行政令，以“支持根植于言论自由和人类繁荣的人工智能发展”。[7]对于加密货币，拜登—哈里斯政府在2022年扩大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加密货币执法部门规模，[8]哈里斯的竞选搭档蒂姆·沃尔兹（Tim Walz）在明尼苏达州推动了有关保护消费者免受加密货币欺诈的法律出台。[9]共和党候选人则旨在为加密货币行业提供一个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特朗普在上一任期结束后大量投资加密货币，竞选搭档万斯也对加密货币公司持友好态度，多次以参议员身份致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the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质疑委员会在加密货币领域的不当执法行为。[10]共和党的政纲承诺将对加密货币采取一系列政策支持措施，包括结束民主党“非法、非美国式的加密货币打击行动”，反对创建央行数字货币，捍卫“挖矿”权利等。

在电动汽车方面，虽然特朗普曾主张削减拜登政府期间对特斯拉等品牌的补贴，但也同时提出一系列补偿性措施，包括取消购买新电动汽车的7500美元联邦税收抵免，抬高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关税等政策，以此平衡电车行业因失去补贴优惠而受到的影响。在该议题上，特朗普一度持消极态度，认为政府扶植该行业是“愚蠢的表现”。然而，马斯克对特朗普的支持最终使特朗普转变姿态——在8月3日的佐治亚州亚特兰大集会上，特朗普表示“我必须支持电动汽车，我别无选择”。此外，特朗普还承诺大幅减税富人和大公司，提议将最高企业税率从21%降至15%，进一步吸引科技巨头对他的支持。[11]

三、技术与政治的相互渗透：对四组关系的再反思

“技术手段有时是自我保护和自我增生的，技术并非所谓的中性工具，它的负荷价值包括政治价值。”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在1997年出版的《自动化技术》一书中指出了技术的非中立性和政治性。[12]硅谷技术的迅猛发展并未能摆脱这一论断，美国科技行业在2024年大选中的新动态是技术深度嵌入政治的现实写照。从技术与政治的勾连，到企业高管与员工之间的分歧，再到创新与监管的博弈，当前的科技动向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定位与影响。

第一，科技巨头与政府的“合谋”关系需得到反思。一方面，美国政治与安全依赖于科技巨头提供的高新技术。X（原推特）、Meta（Facebook）等社交平台的内容审核和舆论引导机制不仅塑造公共话语、设置议程，甚至可能影响选举结果。更重要的是，高新技术与国家防务安全高度挂钩。例如，SpaceX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和战略规划中的关键一环，不仅在NASA的阿波罗、阿尔忒米斯等计划中提供火箭，还通过Starlink项目为乌克兰战场提供通信支持，赋能美防务力量的向外延展。另一方面，硅谷企业的稳步发展也依赖于政府支持。这不仅体现在政府对关键技术的补贴和政策倾斜上，也包括放宽审查、减少监管等政策倾向。例如，特朗普上任后预计将对硅谷巨头的垄断地位采取相对更宽容的态度，这将帮助这些公司继续扩大商业版图、巩固市场地位、延续对创新生态系统的主导。这种技术与政治的共生关系使得科技巨头和硅谷精英不仅仅掌握经济力量，更成为国家政策和权力结构的一部分。

第二，硅谷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分化”立场需得到反思。上文所提及的斯坦福调查报告的作者之一尼尔·马洛特拉（Neil Malhotra）指出，虽然科技公司创始人的政治观点出现向右摆动趋势，但将“Twitter上最直言不讳的人”（马斯克）与整个行业和所有行业精英观点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在精英高管和投资者下注特朗普的同时，他们的雇员依旧坚守在民主党阵营中。从科技精英角度而言，美国《联邦竞选法》（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虽然禁止公司本身向联邦竞选活动捐款，但并未限制个人向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的额度，因此这一小撮掌握集中财富的硅谷超级富豪能够对美国选举结果和政治格局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然而，从员工角度而言，雇主与员工以及员工之间在政治话题上的分歧可能造成工作场所的紧张，包括导致雇员对公司文化和价值观的担忧，由于为“支持他们所反对的政客的公司”工作而出现矛盾心理，进而引发潜在的抗议、罢工或辞职。[13]

第三，政治场域向消费场域的“入侵”趋势需得到反思。企业对政治话题表态、消费者对特定品牌抵制已成为一种新潮流，在新一轮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以及本次大选中都有相关例证。2024年的盖洛普调查显示，仅38%的美国成年受访者支持“企业对时事公开表态”（2022年的调查结果为48%）。[14]在具体议题上，这些支持企业发声的受访者更倾向于赞同企业就气候变化、心理健康、言论自由和医疗保健问题表达立场，而更不支持企业在枪支法、移民政策、国际冲突、堕胎、宗教等问题上站队。此外，仅17%的受访者认为企业应就具体的政治候选人做出公开选择，但少数受访者也表示，他们更倾向于购买那些在选举立场上与自己态度一致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政治认同与消费行为日益紧密的结合，一是凸显出企业在公众视野中成为政治角色，品牌被赋予“价值观符号”的意义，二是消费行为成为公众向企业和政府政治表达的中介工具，或反映出公众对传统政治参与手段的信任不足。

第四，技术进步与风险监管的相互博弈需得到反思。反对拜登政府的科技监管政策是此次大选中硅谷精英“反水”的第一大理由，然而，科技创新与风险监管真的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吗？在该问题上，硅谷极客与公共政策专家间的张力明显。硅谷所代表的创新力量不断突破技术边界，主张“先行动、后规范”的模式。以人工智能监管为例，科技巨头对虽然公开声称自愿配合风险管控，但却在闭门会议中抵制有约束力的监管，倾向企业自我检查、自愿合规的模式。[15]监管法律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努·布拉德福德（Anu Bradford）在十月发布最新研究《数字监管与创新之间的错误选择》，指出数字监管与技术进步的关联复杂性远超乎“监管抑制创新”的简单逻辑，并呼吁学术界就数字监管的成本和收益开展更有成效的对话，以引导政府不要在审慎监管和放任创新间做出错误选择。[16]

2024年美国大选中硅谷的动向不仅揭示了科技行业内部日益加深的政治分化，也为技术与政治双向互动的复杂格局提供了一个鲜明的缩影。曾以“去政治化”和创新驱动自我标榜的硅谷，现已成为政治角力的前沿舞台。技术极客的政治化和硅谷企业的右转趋势，反映出资本与科技力量如何深度嵌入美国的政治生态。未来，技术和政治的互动势必继续涌现新现象、新特征，二者既纠缠共生又相互竞争，推动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

[1] 注：文中高管捐款数据均来自OpenSecrets或彭博社（Bloomberg）；企业员工捐款数据均来自Quiver Quantitative。

[2] 见马库斯X账号推文：https://x.com/davidmarcus/status/1818700003810197698

[3] Kristine Owram and Bill Allison, “The Billionaire Backers,” September 10, 2024, https://www.bloomberg.com/features/2024-billionaire-donors-us-election/，访问日期：2024年11月6日。

[4] Megan Cassella, “Eighty-eighty Corporate Leaders Endorse Harris in New Letter, including CEOs of Yelp, Box,” CNBC, September 6, 2024,; https://www.cnbc.com/2024/09/06/harris-endorsed-trump-murdoch-yelp-snap-ripple.html, 访问日期：2024年10月30日。

[5] 参考Brendan Bordelon and Adam Cancryn, “Should Kamala Harris embrace Lina Khan?”, , October 24, 2024,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4/10/24/kamala-harris-lina-khan-00185345, 访问日期：2024年10月30日。

[6] “Fact Sheet: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 Unveils Critical Steps to Protect Workers from Risk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ite House, May 16, 2024,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4/05/16/fact-sheet-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unveils-critical-steps-to-protect-workers-from-risks-of-artificial-intelligence/, 访问日期：2024年11月9日。

[7] “2024 Republican Party Platform,”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2024-republican-party-platform, 访问日期：2024年11月9日。

[8] “SEC Nearly Doubles Size of Enforcement’s Crypto Assets and Cyber Unit,”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May 3, 2022, https://www.sec.gov/newsroom/press-releases/2022-78, 访问日期：2024年11月9日。

[9] “New Minnesota Crypto Law Goes into Effect to Protect Consumers against Fraud,” The Minnesota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ugust 2, 2024, https://mn.gov/commerce/news/?id=17-639189, 访问日期：2024年11月9日。

[10] 参考“Senator Vance Raises Concerns Over SEC Enforcement Misconduct,” JD Vance, February 8, 2024, https://www.vance.senate.gov/press-releases/senator-vance-raises-concerns-over-sec-enforcement-misconduct/, 访问日期：2024年11月9日；”Senator Vance & Tillis Demand Explanation for the SEC’s Errant Announcement of the Approval of Spot-Bitcoin ETFs,” JD Vance, January 9, 2024, https://www.vance.senate.gov/press-releases/senators-vance-tillis-demand-explanation-for-the-secs-errant-announcement-of-the-approval-of-spot-bitcoin-etfs/, 访问日期：2024年11月9日。

[11] Oliver Milman, “Trump Says He Has ‘No Choice’ but to back EVs after Musk Endorsement,” The Guardian, August 5, 2024,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article/2024/aug/05/trump-endorses-electric-vehicles-elon-musk, 访问日期：2024年11月9日。

[12] Langdon Winner,;Autonomous Technolog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7, pp. 25-30.;

[13] 有关工作场所政治分歧的调查与分析可参考：Angelo Mendoza, “40% of Gen Z and Millennial Workers Would Quit a Job Over Political Differences in the Workplace,” Indeed, September 5, 2024, https://www.indeed.com/career-advice/news/political-differences-workplace, 访问日期：2024年10月31日。

[14] Zach Hrynowski,“American Still Want Business to Stay Quiet on Public Policy,” Gallup, August 13, 2024, https://news.gallup.com/poll/648269/americans-business-stay-quiet-public-policy.aspx, 访问日期：2024年10月30日。

[15] 参考Hensall Will,“Big Tech is Dominating the AI Lobbying Frenzy in Washington,” TIME, April 30, 2024, https://time.com/6972134/ai-lobbying-tech-policy-surge/, 访问日期：2024年10月20日。

[16] Anu Bradford,“The False Choice Between Digital 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118, Issue 2, October 6,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