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浙江温州苍南县的龙港镇成为全国首个撤镇改市的镇，龙港镇直接改为县级龙港市，温州代管，浙江省直辖。
设市之前的龙港镇，位列全国百强镇第17名，GDP超过300亿元，常住人口近40万人，超过许多县域的体量。
设市之后，2024年，县级龙港市GDP总量飙升到410亿元，经济增速领跑于浙江各大县域，率先实现“全域城市化、就地市民化”常住人口增长21.3%，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98.2%。
不过，近两年，受“行政区划总体稳定”政策影响，撤镇设市、撤县设区/市及城市合并等举措均暂缓。因此，龙港至今仍为全国唯一由镇直接升级为县级市的特大镇，其扩容模式多年未获推广。
如今，撤镇改市似乎又要来了。
这话可不是空穴来风，前不久，《中国社会报》刊发了一篇由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司长刘涛署名撰写的文章《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持续深化区划地名工作改革创新》。其中，文章提到了“研究特大镇设市的新路径、新模式，打造县域经济增长点”。
更早在今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深化赋予特大镇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管理权改革”。
我国有多少乡镇？据第七次人口普查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一共有333个地级市，2844个区县，38739个乡镇。
虽然都是乡镇，但“同名不同命”，发展水平可不能相提并论。
在这三万多个乡镇里，GDP总量超过百亿的有100多个。更有少数经济重镇跨越了千亿元GDP的门槛，其人口规模与部分县域相媲美。以佛山市的北滘镇为例，该镇在2023年GDP总量1453亿元，超越了广东省内的汕尾、梅州、潮州、河源、云浮五个地级市。此外，佛山狮山镇，苏州玉山镇、杨舍镇，遵义茅台镇，也都跻身千亿镇的行列。
要知道，全国范围内，GDP突破千亿元的县级行政区尚不足60个，而超过500亿元的也不过数百个。所以这些经济强镇，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普通的乡镇。
然而，作为基层行政单位的乡镇，即便经济再发达，也面临着诸多体制性束缚。
缺乏独立的规划审批权、房产事务管理权，土地供应受限，财政分配受制于县级政府等，这些都是制约经济强镇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财权、事权、地权、人事权的不对等，使得这些实力强劲的乡镇在行政管理上显得力不从心。
2014年，龙港申报撤镇改市时，就有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表示，“我们是市一级的要求，县一级的工作量，镇一级的体制，很难运作。媒体经常说小马拉大车，我看其实是老马拉火车。”
当年300亿的龙港已是“老马拉火车”，如今的千亿强镇呢？
而撤镇设市则意味着行政级别的实质性提升，是从“乡镇”向“城市”的转型。不仅将赋予这些经济强镇更多的自主发展权，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更有助于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构建更加均衡、协调的区域经济格局。
不过，也应该看到的是，撤镇设市难度并不低，当年龙港撤镇改市也是经历了十几年的努力。
毕竟，特大镇对于县域经济中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一旦启动“撤镇设市”的转型之路，便需直面与县域间关系的重新定位与协调，以及县域自身在新格局下的持续发展策略。这不仅是地理行政边界的重塑，更是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多维度挑战的集合。
同时，我国行政区划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我国每一项新增的县级市都需精心规划，避免行政机构臃肿。
鉴于此，当前“撤镇设市”的动向虽引人关注，但其能否全面铺开，仍需时间与实践的检验。（内容来源|华博商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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